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考据学的学术规范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乾嘉学者,实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派’。”其实,清代考据学不仅在考据方法上与近代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而且他们所倡导、遵循的学术规范也与近代相近。考据学的学术规范对考据学派的形成、发展、壮大,对实事求是治学精神的贯彻,对学术成果的规范化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也是考据学派不同于其他学派的主要标志之一。一、“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论证规范考据学与理学在论证方式上有根本的区别。考据学者认为,“性理…     

清代《后汉书》补表研究

清代学术受朴学之风影响巨大,古典考据学独盛,尤其至乾、嘉间之考据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乾嘉历史考证学是乾嘉考据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补各史的《表》、《志》十分繁荣,关于《后汉书》补表的著作贡献突出,具有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     

乾嘉考据学流派辨析——“吴派”、“皖派”说质疑

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风靡学界,汉学成为正宗,一时聪明才智之士,咸趋此途。惠栋标汉帜于吴,戴震集大成于皖。然其治学宗旨相同,故于清代,未以吴、皖分之,亦未以流派别之。至近代章太炎、梁启超二大师以“吴学”、“皖学”分称,遂影响至今。当代一些著名学者,论乾嘉学派,言必称“吴派”、“皖派”。名家之论,如草上之风,风行草偃,几乎所有论及清代学术的著述,乃至教科书,于乾嘉考据学,皆有“吴派”、“皖派”之分,似乎已成定论。但仔细察来,此等分法,于事实甚为不符,更无科学根据,乾嘉考据之学,何“吴派”、“皖派”之有?因此,有必要与之商榷,予以辨清。     

明清两朝考据学之比较研究

明代考据学是在明中叶"黜虚崇实"思潮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直接或间接启迪和影响了清初及乾嘉考据学的发展。清代学者在继承和发扬明中叶以来求实学风和考据学成就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明代考据学中存在的不良风气。他们强调"博学"、"博证",但多不炫奇。尤其是清初几位大师无不把"求实"与"经世致用"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与明代考据学的根本区别。乾嘉考据学则与明代考据学有着较多的相同点,但在治学的范围、方法及研究的广度、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前代。     

凌廷堪考据学发微

凌廷堪为乾嘉中后期一位颇有影响的考据学家。本对其学术宗旨和治学成就进行总结和阐述,这对于研究乾嘉考据学尤其是中后期的学术走向和特征都具有重要意义。凌廷堪在治学宗旨上主张事必求是,重在由典章制度以通其道,既专精于礼学又博涉旁通。在义理之学上继承戴震由考据以通义理的治经宗旨,并在发展戴震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以“礼”代“理”说。     

乾嘉学者的学术交流

乾嘉时期,学者通过交游、通信及其他途径进行学术交流。他们既重视向他人学习,又重视相互间的讨论与争鸣,并对学术争鸣的规范有一定的自觉。在交流中,达成了关于考据学地位的共识,确立了方法论,推动了乾嘉学派的形成。     

乾嘉考据学派对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的影响

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不只是受西方史学影响,而且与乾嘉考据学有直接的联系。乾嘉考据学派与西方近代史学多有相通之处,20世纪的历史考据学治史所采用的理念和方法既来源于西方,也来源于中国传统史学。乾嘉考据学派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学者传承了乾嘉考据学的精神和方法,在借鉴传统史学优长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史学的理念与方法,从而构建了新的理论体系。在民族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史学的转型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乾嘉考据学本身的生命力适应了近代史学转型的要求。     

近十年来大陆乾嘉考据学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大陆学在继承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乾嘉考据学的成因、流派、史学成就以及与之相关的汉宋之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乾嘉经世之学和“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突破已有成说,开拓了新的研究路向,也扩展了乾嘉考据学的研究范围。     

论胡适与乾嘉考据学派

胡适继承了乾嘉考据学派疑古的精神、历史的眼光、考据学的方法.但是他主张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去寻找证据,主张创办图书馆事业,提倡写人物传记来保存史料,提出用二重证据法来验证史实,主张方法的自觉和学术的公允,都是对乾嘉考据学派的超越.然而,他主张二元史观和历史发展的偶然论,夸大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使得他的存疑主义走向了极端,这些都是他对乾嘉考据学派合理因素的抛弃.尽管如此,胡适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在史学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治学方法的独到见解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学术背景与创新

标榜实事求是的考据学是有清一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思潮。乾嘉期间,考据学发展至鼎盛并流于泛滥,日渐离开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方向。针对这一学术风气,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强调学说不应脱离人事,反对为考据而考据。"六经皆史"说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历史批判与现实关怀:清代中期史学家的风俗论

探讨古今风俗之流变及其与历史演进的关系,是清代中期史学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清代中期的史学家评论风俗的重点,一是考察了清代以前风俗对朝代盛衰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二是批判清代中期社会上出现的不良风气,倡导士大夫阶层在引领风俗的良性发展上扮演重要角色,特别强调士大夫要树立廉耻观念。他们还总结出风俗的时代性、相对稳定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等特征。清代中期的风俗论,反映了考史学家的经世思想,体现了乾嘉史学的历史批判精神和关怀现实的学术品格,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学术意义。     

