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变迁中的体系危机与维度转换

东北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不仅在历史长河中折射了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而且在现代工业化达到较高程度而面临生态压力的今天,更日益进发出引人入胜的价值之光.本文全面概括了东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静态特征,及其在当代工业文明下所面临的体系危机和变迁压力,并从生产方式位移——生态环境变异——生态文化变迁的三维转换模式出发,剖析了文化变迁的现实路径,进而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美国例外论或大西洋共同体——特纳与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个恒久议题

1893年,特纳提出边疆假说,将美国史同欧洲及北美其他地区的历史区分开来。特纳坚信,关利坚合众国卓尔不群,其历史亦应独具特性。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却表明美国同民主制西方一样,使命共担,来历一致。美国所需要的,而美国历史学家又未能写出的,恰是一部能够重现西欧与北美——包括盎格鲁美洲和拉丁美洲之过往关联的"通史",一部真正的"欧美史"或"跨大西洋史"。这就是特纳美国例外论的历史遗产。     

全球史视野与国家史观念:近代边疆史研究的两个维度

近代边疆研究日益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既是学术研究内在学理自然发展之结果,也与当代社会各界关注边疆问题的历史性反思有着密切关联。对近代边疆史的研究,既不能割裂其与古代边疆史的延续性,也不能拘泥于断代史的话语诠释;既不能忽略边疆问题的殊相,也不要陷入地方史的思维;既要有纵向的深入思考,也要有横向的宽广视野。须从整体思维出发,在全球史视野下审视近代中国边疆问题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秩序重构的复杂关系,以国家史观念从全局上把握近代边疆问题与中国国家建设之间密切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     

材料与议题:四库学研究的思考

随着四库学的深入发展,在四库著作研究、四库问题研究与四库学学科建构研究等几个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近年来,四库学研究日益受到材料的掣肘,如何深入开掘新材料并深翻旧材料,成为当下四库学思考的主要问题。四库学研究中尚有众多重要议题,如《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细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版本及校注研究等,还有深耕细作的余地。《四库全书》采择书籍的来源问题更是鲜有关注,可以成为今后四库学开拓的重要方向。     

中国史学界疾病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中国史学界的疾病史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却很快,无论是研究成果的增长还是研究主题的扩展,或者是研究范式的转换,都在较短的时间里体现了较高的水平。其中缘由,既有中外学术交流的因素,更是史学界自我反思和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应看到,以往的疾病史研究也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因此对疾病史研究成果进行必要的梳理和总结,将有助于中国疾病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气候变迁的历史维度——勒华拉杜里的气候史研究

勒华拉杜里是法国气候史学的奠基人。自1950年代起,勒华拉杜里向法国学界仍旧盛行的气候一成不变说发起挑战,借鉴物候学(葡萄采摘日期)、冰川学方法,并参考历史文献记载,使用系列史方法,运用年鉴学派的时段理论,建构起西欧中世纪至今气候波动的精确系列。在此基础上,他吸取乡村史家与人口史家的成果,考察气候波动对西欧社会造成的影响以及历史上一系列重要事件的气候背景,并在西欧不同国家之间展开比较。经过勒华拉杜里近六十年的探索,气候史学已发展成一门广受关注的新兴历史学科,并在欧洲形成了一个由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的跨国研究网络。但是,由于历史学家中从事气候史研究的人并不多,对气候史感兴趣的其他学科的学者又缺少历史知识,勒华拉杜里开辟的气候史学的前景并不乐观。     

西方文化史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当代国外的西方文化史研究具有实用性、多元化、国际化的特点,研究内容从单纯的政治文化、军事文化、宗教文化扩展到经济文化、社会文化、比较文化、心理发展文化以及影视文化等领域,研究视角大体包括概览性研究、分类性研究、阶段性研究、国别性研究、比较性研究、理论性研究。中国的西方文化史研究是随着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的扩张和传播而兴起的,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关的著述大体可分为综述性、专门性、比较性和理论性四类。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西方文化史研究,许多涉及“西方文化史”本体的问题迄今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性别史研究反思及拓展的两个维度

<正>性别史的概念范畴与研究的理路、视角方法在学界集体的反思中不断深入与拓展。近两年,笔者因参加《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第一批)中的“《唐大诏令集》系年校笺”项目,开始接触唐代妃嫔册封文研究等涉及性别史论题的研究,兼之由本来从事的先秦两汉文学跨度到唐代文学领域,围绕性别史的断代史、利用出土新材料等相关问题,由此生发一系列的学术性思考。以下拟从旧传统断代史、新材料出土文献的角度,浅谈几点认识与想法。     

