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赋文献的辑录与整理

对于赋体文学作品的辑录与整理,从汉代即已开始.西汉末年刘向等人整理校勘图书,编纂成我国古代第一部综合性国家图书分类目录《七略》,其《诗赋略》即分"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四类,著录屈、宋、荀况及秦代西汉辞赋共78家、1004篇.     

《世本》成书年代问题考论

《世本》一书的成书年代问题,在战国史学史与历史文献学研究上十分重要。据司马迁未见及此书和对刘向整编图书工作的考析,盖为西汉季年刘向汇编战国时诸多零散文献而成书,先秦时期并无此书存在。但学界多将其定位先秦史籍,谬说流播已久,乃至误以为《史记》仿其体例,误指《世本》为第一部分类编纂的通史著述云云,造成极大学术混乱,应当予以纠正。误判《世本》为先秦史籍的学术教训,表明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必须尽力重新审视具体的史籍和史学现象,不能现成地借用旧有成说。     

地方艺文志编纂的标志性成果——评《江苏艺文志(增订本)》

正西汉刘向、刘歆《别录》《七略》奠定了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基础,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进一步开创了史志书目之先河。"地方艺文志"作为史志书目的分支,由于其"地近则易核"的特点[1],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从古至今,代有制作。2019年10月,凤凰出版社隆重推出了"江苏文库·书目"编成果之一《江苏艺文志(增订本)》(以下简称《增订本》),皇皇巨制28册,由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纂、南京师范大学江庆柏教授担任主编,     

古典文献学的定义、知识结构与价值体现

<正>一、文献学的内涵与外延中国古代并无文献学之名,但有文献学之实。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广集诸本,施以校雠,编定目类,撰写叙录,开创了独特的学术门类。后人遂以"校雠之学"概括刘氏父子的学术工作,把目录、版本、校勘诸学融为一体。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郑樵《通志·校雠略》、章学诚《校雠通义》均沿用校雠之名。近人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最早提出文献学的概念,     

宋代目录学研究的新突破——评《玉海艺文校证》

<正>古代学者治学,向来讲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种追求促使学者对各种各样的书籍分门别类,进行著录和解题,产生了一系列的书目。从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七略》、《别录》到清代四库馆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历代书目的编撰源源不绝,为各个时代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形成了一种围绕书目的编纂与研究的专门学问——目录学。中国古代目录学自从汉代以来不断发展,到了宋代,达到高峰。宋代学者不仅编纂出众多著名的书目著作,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     

《楚辞》与上古史研究

一《楚辞》是怎样一部书?《楚辞》是西汉末年刘向所编集的一部文学专著。此书以屈原赋为中心,裒辑自宋玉以下以至汉初人所作的旨在发挥屈原思想,在形式上摹拟《离骚》的所谓“骚赋”,再加上刘向自己的作品《九叹》合为十六卷。东汉王逸取刘向所编《楚辞》为之作注,再加上他的作品《九思》合为十七卷,这就是今天所见的最古的《楚辞》本子。此书既以屈原作品为中心,实际上就是屈原集。我们读屈原作品,就是读荟集在这里的屈原的作品。屈原的作品很多,而其代表作是《离     

试谈《榖梁传》对刘向的影响

刘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家,是西汉后期著名的经学大师。关于他对《春秋》学的研治,班固《汉书》说他早年即受汉宣帝之命,习《谷梁传》,并始终持《谷梁》义;桓谭《新论》则说他同儿子刘歆一样,“尤珍重《左氏》”。本世纪初,章太炎作《刘子政左氏说》,提出“不应信《汉书》,疑《新论》”,又从刘向著述中抽绎出《左传》事义数十条,以证《左传》为刘向所宗。章氏的观点失之偏颇,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人们更倾向于接受《汉书》的说法。但刘向到底在哪些方面受到《谷梁传》的影响,自来语焉不详。本文欲对这一问题做一初步探究。     

略论刘向刘歆父子的易学思想与成就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西汉后期的刘向、刘歆父子占有重要地位.     

西汉《楚辞》传播接受的途径与方式

西汉《楚辞》传播接受活动自高帝始至武帝极盛,后期在宣帝喜好以及扬雄、刘向等赋家的努力下,仍不绝如缕,持续于有汉一朝。其传播接受活动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统治集团好尚,宫廷倡导;二是文人雅好,师法屈骚。通过这两条主要途径,《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要方式大略有三种：一是诵读、讲解（口头传播）;二是绍骚、拟作（文字传播）;三是辑作、评论（文字传播）。     

一部编纂特色鲜明的省级简志——《上海通志干部读本》评述

《上海通志干部读本》是《上海通志》的简编本。读本秉承《上海通志》体例,简明系统地记载上海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是一部具有存史、育人、资政、学术价值的资料性文献。名亦读本,实为一部编纂特色鲜明的省级简志。其出版面世为新方志走向社会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发挥志书社会效益具有示范意义。其编纂实践为省级简志编纂提供借鉴。     

