礼俗互动传统中的顾炎武风俗教化观及其现代启示

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的"礼俗互动"话语及其实践,建构了传统社会的统一性。顾炎武的风俗教化观是传统"礼俗互动"的缩影,他认为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风俗是全民性的,论世必考其风俗,历史兴衰与风俗美恶联系紧密。整顿风俗必然要以礼乐教化为纪纲,"民德厚而礼俗成"是其风俗教化观的主要宗旨,其风俗教化观对当下的礼俗互动话语具有一定的现代启示意义。新格局下的"礼俗互动"话语及其实践方兴未艾,传统礼俗的现代性转化及其互动为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发挥这种本土思想资源在国家治理与民间自治上的社会整合功能,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风习的在地化——方俗的历史研究与当代价值

"方俗"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指特定区域内民众相对稳定的地方性生活模式与惯习.从民俗学语境出发,方俗具有如下特点:首先,辨析"方俗"与意涵相似的"风俗"一词之异同,方俗侧重地方性、静态性,风俗侧重流行性、扩布性与社会整体性,风俗与方俗犹如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风俗是方俗的"社会化",方俗是风俗的在地化.其次,方俗作为地方社会的文化表征,在塑造区域地方性、构建民众地方感的过程中有重要功用.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正确审视方俗能够反窥和理解地方社会,合理利用方俗有益于地方社会治理,有助于实现因俗而治、因地善治.     

入幕之宾:“不在其位,代谋其政

正孔夫子有句名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见《论语·泰伯》以及《论语·宪问》)。可是幕友没有官职,也不是国家聘用人员,只是作为长官的朋友来辅助处理政事,真可说是"不在其位,代谋其政"。幕友解释不是在代为施行治理,而只是在帮助施行治理,是所谓的"佐治"。一、晚明的官场风俗晚明小说《醒世姻缘传》第八十四回     

“辩风正俗”:应劭对风俗与政治关系的新思考

面对东汉末风俗日益败坏的局面,应劭在《风俗通义》中对风俗和政治的关系作了一些新的思考。其一,应劭首次提出以"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为宗旨的风俗观念,极大提升了人们对风俗在政治生活中重要地位的认知。其二,应劭更注重对下层民众风俗和时俗的认知,使得风俗概念更加具体化,更加切近现实政治,也更易为人们所理解。其三,应劭提出风俗存在两种形式——"本俗"与"正俗",进一步丰富了两汉风俗观念的政治文化内涵,也为其"辩风正俗"提供了阐释与拓展的空间。     

民间文学：现代中国民众的“道德-政治”反抗——欧达伟《中国民众思想史论》对《定县秧歌选》的研究之研究

一发现中国革命的民众基础 文学作品的主题内容作为愿望的表达从来为执政者、研究者所重视,一般常识也认为,与作家作品不同,来自民间的口头文学往往传达了民众的群体声音,因此从周代以来,天子就有"采诗"之举以"观风知政",于是有了乐府(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也记录俚语小说,于是有了"稗官"(<汉书·艺文志>).晚明的文人和五四学者都在时调俗曲中发现了足以"发名教之伪药"的"男女之真情"(明·冯梦龙<叙山歌>);而共产主义者则在民间文学中确认了现代中国革命的民众思想基础--反抗斗争精神.     

晚明劝善思潮的宗教性与世俗性

<正>讨论"晚明劝善思潮的宗教性与世俗性"这样的一个话题,首先要证明这个话题是否存在且有意义:晚明劝善思想能否称之为一种思潮?什么是宗教性?什么是世俗性?一种思想被称之为思潮,是因其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是在一定时期内反映了一定数量人的社会愿望。晚明的劝善,称之为思想运动或思潮均不为过,因为有众多的儒家士大夫投身于当时的劝善理论与实践当中,其中著名的有吕坤、杨东明、高攀龙、袁黄、陈龙正、刘宗周、陈瑚、颜茂猷等。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     