试析清代考据学中以子证经、史的方法

清代考据学以经、史为主要对象。由于考证六经、三代历史的需要，先秦诸子因其时代与大经相近而倍受重视，成为证经、证史的重要他证或旁证。或佐证事实，或校订脱讹，或旁通音训。因此，以子证经是乾嘉考据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法。     

王鸣盛之《春秋》笔法观探微

王鸣盛是乾嘉时期著名的考据学家 ,学识渊博 ,兼通经史 ,著述宏富 ,尤以其考史名著《十七史商榷》享有盛名 ,奠定了他在乾嘉史学中的地位 ,受到学术界的推重。乾嘉时期是一个学术文化大总结的时期 ,其间的学者往往能够站在一定的高度 ,对往昔的文化资源有一个修正的态度 ,但面对传统文化资源的自足体系 ,他们又难以取得根本的超越 ,只能在旧有的模式中转圈。《春秋》笔法是传统史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封建鉴戒史学存在的重要标志 ,分析王氏对它的看法和评断 ,对于理解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状况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可惜 ,至今有关这…     

章太炎的“学隐”思想及其渊源

章太炎的“学隐”思想包括“逼”、“隐”、“反”三个密切相关而又各不相同的层面(因“隐”的一面更具整体意义,故本将它概括为“学隐说”或“学隐”思想)。历史化中心论和“严种族之别”的民族主义是其本质特征,对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及清代汉学家精神风貌的独到洞察和阐释,则构成了其核心内容。从渊源来看,它是江浙特有的人地缘和族类意识的直接产物,它基本真实地揭示了民族主义的高涨是乾嘉考据学得以形成的枢纽或关键这一内在联系。学们对乾嘉考据学成因的解说纷争已久,因不为学界见重而几至湮没的“学隐”思想,或许能最终弥缝各种说法,并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     

纪晓岚与桂馥、李文藻之交往

纪晓岚一生交游广泛,与戴震、刘墉、朱珪、翁方纲、王昶、钱大昕等都有密切的交往。在山东名士中,纪晓岚则与桂馥、李文藻有较多的往来。他们切磋学问,互相唱和,为后世留下许多重要的学术论著以及优秀的文艺作品,是研究乾嘉学术的重要参考资料。     

阮元与清代今文经学

阮元在清代学术史上主要以考据学成就而著称。但是,他与今文经学也有关联。他不仅为庄存与和孔广森等的著作作序表示推许、予以资助出版,而且与凌曙、龚自珍等保持了密切的接触。他在学海堂中明确表示尊重何休及其学术。这是因为：一方面,清朝统治者赞许今文经学;另一方面,乾嘉汉学盛极而衰并遭到了攻击。阮元兼容今文经学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今文经学的兴起和光大。     

从《十七史商榷》看王鸣盛品评历史人物的特点

清代乾嘉考据学家王鸣盛的考史著作《十七史商榷》虽以考史为主,但其中也穿插一些史论内容。或先考证史实,然后对其议论;或直接议论历史人物和评论历史事迹;或以述代论,因此构成了《十七史商榷》“史”、“论”兼俱的特色。其中,评骘各家书法义例和品评历史人物是其重点。本文拟对王鸣盛品评历史人物的特点作一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清代考据学的科学解释与现代想象

在当代学术研究体系中,对清代考据学的评价一直趋于两个极端,一种观点认为考据学只具有寻究古典文献来源的技术含义,没有什么"思想性",另一种观点则极力论证清代考据学具有不同于宋明儒学的新"义理",并不缺乏"经世"意义。更有甚者,考据学被认为是最具有"准科学"性质的学问,与西方近代学术传统可以构成对话关系。本文拟对以往学界流行的清代考据学评价模式进行反思和梳理,以分析其利弊得失。     

俞正燮男女平等思想述评

俞正燮一生的活动与龚自珍大致同时又稍早一些。他俩的治学方法虽然并不相同,但同样反映了清代鸦片战争前夜学术作风与思想观念的变化。如果把两人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龚自珍冲破乾嘉考据学的藩篱,“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呼吁改革,主要是针对君臣关系的危机,用来议政。而俞正燮继续使用考据的方式,研究与     

探寻清学史推进的多重空间——《清代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开放出的新视域

新时期清学史研究除史料搜集整理外也必须建立在视野扩张和方法更新的基础上。《清代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一书,在批判20世纪清学史研究基础上,以清代儒家礼教主义运动及考据学派兴起两大研究旨趣,运用问题导向性研究思路与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跨学科综合方法,对清初与乾嘉两个时期考据学之别的揭示,清学史话语体系的解构,清代考据学与西方古典考据学中西比较,清代宗族建构特点、动力及所引起的有关祭祀、祠堂制度、古代宗法制争论与儒家礼教主义关联之阐发,为清学史研究提供了新视域。儒家礼教主义作为古代中国治理的重要组成内容,参与整个中华帝国建构。清代儒家礼教主义事关帝国统治全局,考据学兴起只是其学术推进的一个方面。它不仅是清初满汉矛盾中区别汉人与满人的文化符号,更参与到满汉交融的制度建构,是满人汉化及"满汉交融"背后的制度"利器",不仅促进清代考据学派兴起,也影响到理学在清代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