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史学理论在民国史学界的回响——论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传统史学虽在西学东渐的强力冲击下失去了主流地位,但仍然保持着一种血脉上的延续与发展。从章学诚到刘咸炘,呈现出传统史学理论在近代自省式的演进路径。刘咸炘阐释了章学诚关于浙东史学、六经皆史、记注与撰述等问题与范畴的论述,这些心得沉淀为刘咸炘史学理论的亮点和底色。刘咸炘还深入比较章学诚史学与西方史学,回击了西方史学优越论,坚守了中国本位的史学立场。刘咸炘承袭章学诚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的衣钵,堪称"续章"的代表人物,但其中又有"匡章"之义。刘咸炘提出的"察势观风"已突破了章学诚史学的固有疆界,在近代史学史上自成一派。"续章"强调的是继承史学传统,"匡章"则是对传统史学的革新,这既为近代本土史学理论的重建注入了必要的传统因素,也为传统史学理论在近代学术转型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在新旧史学和中西史学的交汇、碰撞、嬗变中,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引起了内藤湖南、钱穆、蒙文通、齐思和等中外史学家的关注,从中可见中国本位史学家在民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刘咸炘撰修四川方志的尝试与总体设想

刘咸炘乃近代四川国学大师,对蜀地之历史满怀深情。刘氏治史强调"察势观风",对方志尤为关注。刘氏虽未实际参与相关方志之撰修,但撰有《双流足征录》《蜀诵》《通志私议》以阐述其主张。前两者为刘氏撰修方志的具体尝试,后者则更为其撰修方志的总体设想。刘氏为家乡史地之学术努力有着空间上由近及远,主题上由小及大的特点。刘氏上述3部著述及其所展现的学术思想,在其史学批评中占有重要地位,对进一步探究方志的编纂颇有参考价值。     

刘咸炘研究溯论

刘咸忻是民国时期巴蜀地区著名学者,其思想广涉文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物理学、方志学、校雠、道教研究、诸子研究等多个领域,往往发前人所未发。其学术思想为时人所推崇,目前研究者较多,但局限于范围、影响、方向、方法．对刘咸炘本人及其思想的系统研究则较少。     

辨体知类,分理篇章——刘咸炘《礼记》学探微

刘咸炘经学思想的根本是"六经皆史",其读书治学的首要在于"辨体知类",故其《礼记》学能够在晚清民国独树一帜而别具特色。刘咸炘认为《礼记》的体例是"儒家丛书",宗旨为"儒门大义",其本质与诸子异体同实,俱为说理之文。因此,他提出研治《礼记》分理篇章的学术方法,摒除《礼记》中与《仪礼》类似的曲节仪度之文,专取其中说理之篇如《礼运》、《礼器》等,进而比类相连、贯通章句,又标举礼学的大义在于"养生送死事鬼神"八字。凡此,在不动摇《礼记》经典地位的前提下,开创了《礼记》研究的新方法。     

横剖之史:刘咸炘论《华阳国志》

刘咸炘是近代四川著名学者,其学术研究近年来日渐受到重视。《华阳国志》乃东晋常璩撰述的一部记载我国西南地区历史、地理等方面内容的综合性著作。刘咸炘注重"土风",对《华阳国志》论述多有精辟之言。从时间与空间综合而言,《华阳国志》乃"横剖之史";地方著作大兴及常璩自身经历、学术渊源等是其撰书条件;《华阳国志》之《序志》末段暗指作者姓名。刘咸炘对《华阳国志》的论述有利于进一步探究刘咸炘的史学思想,丰富对《华阳国志》的认识。     

评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译介

何炳松是较早倡导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学者。他率先将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向国人作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 ,又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理论 ,对西方史学中的史学学科理论进行译介和阐释 ;在使西方史学和民族史学相结合方面作出了种种努力。但他未能完全熔铸成自己新的学理 ,其学术思想中西方史学理论部分和中国传统史学理论部分仍处于脱节状态     

略论刘咸炘对四部分类体系的改造

刘咸炘对四部分类体系的改造可分三部分,一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调整子目,使经、史、子、集四部收录图书更为合理;二是另立外编,专收考证书、杂记等难以归入四部的图书;三是增多类目。刘咸炘认为经过改造的四部可以包容中、西所有图书,虽然可能扰乱了西学的原有体系,但却保留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固有体系。为此,刘咸炘还提出了"主客之辨"的观点,认为自己的体系要优于其他分类体系。从现代目录学的发展趋势看,刘咸炘虽然在古典目录学方面眼光卓越,但对学术发展趋势的估计显然是保守的,一如他的文化立场。     

