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精粹

<正>王嘉川：《明代对“史才三长”论的探讨与发展》（《河北学刊》2023年第5期）明代学者在对“史才三长”论的探讨中提出的一些新论断,比之刘知幾等唐宋学者的论述更为明快,也补充了唐宋学者较少论及的内容。而其探讨的最突出成就,是最终将“史识”的概念定格在历史见识这一观点和识断的层面,并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品德对于史家的重要性,独立补充“心术正”“二善”“四善”等品德方面的要求,从而搭建了由才、学、识“史才三长”向才、学、识、德“史才四长”转化与演变的桥梁和纽带,     

习史偶得(二则)

临文必敬论古必恕清人章学诚在唐人刘知几的“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之外,还特别增加了“史德”一条,这实在是大有深意的。章氏对此所作的解释是：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文史通义·史德》）章氏认为,史家仅有才、学、识还不足以成就优秀的史著,他指出：而文史之儒,竟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文史通义·史德》）章氏反对将才、学、识简单理解为辞采、记诵、击断,他认为真正的“良史之才、学、识”还有深层的内涵──史德。他是把著书者的心术之正作为史识的前提看待的…     

刘、章“史识”论及其相互关系

在我国史学史上,唐代刘知几首次系统地提出历史家应兼备才、学、识三项条件,被后世学者持为评论史家的标准。时过千余年,清代章学诚又以其具体而深刻的论述,充实和发展了刘氏的“史才三长论”,受到人们的称道。对刘、章二人所论史家各项条件的涵义以及二家理论的相互关系,目前史学界尚存在不尽一致的认识。或以为刘氏所论的“史识”已包涵了“史德”的内容,只是未标以独立的“史德”之名目;或以为“史德”是章氏首倡的一个史家条件,与刘氏的史识论并无关系。但一致的观点是,章氏首次把“史德”作为一个独立于“史才三长”之外的条件,提出了史家应兼备德、识、才、学四个条件的理论。本文认     

中国当代词学论纲——兼说史才三长中的“识”

唐代史学家刘知岁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也。”所谓三长,即才、学、识三。后世对比,皆十分重视,惟具体运用,则很难兼而得之,尤其是对于三长中的“识”,五十年前,     

论“中国”含义的历史演变

"中国"一词从产生至今,其内涵和外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生着改变。它最早出现于青铜器《何尊》铭文之上,其意为"中央之城",后来不断衍生出"天子之都"、"天下之中"、朝廷管辖地区等概念,一直到现在意义上的"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外延也从地理概念延伸到政治、文化、国体概念上。现如今"中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是在继承古代文化的基础上又吸收现代国家特点而形成的全新的主权国家。本文将简要论述这一演变过程及其原因。     

陈黻宸论良史

陈黻宸 (1859— 1917)字介石 ,浙江瑞安人。曾先后在上海时务学堂、杭州养正书院、京师大学堂师范科任史学教习 ,1913年后任北京大学史学教授。陈氏的史学著述 ,有《独史》、《地史原理》、《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和《中国通史》等 (均收入《陈黻宸集》 ,陈德溥编 ,中华书局 1995年 6月版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陈氏在史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关于“良史”的标准 ,刘知几提出“才、学、识”三长 ,章学诚加之以“德”。陈黻宸对此仍不满足 ,他说“我谓史之所以为史 ,又不徒以其才也 ,而必以其质也 ;不徒以其识也 ,而必以其德也 ;不徒以其学…     

钩沉一个民族的青春记忆——五四运动百年记忆史整理与研究摭论

正作为20世纪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常读常新的"五四",已伴随我们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成为我们挥之不去的一抹青春记忆。时值五四运动百年之际,我们以记忆史的整理与研究来纪念中华民族不老的青春记忆。五四记忆史之发掘和整理,在于追溯"五四精神"之初心,不忘"五四精神"之传承,启迪未来"五四精神"之发扬。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学术概念,"五四"在内涵上和外延上有着丰富的理解和阐释,"五四"概念之     

殷周时期“中”观念的生成演变——兼论殷周制度文化的沿革

终殷周二代,"中"观念内涵传承者有三:一是"中央——四方"的统治模式;二是"居天下之中"的建都理念;三是"中轴对称"的建筑原则。变革者亦有二:一是刑罚适中原则;二是治国以中正之道。从观念史的视角来看,"中"观念在殷周时期生成演变的轨迹并未表现为王国维所言的"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断裂式的变革,而是表现为传承与变革融为一体。传承使"中"观念源远流长,变革使"中"观念内涵日益丰富。先秦儒家"中道"观,正是在"中"观念传承与变革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考察殷周时期"中"观念的生成演变,不仅有助于厘清先秦儒家"中道"观的思想来源,还有利于从观念史的视角来探究殷周制度文化的沿革。     

加强业务修养 搞好志稿总纂

历代史志学家都非常重视史志编纂人员业务素质。唐代刘知几提出 ,史学家必须有才、学、识三长 ,清代章学诚指出修志也必须有三长 ,即“识足以断凡例 ,明足以决去取 ,公足以绝请托。”蒋则说 :“妙运用之谓才 ,闳记览之谓学 ,精鉴别裁之谓识。有此 ,则书成名著 ;否则 ,经济虽充 ,徒为糜费 ,材料虽富 ,适滋芜杂。”民国时期 ,吴宗慈先生更具体指出 :“方志工作岂易事哉 ?从作方志之人选言 ,其最低限度 ,非有三十年以上之旧学 (即掌故学 )根柢 ,不足以应付过去事物。非有现代化各科科学之充分常识 ,不足以融通现在之事物 ,而为未来事物植根基…     