从匡赞风雅到鼓吹休隆:丛书与明清文化转型——以《檀几丛书》《昭代丛书》为例

丛书因其开放与灵活的形式,天然地成为知识汇聚的良好载体而与思想文化联系紧密。在明清文化转型的脉络中,《檀几丛书》《昭代丛书》因其编选清初时人小品所具有的"灵敏性",在这种与思想文化密切相关的特质上更具有典型意义。晚明以来崇尚个人主体性、满足自我情感欲望的文化氛围,塑造了《檀几丛书》文本的"私"领域特质。而在清初构建王朝统治合法性、政治权力积极介入文化领域的局势下,整合社会秩序、粉饰王朝形象的要求则促使《昭代丛书》在编纂过程中逐渐偏向"公"领域知识。丛书中"公"对"私"的知识压制,营造了"昭代"文化对"晚明"文化的胜利景象。由此可见,书籍不仅是文化的被塑造物,而且是其构建力量。     

清代知县改教述论

雍正帝即位之初借鉴明制,规定将一些才力不及的知县降改为教职,并定为成例。此后,知县改教之例进一步完善,但在制度实施运行的过程中,某些弊端凸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整饬吏治、慎重铨选、疏通仕途和推行教化的“四难”。乾隆以降的多位皇帝对此例加以限制调整,将作为铨选制度一部分的知县改教延续到清亡。通过皇帝、督抚、读书人及改教者对该例的不同认识,可以窥探其长期运行的原因。而将该例与铨选、科举、学校、治吏等制度或事项联系考察,会发现更加丰富复杂的面相,亦能借此检讨清代国家治理的机制及州县政府职能的平衡与冲突。     

晚明名妓的气质与形象及其文化透视

名妓文化是晚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晚明名妓清丽脱俗的气质与形象体现在三个方面:衣着风貌的艺术美,居住环境的雅致美,行为举止的脱俗美。这种表现与她们的艺术修养以及晚明空灵的士风相关,也与名妓心理上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可和朦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密切相连;从文化层面看,晚明名妓在此方面的刻意追求反映了晚明市民文化、娱乐文化、思想文化等社会文化风尚的变化趋向。     

竟陵派与晚明时代

晚明时代出现的著名文学流派竟陵派 ,集中体现了晚明的时代特征。其选评的唐及唐以前诗歌 ,由于带有明显时代特色而成为流行一时的文学普及读物 ;其所倡导的以“幽深孤峭”而体现的“灵性” ,则是晚明追求个性化的时代特征的反映。但因其处于急功近利的浮躁的晚明时代 ,故一定程度上带有“学殖不深”的缺点。清初士人对于竟陵的批评 ,系出于对明亡的总结 ,是对晚明时代的批评 ,而非单纯的文学批评。“五四”以后以及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出现的竟陵派与晚明文学热 ,体现了晚明时代社会转型期文化对于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     

读志所以资政

方志有资政、教化、存史三大作用,以资政为要。在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每到一处,入乡问俗,先找方志,查阅山川形势、关隘要塞、风俗民情等等,作为发动民众、指挥战斗的重要参考。在建设年代,许多领导干部重视修志,带头读志,运用方志,指导地方建设。但也有一些同志忽视方志,当地人不知道当地的历史,闹出笑话。     

浅谈黑龙江民俗文化

<正>民俗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是在普通人民群众(相对于官方)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它具有普遍性、传承性和变异性。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     

20世纪西方学者对中古宗教生活的解读

20世纪的西方学者对中世纪民众宗教生活作了诸多研究,对中世纪基督教有了更多也更为复杂的理解,不再将中世纪看成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也不再单纯地视为一个"民俗时代"。而是更多地强调教士文化与俗人文化、精英文化与民众文化之间异中有同、同中有异。这与其说是得出了新的结论,不如说是提出了新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切实把握中世纪基督教化的程度。     