关于柳诒徴《国史要义》

作为民国时期以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著称的柳诒徵,其晚年代表作《国史要义》,与近世言史学的其他著作比较,既不似文化守旧者之迂,又不像以西法论史学者与传统史学之隔阂,庶几可视为使我们脱开些西方学科理论影响,一窥传统史学堂奥的密钥。而在理解中国传统史学的同时,面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观念的纠缠,或在现代的学科格局中,怎样完成传统史学学术的创造性转换,也是我们阅读《国史要义》时有必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严复社会史观的建构与近代史学转向

严复对社会史观的建构颇有“西方史学本土化”、“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这一近代史学转向的特征。以往学术界探究严复社会史观的理论建构的专文鲜见,笔者从思想与社会互动的层面对此作探索,既在横向层面关注严复社会史观的理论源头,即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甄克思宗法制度论、西莱政治史学等学术思想与本土学术资源中苟子的社群观、杨朱之自利、墨子之兼爱及佛教的“心境之说”等思想,又从中西文化会通的社会语境中分析严复社会史观的嬗变及其昭示的理论得失。     

近二十年尼日利亚史学述评

<正>尼日利亚史学是非洲史学的重要分支。从全球史学发展的角度而言,非洲史学是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由于非洲史学起步较晚,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相对有限。实际上,非洲史学自有其传统,在非洲摆脱殖民统治后更是得到了蓬勃发展,形成了伊巴丹学派、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和达喀尔学派等重要史学派别,“为非洲史观的确立、方法论的突破和史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贡献”。⁽(1)) 尼日利亚史学⁽(2))从伊巴丹学派发展而来,因其学术规模和基础之大之深,为西非史学、     

突破史料和家法之局限——对宋代政治史研究的一点思考

<正>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因历史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较迟,又先后遭逢艰危之政局,故政治史一直作为历史研究特别是本国史研究的恒久性主题,而且研究之议题亦相对狭窄。这一状况尤以中国大陆为突出。尽管在西方史学主流中,随着年鉴学派的兴起,经济史和社会史曾长期取代政治史的主导地位,但在中国史学中政治史却仍然保持其重要地位及其特殊性。世纪之交,政治史再度成为世界史学重视的主题,中国政治史研究因应其中,开始呈现新的热潮。作为中国政治史组成部分的宋代政治史研究尤为引人注目,成为近年宋史研究的重要牵动力。其研究理路先后经历了"走向活的制度史"和"新政治史"阶段(黄宽重:《从活的制度史迈向新的政治     

试论蔡元培对20世纪疑古思潮的客观影响

20世纪20年代,萌生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派别——古史辨派,形成了一股勇于打破传统古史体系的疑古思潮。虽然其孕育于20世纪中西文化碰撞、排斥、吸收、交融的大背景下,是传统与现代多种复杂因素混合下的种子,但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支持和保护者的蔡元培先生,却对这一学派及其思潮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蔡元培先生中西交融的学术思想以及他在北大锐意革新中一方面提倡学术自由之精神,开创思想解放潮流的风气;另一方面倡导科学精神和方法,鼓励科学求真之精神,从思想与实践上对疑古思潮产生了重要的推动力。他闪现着时代理性之光的思想与实践,对我国学术史的转型和发展具有开辟意义和精神价值。     

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兴起及其启示

中国史学界很少关注传记学,而文学界却长期以来十分重视传记学,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就使人们误以为传记学属于文学,传记也难免有虚构成分。然而,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兴起表明,无论文学与史学曾经如何纠缠不清,传记学终归是史学的分支学科;撰写传记,只能严格遵守现代科学史学的原则,不应虚构。正是随着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兴起,传记学回归到其内在的历史属性,成为主流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主要是通过回归主流的民族国家史学而实现的,编纂国民集体传记、推动民族国家建设,是其重要标志。因此,科学化和民族国家化,是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基本特征。这对重建中国的传记学,编纂科学、信实的《中华民族传记辞典》,从而增强民族国家认同感,具有重要启示;对开创我国历史学科新的增长点而言,也具有积极意义。     

人生历沧桑 读史情深长——谢保成教授访谈录

<正>谢保成,祖籍北京房山良乡,1943年出生在甘肃兰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第四、第五届副会长、第六届顾问。谢保成先生著述丰富,发表论文180余篇,出版著作20余部。代表作为(以初版时间为序):《隋唐五代史学》《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贞观政要集校》《民国史学述论稿》《龙虎斗与马牛风———论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家》《传统史学与20世纪史学》《增订中国史学史——从"史"的起源到二十世纪中》。其中,2016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3卷4册本《增订中国史学史》,是到目前为     