不能高估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驳“殖民统治有益论”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台湾本土化思潮及"主体"意识的兴起,岛内台湾史研究出现范式转换,"殖民统治有益论"是这一范式转换过程中影响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史研究的错误史观,其主要表现是夸大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发展的成效,认为殖民统治为台湾带来了近代化,并将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归功于日本殖民遗产。"殖民统治有益论"对殖民地经济的本质属性缺乏了解或视而不见,并在观察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发展的"前因"时,仅关注历史的断裂,忽视历史的延续,而在讨论其"后果"也就是对战后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又强调延续,淡化断裂,从而夸大了日据时期经济发展对台湾近代化的意义。     

郭沫若的通识

史学家的才、学、识“三长” (刘知几说,参考《新唐书·刘子玄传》),以识为要;而史识,以通识为贵。史识,是对人类历史和历史科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通识,是通达的史识,即对历史和史学的卓见达识。郭沫若同志不仅具有一般的史识,而且具有卓越的通识。其表现,主要在通变与通鉴、求实与求是、成一家言与尊重科学等方面。这里略申浅见,请方家和读者指正。通识的前提是理论水平问题。人所皆知,郭沫若的理论水平很高,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可谓炉火纯青。这已由许多学者所阐述,这里姑置不谈。     

从“史德”到“史心”

从“史德”到“史心”钱念孙我心目中的历史学家是个非常崇高的形象。他不仅要具备刘知几《史通》里所说的史才、史学、史识这“史家三长”,还要具备章学诚《文史通义》里特别强调的“史德”素养。才、学、识三者是学术根基和能力的综合体现,各人因先天因素和后天经历不...     

“脱亚论”与“兴亚论”——福泽谕吉与冈仓天心亚细亚主义思想的比较

日本近代的亚细亚主义思想内容繁杂,派别众多,其中以"兴亚派"与"脱亚派"最具代表性.本文从文明观、国家观的角度比较"脱亚论"与"兴亚论"思想的异同.这两种看似相反的理论实际上具有共性,"脱亚论"与"兴亚论"都是从日本特殊论出发,试图确立日本在亚洲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互为表里、相互呼应,不仅在近代日本的不同时期里左右着当时日本的社会意识,而且成为不同时期的日本政府对外策略的方向.     

古书画款印考辨札记二则

怀素《论书帖》中"彦清"款记考辨辽宁省博物馆所藏怀素《论书帖》卷后另纸上有元人张晏、赵孟頫题跋(图一、二),两跋前后相接,"彦清"是赵跋中上款。考此两跋,原系怀素《食鱼帖》题识,清初为顾复移裱至《论书帖》中,遂成今日之状。张晏跋云: 藏真书多见五十幅,亦皆唐僧所临,而     

关于七七事变与七七抗战研究的几个问题

随着学界对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对一些似乎认为仅是概念的问题,而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涉及内容和观点,在内涵和外延上以严格区别开来。如七七事变与七七抗战、全面抗战与全国抗战、抗日战争与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是1937年还是1939年等。     

墨洛温王朝教务会议与法兰克王权理论的构建

在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法兰克王权理论问题上,传统观点普遍强调以"神秘力量"为基础的"血统权益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试图打破这一藩篱,开始注重发掘法兰克王权理论中的基督教元素。通过对墨洛温王朝时期教会法及其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借由教务会议,墨洛温国王不仅在族群众多的高卢论证了自身统治权力的合法性,而且逐渐成为法兰克主教团认可的正统基督教君王。更为重要的是,法兰克王权的神圣性在教务会议的仪式与法令中得到较为完美的展现,传递出一种国王与主教共同商议国家大计、处理王国要务的象征性内涵。不过,这种"共商同治论"却最终成为墨洛温王族寿终正寝的理论滥觞。     

胡应麟的“公心”与“直笔”说

胡应麟的“公心”与“直笔”说王记录中国古代关于史家素养的论述,影响较大者,前有唐代刘知几的才、学、识“史家三长”说,后有清代章学诚的德、才、学、识“史家四长”说。然而,在刘知几之后,章学诚之前,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史书毕》中提出的“公心”与“直笔”二...     

“资源”作为一个历史的概念

环境是人类生命活动场域,资源是社会生存发展基础,开发自然资源、谋取资生物品和增加物质财富,是人类与自然交往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目的。同"环境"一样,"资源"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内涵和外延伴随着人与自然关系拓展和加深而不断丰富和复杂化;各种自然事物作为人类生存条件和劳动对象不断被"资源化"的过程,乃是人与自然关系历史演变的一条主线,因而必须成为环境史研究的骨干课题和思想焦点。相关问题错综复杂,充满矛盾悖论,对环境史学价值判断构成了严重理论挑战。可以肯定的是:罔顾自然事物的其他价值特别是生命和生态系统价值,一味追逐短期经济利益,恣意放纵资本利润嗜欲,把大自然过度"资源化""商品化",不加节制地挥霍利用,是环境史研究者必须给予严厉批判的错误思想和恶劣行为。     

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

本文从范式来源、政治背景、中西历史走向比较、被支离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国际宋史学界对唐宋史分期认识的变化以及国内唐宋史研究的实践等6个方面,对21世纪以来才成为热点问题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在国内唐宋史研究特别是宋史研究中的利弊得失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基本结论是,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纠缠于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这一页。     

程应锣的文笔

古人以为,所谓史家当具三长——史才、史学、史识,这其中的史才,主要是指史家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能力及对史料的组织功夫,《史记》做书》《后汉书》《三国志》所以被后人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