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桐城派学者杨琪光及其《尚书》学研究——以《经义寻中》为中心

宗经阐经作为桐城派古文创作和批评的核心,一直以来都被桐城派学者奉为圭臬。晚清桐城派学者杨琪光（1835—1890）在经学研究方面常为人所忽视,有《尚书文义》《百子辨正》《读史臆说》等著作传世。《经义寻中》是杨琪光读经笔记,论述既有古文风范,又发汉宋诸家所未发,尤其是对《尚书》篇章的品读。《经义寻中》从文章学角度品评了读《尚书》之法,其中“道”“德”“气”概念的运用是古文法与经学融合的体现。     

刘秀与经学

刘秀本身具有深厚的经学功底。他即帝位之初,十分重视经学。他招揽经师,兴建大学,发展经学教育,在东汉初年即恢复了西汉的今文经学十四博士之学,同时私学也获得很大发展。他重用经师,并特设明经一科以选拔经学人才,他不但重视今文经学,同样重视古文经学,学习古文经学也可以做官,打破了西汉以来今文经学对仕途的垄断。刘秀对经学的重视,影响了整个东汉一代,使东汉的经学、特别是古文经学,获得极大的发展,被称为经学极盛时期。     

张舜徽先生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张舜徽先生早年治学,循着清人"由小学入经学"的学术路径,从经史考证出发,以经世致用为归宿。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在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他实事求是,在以阶级分析学说研究古文字、考证劳动人民史事等方面做出了新的成绩,其经世致用思想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发挥。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郑珍经学门径刍议

郑珍的经学,其内容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指经籍辨伪、校勘、笺释,著述主要为《经说》一卷,《仪礼私笺》八卷,《考工轮舆私笺》二卷,《凫氏图说》一卷。广义还包括小学。郑珍为“以字通经”而精研小学,小学本是他治经的附庸,却因此而在小学领域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这主要反映在他的《说文遗字》、《说文新附考》、《汗简笺正》等著作中。此外,他的史学著作《郑学录》也是为弘扬东汉古文经学大师郑玄学术而作的,广义说来,也应列为他经学研究的内容之一。研究郑珍的经学,首先不能不辨明他的学术门径。这个问题,历来有一些歧异。最早的评论,来自他的儿于郑知同。郑珍谢世,郑知同作《敕授文林郎征君显考子尹府君行述》,文中说他“生平为学宗旨,汇汉宋为一薮”,“不立门户,——为折衷持平”。其同乡好友萧     

《说文解字》引《诗》辨析

《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不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文字学家,而且是当时被称为“五经无双”的古文经学大师。他作《说文》的根本目的,在《说文解字·序》及其子许冲《上〈说文解字〉表》里说得十分明确,就是意图通过文字构造的分析,说明造字的本义,匡正“世人”对古文字的“非訾”以及他们对文字的曲解谬说,从而发扬“五经之道”,捍卫古文经学的统治地位。因此,《说文》在以六书理论解说文字的形、音、义时,往往引用儒家经典作为例证,其中又以引据《诗经》的语句为尤多。全书共引儒家著作中的词句一千零八十五条,其中引《诗》四百四十一处,占经典引文中的百分之四十强。由于许慎之师贾逵精     

论刘师培《左庵集》的学术思想

刘师培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在经学、文字学、训诂学等方面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著名学者黄侃曾说:“余于经学,得之刘先生者为多。”《左庵集》是刘师培早期学术思想的荟萃,其内容涉及经学、文字学、以及训诂、校勘、地理、天文历法等方面。本文试图对《左庵集》在经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就作一论述,以期对刘师培早期的学术思想有一较全面的认识。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的学术价值

<正>在现代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者与所谓的西化派及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对孔子、儒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不同程度、不同视域的关注。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刘大年先生亦不例外,他的晚年著作《评近代经学》,对近代经学进行了宏阔、深邃、缜密、独到及精辟的思考和论述,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念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典范。但迄今为止,其近代经学研究在学界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对于儒学及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对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探讨以及当前对于中     

