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南京国民政府地方司法建设中的经费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最高司法当局一直勉力争取中央统一解决地方司法经费,1940年拟议多年的议案终于付诸实施。这一过程曲折迂回,起伏跌宕。统治者对司法建设的复杂认知,国家经济实力和战时环境,利益重新分割的矛盾,监督制度的落空,都对地方司法经费的划拨和使用形成窒碍,最终使划拨经费的预期目的没有达到。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对全国税务机构的整顿

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主管全国税务的机构除关务署和盐务总局外,即为税务署,它设于1932年7月掌管着全国关、盐两税以外的一切税务,具体可分为统税、印花烟酒税及矿产税三大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鉴于全国各地税务机构重叠、庞杂,税卡林立、各省滥施税政,截留中央税款的弊病,为了增加收入、稳定财政、巩固统治,即着手全面整顿税务、改革税政、统一征收机关,以便使各项税收渐次集中于国民政府财政部。(一)建立统税组织系统:1928年1月,国民政府以裁撤卷烟苛杂税为名,颁行《卷烟统税条例》,规定卷烟税为“国税”,2月在上海设立卷烟统税处,负责卷烟统税征收事宜。(其间,曾一度因煤油税划归兼理而称卷烟煤油税处,1929年2月煤油税改归海关征收,又恢复卷烟统税处名称。)其初,组织比较简单,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地方与商界的税收纷争——1931年营业税法颁布前后的分析

以营业税抵补地方裁厘损失是南京国民政府构建中央与地方税收权力关系的一个关键环节.然而,地方政府所订税则却遭到各地商界的强烈反对,以致税收纷争此起彼伏.国民政府颁布营业税法,试图缓和地方政府与商界之间的矛盾.随着财政危机的加剧,地方政府不得不与商界达成某种妥协,而中央税法则沦为一纸具文.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以集权为主的分税制...     

论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制定与调整,是南京国民政府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重新确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中国财政体制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步。从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划分的原则、平衡性及两者的规模比例等方面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划分较为合理,但这一划分仍有许多不足。     

工商团体与南京政府时期之营业税包征制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因应裁厘需要,开始正式征收营业税。依营业税法规定,该税本应由税务机关直接征收,但当时,地方政府及工商团体却不顾中央禁令,私下签订包征协议,普遍由工商团体代征甚至包缴营业税,以稳定裁厘后的地方财政,使包税制呈现出"团体包税"的新形态。此种情形虽然不单独存在于营业税的征收过程中,但以营业税包征最为普遍。这一现象的内在成因十分复杂,涉及中央、地方、工商团体间的利益纠葛及平衡问题,亦说明国民政府建立现代税收国家的努力遭受顿挫。     

一部学术品位较高的佳作——《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一书评介

张连红博士所著《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一书,已于1999年11月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考察和全面论述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著作。全书除前言、结语外,共分七章,其中第一、二章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收支结构,并从制度层面探讨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制约;     

抗战前国防危机加深与国民政府整顿军备——以马政建设为中心进行考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出于整军备战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筹设中央马政机构、制订计划、整顿军牧场、筹建种马牧场和培养人才等措施推进马政建设,这是中国借鉴国外模式长远规划马政的开始。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马政设施已略具雏形,建设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就。但外敌入侵和国内政治环境,致使国民政府马政推进受到严重干扰,战时军马补充困难。     

浅析南京临时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地方党政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党政关系的根本原则是"一党专政",具体形式表现为在中央实行"以党统政",在地方则实行"党政分开与合作"。这从某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国民党统治制度在地方运作的缺陷。本文试图从国民党组织的结构和特点出发,分析国民政府中央"一党专政"形式的形成和地方"党政分开与合作"形式的演变,最后揭示出党政关系演变的现实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社会福利立法初探

社会福利立法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初期。为了解决与工业化发展相伴生的社会问题,发展现代社会福利事业,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法规并以政府的力量推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体现出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事业已在一定程度上步入现代化轨道。但由于立法本身很不完善,立法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诸多弊端,其执行效果与立法的初衷相距甚远。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冀省“废苛减附”治理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在表象上归于统一,但地方主义势力彰显。聚敛钱财、搜刮民脂成为地方实力派对抗中央的主要手段,这既造成农民捐税负担过重、农村经济疲敝,又严重侵蚀了中央政府权威。国民政府为防止中央政权稳定性缺失,从削弱地方财权入手对各省进行整合控制,并于1934年发起全国性的"废苛减附"治理运动。河北省的实践结果表明,在这场运动中地方政府为保存实力纷纷抗争于中央,而中央唯一考虑的是收权并控制地方,中央与地方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无不显现出国家政权的"碎割"和中央权势的弱化。     