再论章学诚史志学说的历史贡献及辩证思想——纪念章学诚诞辰280周年

章学诚系引导中国近现代史志学术史的集大成者。一方面,他从"六经皆史"的史学论、广泛深邃的史义说和卓然不群的史德观等方面对史学研究作了精辟阐述;另一方面,其矢"志"不渝的方志编纂事业,革故鼎新的方志学术体系特别是独到精辟的史志关系理论,又为中国方志发展史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由于"章学诚其人其学几乎隐没了100年",但"在现代经历了一次被‘重新发现’的际遇",因而在其诞辰280周年之际,再度梳理和挖掘其史学、方志学等学术思想,对推进史志编研事业意义重大。     

清末章太炎、梁启超学派之分合——以“新史学”为线索

在晚清学派意识强化和学术史构建的过程中,章太炎和梁启超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欲从1902年左右章、梁共商新史学的一段因缘切入,回溯清末十数年间,二入学派归属的分合。章、梁二人以革新旧史学为入口,确立近代学科观念和学术史意识的努力,固然以日本为中介,受到西学（主要是社会学和文明史学）的启发,也与西学观照下对传统学派资源的重新整合相关。太炎、任公在清末的学术交际,围绕着“新学”与“实学”、“孟学”与“苟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经世致用之学与实事求是之学等诸多学派纷争,在往复交流的过程中,既互有出入,又交相影响,确立了现代中国文史之学的若干基本命题。     

科瓦里钦科与俄国的农业史研究

科瓦里钦科在史料学、史学史、史学研究方法和俄国农业史方面建树颇多,尤其在运用计量方法研究俄国农业史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他是俄国农业史学派核心人物,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科氏围绕俄国农业史研究佳作迭出,自成一家之言,为后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珍贵的学术遗产,其独到的学术思想将长期地影响未来俄罗斯的农业史研究。     

章太炎《春秋》学三变考论——兼论章氏“六经皆史”说的本意

经学消亡,其所述历史"神话"被否定,经学作为史料寄身于史学门下。按照中国学术"古今之变"的这一大线索来看,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意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后世学者基本上按照这一线索将章太炎以"六经皆史"为要义的"古文经学"进行一分为二的评说:一方面肯定章太炎破除由经见道、通经致用的经学思维,将"六经"历史文献化,使儒家六经从神圣宝典下降到了古史资料地位。另一方面,又批评其"六经皆史"之说终未能脱离儒家经学的羁绊,仍为尊经崇圣的观念所困。这样一种以"传统/现代"为框架的二分法往往使我们忽略章太炎"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轨迹和自身意图,从而造成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割裂和简化。章太炎的《春秋》、《左传》学是其"古文经学"的主干,最能表现其"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自身的思想轨迹。本文试图追迹章氏《春秋》学的变化发展,并以《春秋》学为中心,考察其"六经皆史"说的本意,提示其中值得重新审视的思想内涵。     

中日两国官方史学及其近代转型的比较

中国古代的官方史学,具有制度化、组织化并且纳入政权机制的特点,这是区别于西方史学的重要特征.这种文化传统影响古代日本,使之也出现官方史学.但中日两国的传统官方史学存在着明显区别,这表现于修史的组织机制、修史成果格局和史学理念三个方面.时至近代.中日两国官方史学先后转型,但表现不同.中日两国都未能彻底摆脱官方史学传统,也不能完全将之保持,特别是日本明治时期做出复兴官方修史的努力,终归失败,说明官方史学虽然影响力很大,却不是史学发展的普遍方式,难免走向衰落.     

20世纪上半叶陈垣论中国传统史学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史家中,陈垣是特别重视对中国传统史学加以继承和发展的,被誉为"土法为本、洋法为鉴"的史学大师。作为新考据派史家的代表,他对传统史学及现代新史学关系阐发的基本特点和内容是以现代考据学的科学思想和方法,紧密结合自身研究来阐发传统史法、史料文献和史家成就的得失。在史家研究上,代表作《通鉴胡注表微》融考据、义理和致用为一,对宋末元初史家胡三省的史学思想和成就作了新的发掘和阐释,较系统反映了对传统史学思想和方法的认识,表明其中国传统史学观已经上升到新层面。他还对清代史家的成就和不足作了较深入的评述。陈垣对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新史学关系所做的理论探讨和史学实践为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