求新解到疑经:唐代古文运动与经学变古

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中称唐代为"经学统一时代",称宋代为"经学变古时代"。唐代经学在"统一"的主要状况下,逐渐生出反动。唐代早期,刘知几已经开始怀疑传统经学,元澹又非《礼记》并难郑玄注,而中唐新经学之兴起最为引人注目。中唐新经学与古文运动在思想和人脉上都有密切交往,古文运动鄙弃传统章句注疏之学,主张直接把握经学大义,支持学者对经学作出新解释,部分士人并尝试亲自重解经学。这种对传统经学的反动,逐渐发展至于疑经。经学变古这一萌生于唐代的伏流,最终发展至于宋代而蔚为大观。     

章太炎《春秋》学三变考论——兼论章氏“六经皆史”说的本意

经学消亡,其所述历史"神话"被否定,经学作为史料寄身于史学门下。按照中国学术"古今之变"的这一大线索来看,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意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后世学者基本上按照这一线索将章太炎以"六经皆史"为要义的"古文经学"进行一分为二的评说:一方面肯定章太炎破除由经见道、通经致用的经学思维,将"六经"历史文献化,使儒家六经从神圣宝典下降到了古史资料地位。另一方面,又批评其"六经皆史"之说终未能脱离儒家经学的羁绊,仍为尊经崇圣的观念所困。这样一种以"传统/现代"为框架的二分法往往使我们忽略章太炎"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轨迹和自身意图,从而造成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割裂和简化。章太炎的《春秋》、《左传》学是其"古文经学"的主干,最能表现其"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自身的思想轨迹。本文试图追迹章氏《春秋》学的变化发展,并以《春秋》学为中心,考察其"六经皆史"说的本意,提示其中值得重新审视的思想内涵。     

试论章炳麟古文经学的革命情怀

中国经学与政治历来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辛亥革命前后,章炳麟抛却改良、投身革命,批判保皇、宣扬革命,以及其对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等,都与古文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说来,古文经学是章炳麟走上革命道路的源头活水,是其批判改良、宣传革命的锐利武器,是其开启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文化媒体。由是,在晚清历史上,章炳麟掀起了古文经学的最后一排涌浪。这排涌浪,既饱含着章炳麟古文经学浓厚的革命意蕴、激越的革命情怀和高远的革命追求,也体现了古文经学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实现了古文经学的现代化。     

《孔安国学术研究》评介

<正>孔安国是汉代经学发展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但对这样一位名家硕儒,史籍中相关事迹记载极为有限,加之与其相关的《古文尚书》、《孔子家语》等均被列入伪书,以致孔安国之学良久蒙尘,为汉代经学研究留下了诸多问题。近来,陈以凤博士的《孔安国学术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一书全面考述了孔安国其人其学,并对相关"伪书"重新考辨,澄清了不少疑难问题,有望使以往的学术缺憾得到一定程度的弥合补苴。综而观之,该书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论刘大年的近代经学研究

刘大年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儒学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对象进行考察,探究其对现实有益的成分。他晚年将近代经学作为研究对象,在于认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态度;经学研究是思想文化史研究中不能绕过的重要课题;马克思主义的经学研究是我国学术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有待加强。《评近代经学》分析近代经学与政治斗争的联系,揭示了儒学为中国传统封建制度服务的实质,肯定了儒学中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积极成分。     

《法言》仿《齐论语》辨

《汉书·扬雄传赞》记扬雄自论其一生著述称:“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法言》乃仿《论语》而作。然而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将扬雄归入古文经学派,而诋斥其为谄媚攀附王莽的小人,今人遂多以扬雄反对谶纬迷信也把他与桓谭同归入古文经学派。其实扬雄并非经师,而是所谓“通人”,博通诸子之说,融会今古文经学,上承淮南子、司马迁兼采百家的传统,下开桓谭、王充述而有作的风气。扬雄经说非独有取于古文经学,他作《法言》即仿今文《论语》。汉时《论语》有三:《齐论》、《鲁论》、《古论》,《齐论》与《鲁论》为今《论语》。按《法言·吾子》云:“问郑、卫之似,曰:聪听。……或问:交五声十二律也,或雅或郑,何也?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请问本,曰:黄钟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确乎郑卫不能入也。”《礼记·乐记》孔《疏》引《异义》云:     

五四时期史学：走出经学的羁绊

一、进化史观的传入与经史地位的变化中国传统史学一直或隐或显地受到经学的束缚与支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是说 ,中国史学完全依附于经学而毫无自身价值可言。事实上 ,中国史学也一直受到来自官方的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与重视而成为古代学术中的一门显学。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经、史、子、集的传统学术格局 ,即客观地反映出了这一点。历史上形成的经学与史学的关系既十分密切又错综复杂。就史学而言 ,长期以来更多的是被动地受到经学的影响。例如 ,周予同在谈到古文经学对史学中史书体裁的影响时说 :“纪传体 ,…     

