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文化巨人陈寅恪与吴宓的晚年交

管鲍故事是中国人友朋相交的最高境界,向为人们所称道,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两位巨子──陈寅恪与吴宓之间的友谊,是可以比之管鲍而不愧疚的。陈寅恪生于1890年,比吴宓大四岁,两个人相识是1919年初在哈佛大学留学时期,经陈寅恪的表弟俞大维的介绍,开始订交。以后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论是顺利也好,挫折也好,他们总是真诚不欺,相濡以沫,共事于清华国学研究院。1944年年底,吴宓从昆明西南联大去成都看望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当时寅恪先生右眼已失明,住进了医院。吴学昭女士的《吴宓与陈寅恪》一书所…     

吴宓与民国诗人吴芳吉的莫逆之交

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徽在为《吴宓诗集》作序时,曾对吴宓与吴芳吉的友谊评论道:“两人者,貌不同,迹不同,遇不同,诗亦不同,所同者乃真性情。”确实,他们两个虽为同姓,又都是诗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际遇。这样的两个人能成为至交、知己,且那般肝胆相照,大概正如柳诒微所言,皆乃真性情也。     

吴宓与陈寅恪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上,吴宓与陈寅恪是两座傲然挺立的连峰。他们的交往始于1919年哈佛读书而止于1969年陈寅恪辞世,期间正好是50年。在这50年里,他们惺惺相惜,扶助前行,特别是身处人生坎坷网境时,二人更是同气相求,濡沫以共,其友谊在学人中堪称典范。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中,     

胡适、吴宓道不相谋

胡适、吴宓,中国近代学术舞台上两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却道不同。不相为谋。何以？这篇文章回答了这个问题。     

吴宓力荐陈寅恪

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任国学院导师一事,很多人都耳熟能详,其实,从《吴宓日记》中的记载来看,在推荐陈寅恪到清华国学院任导师问题上,吴宓起了决定性作用。     

吴宓“打洋奴”事件

抗战胜利后,知名学者吴宓教授应聘到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当时,驻武汉的法国总领事黎伯想拉拢学界名流,竭力向武汉大学示好,不仅给学校捐赠大量法文书籍,而且主动提出派领事馆人员到武大外文系讲课.他还通过国民党湖北省官场要人程潜、何成浚等人,以庆祝法国国庆日为名,在领事馆邸举行盛大烛光晚会,殷勤招待武大头面人物及吴宓等著名教授.以后,他又三番五次邀请吴宓赴宴,吴宓觉得对方另有所图,所以每次都婉言谢绝.黎伯仍不死心,经多方打听,得知吴宓酷爱外文书,便屡次派人送书上门.     

从《吴宓日记》中解读王国维之死

<正>日记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尤其是一个时代里有着较大影响的人物的日记,由于其即时性、纪实性,以及往往涉及重要人物、事件和记录了作者的内心感受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深入挖掘之后,便会发现其中丰富的内涵。作为一个群体,地位特殊的知识分子的日记由于涵盖众多与其同时代的学人和丰富的思想文化内容而显得更为可贵。民国以来的学者中,当以胡适和吴宓的日记为其中代表。建国之后,胡适去了台湾,而吴宓一生留在大陆,且其日记也在大陆较完整地出版,无论是建国前所记十卷还是建国后所记的十卷续编,在研究民国及建国后一段时间里的学者和思想等方面都有着很好的     

中国留学生与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吴宓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现代新儒家队伍中有相当数量的归国留学生。这和百年来中国留学生的思想化走向不大协调。本选择冯友兰和吴宓两个典型,通过对他们出国前的化观的解析以及出国后的思想走向和化追求的具体考察,旨在说明出国留学何以反而让他们步入了化保守主义的行列,从而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来探讨中国留学生与现代新儒家的关系。     

吴宓“偷书”

著名学者吴宓,曾经冒险“偷书”。 这是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中的事,是吴宓自己在日记中如实记下来的（见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一版）。其缘起,在于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抄家。     

再看吴宓（续）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习惯以现代学史上的几场论争来给一个人定性,如对徐志摩、吴宓就是如此。关于吴宓,上已经论及,他应时不识时务,并非全无道理。舍去这一层意思不谈,吴宓一生干的事也不只是那场短短的论争,他的一生,主要是以教师和学的身份出现,在这方面可以说做得很不错。     

吴宓和他的家务女工

著名学者吴宓年逾古稀之时孤身在重庆执教,自"四清"始由家务女工唐昌敏照料他的生活。文革期间吴宓身心均受到极大的冲击和迫害,然而唐昌敏不离不弃,依然悉心照顾;同时吴宓对唐昌敏一家的不幸遭遇也予以极大的帮助。大学者与平凡的家务女工结成了难得的患难之交。吴宓在日记中记载了非常年代的经历,留下了珍贵史料。详见《吴宓和他的家务女工》一文。     