略论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的历史变迁

清朝统治者在实践中确认了“教化为本”的统治原则,且逐渐形成并完善了自己的乡村社会教化体系。清代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乃是一个二元同构性的组织系统,即以保甲制为代表的官方教化组织和形式与以宗族、乡约为代表的非官方教化组织与形式同构而成。鸦片战争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乡村教化体系的变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传统乡村教化组织趋于形式;其二是乡村教化的内容开始发生变化。与传统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官方与非官方教化组织二元同构性体系──不同,晚清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乃是一个新兴教化体系与旧式教化体系异质并存的复合体。晚清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这首先表现在教化组织形式属性的多元化上。其次还表现为教化主体的多元化。而且,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嬗变的历史趋向,是以王朝对于基层社会控制的失控为标志的。清王朝逐渐失去了对乡村社会教化主体的控制,使得乡村社会的教化呈现出一种空前的失范状态。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变迁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与晚清政府走向灭亡时各项制度的衰落变迁同步进行着,并在相互之间产生着互动,共同构成了王朝灭亡的全部内容。     

20世纪以来晚明士人群体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晚明士人群体的组织活动、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心态及士风、社会生活及生存状态、士人与地方社会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晚明特殊历史时期士人群体的新变化,为晚明士人群体及晚明社会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材料和新方法。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过于注重单个人或单个方面的具体现象研究、注重晚明士人群体的分化及变化研究,而对于士人群体的整体性研究、具体现象的文化解读、士人固守传统方面的研究,则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有教无类：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动研究》评介

<正>自洪武朝废除丞相后,明代宦官在政治制度与权力结构中日益处于重要位置。学界对此已积累了较多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了明代宦官制度和权力的演进,以及宦官与教育文化、宗教信仰乃至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和表现。吴兆丰著《有教无类：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是研究明代精英士大夫教化宦官的“化宦”认知和行动并评估其效果的力作。     

走进晚明 走出误区——读商传《走进晚明》

<正>晚明是一个充满了张力和矛盾的时代,我在阅读晚明史料时,面对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纷繁事象,不免产生如坠浓雾的困惑感,曾写过一篇短文《变与乱:光怪陆离的晚明时代》,认为晚明的时代特征,似乎可用"变"与"乱"两字加以概括。但对于怎样"变"、何以"乱",却又觉得总是说不清、道不明。读了商传《走进晚明》(商务印书馆,2014年7月),觉得那个时代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有豁然开朗之感。由于"变""乱"相生并行,前人在评述晚明时代时,受当时学术思潮的影响,不免有所轻重,甚至出现了不少"误读"。如老一辈学者多从政治方面着     

伪书的诞生:明中叶文化学术氛围与丰坊的作伪

丰坊是明代造作伪书的代表人物,其遍伪群经的行为受到明中叶文化和学术氛围的直接影响:丰坊在"大礼议"后欲通过作伪重振四明丰氏的声望,故他在虚构伪经的接受情况时有家族、地域和政治的考量;丰坊的伪经吸收和落实了明中叶经学家的疑经、改经观点;《鲁诗世学》的成书过程体现了明中叶作伪与辨伪的互动;丰坊造作的伪"古文"字形等,迎合了明中叶文化界由好古到作古的风气。从疑经、改经到丰坊的伪经,体现了宋以后中国经学史和书籍史中一种独特的"改写"传统,这一传统在丰坊处走向了极端和异端。     

于祠祈梦的习俗与故事

祈梦风俗的出现,既继承了古老的梦占传统,又是北宋以后科举制度日益重要、竞争日益激烈的产物。杭州于祠祈梦风俗的流行,伴随着于谦从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被逐步神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于谦与“梦”之间的故事,也被一层层地附会到于谦的传说中。《于少保萃忠全传》和《西湖佳话》等小说的流传,在于祠祈梦风俗的流行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士人、官员是这一习俗最早的发起人和最主要的参与者,但晚明以后,商人、市民的加入,也使于祠祈梦的习俗和故事更加普遍化、多样化。     

利玛窦世界地图中的“海外臝虫”——兼论市民文化与晚明世界观的塑造

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编译的世界地图,为中国人打开了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窗户,也记录下了晚明时期国人世界观中的域外想象。而在《坤舆万国全图》等作品中之所以会掺杂着女人国、长人国等"海外臝虫",正是因为描绘了大量海外异人的《臝虫录》借助日用类书等通俗出版物的影响,不断扩大其受众范围,最终塑造了以"海外臝虫"为特征的大明世界观,进而影响到了西方知识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所以凭借对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正可以揭示市民文化的时代作用,还原晚明时期市民与精英、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