戊戌时期章太炎与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歧异

关于戊戌时期章太炎与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多以“论学殊”、“革政同”来概括,并以为所谓“论学殊”之“殊”,主要在于章、康二人经学主张不同——康有为是经今文学的集大成者,而章太炎则持守经古文学的立场。 本文以为:1.章太炎早年并不是一个经古文学者,其经学主张也不像有些论者所说具有“明显的经古文学倾向”。以经今、古文的对立来概括戊戌时期章、康“论学”的歧异是不准确的;2.戊戌时期章太炎的确对康有为所宣扬的“经今文学”的某些观点持反对态度。但章氏之所以如此,并非是以经古文来反对经今文,而是出于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变革的关系的深沉思考。因此,章、康“论学”之殊实质上体现了二人历史、文化观念的歧异。以下,将以对章太炎早年经学主张的判别及章氏早期思想特征的分析为主,具体说明本文的观点。     

今古文分派之说始自何人——从刘师培的一则文字谈起

经学有今文、古文之别,是为常识。但将今文、古文分为两大派,则似乎并非很久远的事情。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晚清以前的历代学者,虽常论及今文、古文,却没有以今文为一大派,古文为另一大派的。用这样分派的观点来看汉代经学的,实始于四川学者廖平先生的名著《今古学考》。这部书的初版,是成都尊经书局在光绪十二年(公元一八八六年)刊刻的,迄今已逾百年,但从整个     

钱玄同与章太炎的交往

钱玄同（１８８７～１９３９）,浙江吴兴人,自小受封建文化教育,其父对他属望殷切,功课督促很严,希望他科举成名。但是,钱玄同受到章太炎的影响,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能成为著名的文字学家和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与章太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一、章门受业 章太炎生于浙江余杭县,６岁始读“小学”（文字学）、经学和史学,２３岁入杭州沽经精舍书院,师从俞樾学习文字学和经学达７年之久,崇信古文经学。自幼受外祖父朱有虔爱国主义启蒙教育,自称 １９、２０岁时读《明季稗史》,“排满思想始盛”。１８９４年甲午中日战后,西方列…     

唐初杰出的史学家——孔颖达

孔颖达为举世公认的经学大师,他曾参与撰修了《五礼》《孝经义疏》以及《五经正义》,他的经学成就和在经学上的地位,世人瞩目。但同时作为一位非凡的史学家,孔颖达在《中国史家评传》中却不在其列,而与其同撰《隋书》的魏征、颜师古等人皆被收录。因此探讨孔颖达的史学才能与贡献,树立其在唐初史学上的地位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顾颉刚在厦门大学的《尚书》讲义——兼论顾颉刚“王肃伪造说”的学术史背景和意义

顾颉刚1926年任厦门大学史学研究教授,承担"经学专书研究"课程。这是他首次承担的课程,而且是他之后连续撰写的《尚书》讲义的开端。本文除了利用《顾颉刚全集》所收的有关厦门大学讲义的史料以外,还利用顾颉刚的原稿和在大学发布的油印本,试图全面梳理此次厦门大学讲义的内容。顾颉刚此次的讲义,基本上只讲到《伪古文尚书》的造伪和辨伪,他主要根据丁晏的说法指出《伪古文尚书》是王肃伪造的。这"王肃伪造说",顾颉刚开课时已有强烈反驳,现在看来已不成立。本文最后讨论顾颉刚的"王肃伪造说"的背景和意义,以期作为对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种方法上的反思。     

读书不到康成处 安敢高声论圣贤——试论东汉时期的政治、文化环境与郑玄遍注群经

郑玄生当东汉的乱世,在社会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情况下,本着"述先圣之意,思整百家之不齐"的崇高理想,穷毕生精力,遍注儒家经典,据清代学者考证,其一生的著述多达六十余种,"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凡百余万言"。他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长,融为一家,"囊括大典,网络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在经学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划时代意义。处于乱世多事之秋的郑玄,之所以在学术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了他本身所具备的素质外,与当时政治形势和文化环境的变化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