《宋元学案》中黄百家的案语及其学术价值——兼论宋元儒学思想史的建构

《宋元学案》成书第一阶段"黄氏原本"的主要编纂者黄宗羲、黄百家父子,主要致力于学术思想的诠释;第二阶段"全氏修补本"的编纂者全祖望,主要致力于思想史的构建;第三阶段的编纂者王梓材与冯云濠,主要致力于文献校订。黄百家作为黄宗羲学术思想的忠实继承者,贯彻其定下的编纂原则与思想史观,在编纂《宋元学案》的过程中,做了文献的整理与考订、师承关系的辨析、历史记载的考证、思想史的建构与诠释等方面的工作,从而提高了全书的学术价值。黄百家突破了程朱理学的道统框架,建构了比较完备的宋元儒学思想史体系。其评论贯穿了清代浙东学派推崇学术创见、道德与学问并重、折衷朱陆各派思想的一本万殊思想史观,以及学问优先于地位的纯粹学术态度。     

刘向《战国策书录》中关键一字的破解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典籍,最早由西汉刘向所编定。西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6年),在刘向主持下开展整理宫廷内藏书的活动,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大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     

中国古代文献的学科性总结——读王燕玉先生《中国文献学综说》

一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删定《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首开私人整理文献之风。西汉刘向、刘歆校书秘阁,广搜群籍,则为官方组织的文献整理工作。嗣后学者,或刊印结集、广布流传;或梳理篇章,校雠字句;或钩玄提要,区分部类;或辨伪辑佚,注释疏证;或别具心裁,自造新篇;代代相承,绵延不绝,为文献的整理流通付出辛勤劳动,同时也涌现出大批名辈专家,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和整理经验。     

从一统志谈及国家志的编纂

笔已经论证过中国国家志编纂的理论依据、现实必要性、伟大意义、时机和条件等(见《黑龙江史志》2003年第2期《中国国家志编纂的伟大意义》、第3期《中国国家志编纂的时机与条件》,《广西地方志》2003年第4期《谈中国国家志的编纂》)。这些都属于舆论宣传和学术论证。更重要的是理论付诸实践,学术见诸行动,也就是国家志的编纂运作问题。当然,编纂国家志是国家行     

《战国策》的成因及文献价值综述

本文通过对《战国策》一书的成书时间、作者、书名以及该书的流传过程和义献价值的论述,考证了《战国策》是南多人写成,经由西汉末年刘向整理的,记载了战国时期策士谋略和游说之辞的优秀历史散文集。     

《西汉诏令》的编纂及其得失

作为一部断代诏令文献总集,《西汉诏令》不是直接利用原始诏令文书汇编而成,而是通过辑录《汉书》中所载诏令文字编纂而成。《西汉诏令》为后世从正史中辑录档案文献,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方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相关的研究和总结,对现代档案文献编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刘向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

刘向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许殿才处于西汉政权风雨飘摇的元成之世,刘向多次向帝王进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世之长短,以德为效。＂（《汉书·楚元王传》）这在刘向来说,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实实在在的社...     

《汉书·艺文志》不著录谶纬论

《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谶纬书,但这并不能说明西汉哀帝、平帝前就没有谶纬文献的存在。因为时代政治原因,刘向不会著录谶纬书;刘歆有熟悉谶纬书的可能,但未增添《别录》的内容,故《七略》不著录谶纬书;西汉谶纬书的收藏之所在太史不在秘书,而《汉志》中也有类似谶纬的书籍。更重要的是,班固作《汉志》前有光武帝钦定图谶81篇,有别于从西汉到新莽时期的谶纬文献,故难以著录。     

“元王诗”考索

自宋代以来,《汉书》所载元王诗多被人目为《鲁诗》,但其证据存在诸多疑点。因此,考察《元王诗》的归属是进一步地弄清汉代《诗经》传承版图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从《元王诗》被看作《鲁诗》的过程出发,具体分析了《元王诗》非《鲁诗》的原因,并比对了刘向《诗》学观点与楚元王封地附近的汉代《诗》简,从而最终判定《元王诗》是汉代《诗经》传授中的独立一支,刘向所习主要是《元王诗》而非《鲁诗》。所以从刘向《诗》学中辑考的鲁诗也非《鲁诗》。     

语图关系视野下的《列女传》文本及其图像

西汉刘向的《列女传》以其传、颂、图三位一体的编撰方式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别具一格,正因为如此,《列女传》文本及其图像在后世流传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其文本（语言文字）与图像的关系问题。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列女传》文本与图像中,其语图关系的紧密程度也有所区别。一方面,《列女传》中语象与图像在这种相互模仿、相互斗争的模式中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另一方面,语象与图像结合程度的不同也带来了叙事强度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