我与吴宓的一段往事

1966年6月28日,我们参加省委工作团的13位青年教师奉命回到西南师范学院。回教研室不久,“革命烽火”越烧越旺,终于有一天吴宓座位旁边墙上赫然出现了一幅标语———“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吴宓!”我顿时明白,吴宓要倒霉了。隔了两三天,教研室开会批判吴宓。会上,几位了解情况的人声色俱厉地揭发批判吴宓,说他反对鲁迅、反对文字改革、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资助牛鬼蛇神,简直反动透顶云云。对这一切,吴宓闭口不言,不置可否。这次批判会,大家说话还有三分客气,也不作人身攻击,还让他坐着接受批判。会后,主持会议的刘遗贤叫我晚上去找吴宓谈谈,…     

吴宓的题词,工工整整写了一页

正1963年,学生周锡光(1943—)去看望自己的恩师吴宓。这天是周锡光的生日,他拿着自己的日记本请老师题词以做留念。吴宓对他说:"我要好好想一想再写,两天后你过来取。"两天后,周锡光取回日记本,翻开后,只见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了一页:宓今七十,锡光年二十岁。愿锡光时时读此页,到锡光七十岁时,仍读不已。     

吴宓与《红楼梦》

吴宓（1894—1978年）,字雨僧,陕西泾阳人。他是沂代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教授、诗人和红学家,也是我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他一生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和高等学校教育工作,培养了不少人才。他一贯严谨治学,对我国传统文化造诣极深,又曾游学欧美,学贯中西。他从青年时代起,便喜读我国古典文学作品,特别嗜读古典小说《红楼梦》,终生不衰,并对《红楼梦》进行深人研究,识见精深、饮誉中外,是最早将《红楼梦》介绍到国外的权威学者之一。在国内,他与蔡元培、王国维、胡适、俞平怕、周汝昌均为有影响的红学专家。吴宓的红学研究,早…     

邓小平与吴宓教授

建国初期，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为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吴宓“打补丁”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民国１０年，吴宓从美国留学回国，先后在东南、东北、清华、川大、武大等国立大学，作了３０年教授，其中在清华（包括联大）任教授近２０年。这位学贯中西而通古今的国际知名学者，解放前夕放弃了回清华、赴岭南、去台湾、留武大等名牌大学的种种机遇，出于对大西南的钟爱，独身入蜀，当上重庆私立北碚相辉学院（后合并为西南师范学院）的教授。缘此，他与邓小平有了一面之交，为其晚年的生活增添了无限的…     

吴宓痛悼常燕生

1947年8月4日,吴宓在《武汉日报》“文学副刊”发表文章,沉痛悼念诗友常燕生先生.文章说,他与常相识,是在读其长诗《翁将军歌》和《论新诗》以后.这两首诗均写于1932年,前者是歌颁“一·二八”战役的抗日英雄、十九路军旅长翁照垣的,后者是评论白话诗运动的.值得注意的是,吴宓不仅将这两首诗录入其《空轩诗话》,还给予很高评价.他认为,《翁将军歌》“气格高古.旨意正大,深厚而沈雄.通体精练,无懈可击.其序仿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其诗也直追少陵与唐贤.……统观九一八后两年中南北各地叙记国难之佳篇,应以常君此歌为首选”(《常燕先生遗集·哀挽录》,第21页).至于《论新诗》,他的评语是:“议论正大,而格调高古,有清新自然之致.”此外,吴为了将这两首诗“登布于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曾与常燕生谋面.据说,在那次见面后,吴对常印象颇佳,认为“其人渊雅静穆,而性情诚厚,纯然文士,绝异政海中人物也”(同上,第23页).为了解上述情况,我查阅了新出版的《吴宓日记》,可惜这一年的日记缺失.又查1932年的《大公报》,不知为什么也没有这两首诗的踪影.     

吴宓与梁漱溟的个性

有一回,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一位老师向吴宓教授借了五元钱,说好一个星期以后还,但一个星期过去了,那位老师却没有把钱还给吴宓。于是,吴宓就亲自找上门去,要回了那五元钱。那位老师很不高兴,跟别人说：＂吴宓真是个小气鬼,借他五元钱还好意思上门来要!＂有人把这话传给吴宓,吴宓说：＂我不是为了五元钱,我是在帮助他提高道德修养!＂还有一回,是在20世纪30年代,吴宓的一位学生要去美国留学。     

吴宓“偷书”

著名学者吴宓,曾经冒险“偷书”。这是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史无前例”之事,是吴宓自己在日记中如实记下来的。其缘起,在于“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抄家。     

吴宓“偷书”

著名学者吴宓,曾经冒险“偷书”。这是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史无前例”之事,是吴宓自己在日记中如实记下来的。其缘起,在于“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抄家。     

吴宓与《学衡》

《学衡》是20年代化保守派的一份学刊。吴宓倾心编辑《学衡》11年,发表了大量的翻译作品和评论。重新审视吴宓与《学衡》所走过的那段路,也许对于人生、学术和化都会有一些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