财政格局与大学“再国立化”——以抗战前中央大学经费问题为例

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在南京建校,经费完全由江苏省截留的"国税"承担。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东南大学改组为国立中央大学。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对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进行重新划分,直接影响中央大学教育经费的来源。各方围绕该校经费的来源和数额问题展开旷日持久的博弈。直到1932年8月,中央大学经费完全由中央财政承担,学校完成教育经费层面上的"再国立化"。抗战前中央大学经费问题的演变,透视出近代中国大学"国立"的政治经济蕴含,以及国民党治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框架中,政治与学术的复杂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官费留学经费考察(1927-1937)

近代中国留学事业蓬勃兴起.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在留学管理政策等方面基本延续了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的相关政策,但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留学经费的来源与使用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初年留学经费来源渠道不一,在经费拮据的前提下,政府实行了严格的预决算制度.此外,政府还通过鼓励团体和私人资助等形式多方筹措资金,以保障公费留学生的培养所需.经费使用方面,政府在保障学费供给的前提下,为鼓励留学生学业更进一步,对于继续深造的学生往往给予一定资费补助,同时加大了对自费留学生的奖励和扶持.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初年留学经费来源和使用情况的考察,发现其经费虽捉襟见肘,但经费的筹措与使用逐步明晰化、制度化,因而在留学生培养上取得了一定成效.     

清代刑案律例与地方性法规关系探析

在法律多元的视角下,清代刑事性地方性法规具有不同于现代法理的内涵及特点.在创制、引用等实践环节中,此类法规极大程度脱离了地域特点的影响而成为审断经验的载体,其特点的变换亦足以体现清代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立法、司法的权限纠葛及相关的法律施用精神.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统一新疆的斗争

192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权,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统一全国.特别是僻处边塞的新疆,并不在国民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内.随着西北特别是新疆在全国的地位日趋突出,国民政府加紧了与新疆实际统治者对新疆控制权的争夺.从建省党部之争到两派宣慰使入新,最后国民政府终于如愿统一了新疆,但是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它在新疆的统治并没有维持多久.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大学区试验及其困境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为重建新的学术中心,将东南大学等校合并成首都最高学府。同时,国民政府也率先在此进行大学区制试验。在两年半的试验过程中,首都大学与中央政府、江苏地方政府之间,围绕校名的确立、经费分配和人事安排进行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在政局变动的大背景下,1929年底中央大学区制在一片反对声中被取消。设计者本是从学术独立化的角度提出大学区制,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陷入政治纷扰之中,显示出教育制度移植过程中深受国情制约的一面;同时,中央大学区制在实验中也演变成为国立大学挤占地方教育资源的制度依托,集中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在教育资源分配中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国民政府在建设“首都最高学府”中“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境。     

“以内治外”——央地博弈下的近代地方财政监督制度设计

中央对地方财政监督是央地关系中的重要环节。在地方财政监督近代转型中,时贤先后就省财政清理中部臣与疆臣的监督权限、"联省自治"下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监督权、地方自治完成后中央与地方民意机关对地方财政监督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财政视察、财务稽核、财政督导、中央补助金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地方财政监督制度主张。这些制度设计主张为近代地方财政监督转型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至今仍有某些参考价值。     

1935年九世班禅返藏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

1935年是班禅返藏途中最为关键的一年,国民政府从形式、经费、护卫等方面为此做了大量筹备工作,这与国民政府的西藏治理政策有着密切关系,也伴生着中央政府的治藏理念。国民政府组织班禅返藏,其过程错综复杂,裹扶着各种国内地方派系、利益团体的利益,甚至还牵涉蒋介石围剿红军的策略。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其治藏在形式上努力,但效果式微,而西藏噶厦在国民政府驻藏人员的积极干预下,始终未敢公开对抗中央。     

八省土膏统捐与清末财政集权

清末鸦片税收是中央与地方争执较多的领域,地方固守与中央控制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八省土膏统捐是清廷在扩张财政以编练新军的背景下,将地方经营有效的联省合办统捐的权力收归中央的重大举措。地方督抚对此暗中排拒,使清廷推行财政集权的意图难以如愿贯彻。这一事件反映出清末中央与地方逐渐疏离的趋势,亦可概见练兵新政推行中政治与财政环境之纷乱。     

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政策的实施与各省地方政府的反应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实施法币政策的直接导因,是为了制止白银外流,但实施统一的法币政策一直是南京国民政府整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步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制止白银外流只是法币政策实施的一个契机。本文试图以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为中心,对法币政策实施前后中央与各省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一考察。     

脆弱的统合之基:抗战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相当混乱。经过多方博弈,龙云最终统一滇政,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也逐渐确立,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才逐渐由混乱走向"统一",并在党员发展规模、县市基层党部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由于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党部发展的不平衡,其在云南省党部的组织与发展仍然受限,表现在省党部的人事结构以云南地方实力派为主、党务活动经费困乏,这一定程度上是国民政府对云南地方政治统合脆弱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