近代香港医疗、疾病与卫生史研究

在现有的香港史研究中,有关近代香港医疗、疾病与卫生史的研究是一个相对新颖的领域,但在这一领域已经有人对其学术史做出了回顾。本文将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通过分类加以整理、分析和评价。     

民国时期劳资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随着近代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实业的发展,到民国时期,资方、雇主与工人或雇员的关系实际上已构成社会网络中最基本与最重要的生产关系与人际关系。劳资共处同一经济/协作体中,因经济利益不同而矛盾、冲突,又因互利、共生而合作。劳资间矛盾与合作关系的表象背后实则有着复杂的问题域,蕴含着社会走向的答案。举凡劳资关系虽然由与     

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反思

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反思周积明从１９１４年第一部以“中国文化史”冠名的著作问世以来,国内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已走过近９０年的历程。它伴随着中国传统史学革命,也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从而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长长的印痕。尽管时至今日仍然有学者对文化史研究...     

灾害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20世纪以来,中国灾害史研究在史料整理及研究、荒政制度、区域灾害史、灾赈实践等领域硕果累累。①随着研究的推进及现实价值的凸显,灾害史研究似乎陷入了瓶颈,大多数研究都是就灾害说灾害,集中在灾害个案及赈济史实梳理的层域对灾害背景(原因)及影响、官民救灾及其机制和措施、思想、灾后重建等问题的讨论,或是对断代、区域、特别案例的探讨,对具体路径及方法等问题修修补补,研究思路及叙事框架无意识中形成了固有的路径及模式,重要创新及突破性成果不多,理论及跨学科视域的创新性研究也略显不足。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周积明尽管时至今日仍然有学者对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提出疑问和诘难,尽管文化史研究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时时流露出不成熟的痕迹,但无论如何,文化史研究的崛起和发展是２０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一脉,是传统史学革命的一部分,又和中国的现代...     

自然灾难史：思考与启示——环境史学对自然灾害的文化反思

环境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率先出现的一门新学科,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着力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既有和谐共生的一面,也有紧张对抗的一面,而后往往倍受环境史学家的青睐。自然灾害因此而成为环     

徽学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崛起——明清史研究的新动向

徽学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崛起——明清史研究的新动向伍跃１９２２年７月,王国维在《库书楼记》（《王观堂先生全集》卷二三,缀林一）一文中列举了２０世纪初中国新出现的史料：殷代甲骨、汉晋木简、敦煌文书、明清档案。众所周知,从那之后的学术研究是按照王国维的预见展...     

中国俄国史研究百年检视与思考

中俄交往始于蒙古西征和金帐汗国时代(1238-1480年),中国学人撰写俄国史自1878年刊印的鹭江奇迹人的《俄国志略》,到今天已经有整整140年的历史。中国的俄国史学科伴随民族命运、国家危机以及世界形势的变化而生,自诞生之日起即负有学人情怀、民族重任和学术职责三重使命。因此,俄国史学科在中国一直发挥着“知夷”和“盗火”的两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俄国史(包括苏联时期和俄罗斯联邦时期)研究获得了70年的巨大发展,主要成就有:1985年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成立(1992年英文更名为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史研究会),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党校、国家有关部委及党政机构纷纷设立俄国史或俄罗斯问题研究机构,建立了从历史学学士、俄国史硕士到俄国史博士的三级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俄国史和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专业期刊创立并连续出版,大量的俄国通史、中俄(中苏)关系史、专题著作、各类教科书、翻译著作(来自俄文、英法、法文、德文、波兰文等)出版,中国俄国史学者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合作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俄罗斯学”新学科正在建立过程中。     

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关于“社会环境史”的思考

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生态环境史研究日渐成为国际史坛之大宗。在我国,由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不断推展,环境史研究亦颇呈显学之势,成果颇丰,允为新的学术增长点。本刊向来支持、倡导环境史研究,以借鉴历史经验,推进跨学科研究,增进对人与自然关系之认识,用学术的方式促进人类之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的环境史研究正处于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期。为此,本刊刊发一组笔谈,以供读者参考。     

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学术检视与思考

中国慈善史作为史学研究的分支,是近代以来学科体系确立和细化的产物。民国时期中国慈善史研究并未成长为一门史学分支,而是依附于荒政史和救济史等领域。改革开放后,中国慈善史研究顺时应势成长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并渐成学术体系,迄今已有40余年的发展历程。现有中国慈善史研究成效显著：文献整理取得突破;研究范围开阔多样;史学诠释创新发展;人才队伍壮大并交流频繁;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学界研究论著迭出;国外学界研究成果喜人。但当前中国慈善史研究有进一步深化与突破的空间,可从如下三方面着力：弥补中国慈善史现有研究的薄弱与阙如;形成一个贯通古今中外的中国慈善史研究体系;确立历史研究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责任意识,推动慈善史研究成果的转化及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