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普尔《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之文本研究

1942年,亨普尔于《哲学杂志》第39卷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的论文。①在这篇仅有14页的短文中,针对那种认为历史学在方法论上迥然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流行观点,亨普尔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他明确主张,与在自然科学中一样,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也同样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此观点一经提出,立即激起了分析哲学家们     

20世纪西方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兴起,一方面批判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另一方面将历史哲学研究的重点从解释历史的性质转移到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上来。这极大地推进了史学理论的发展,也为历史学确立了更为稳固的根基。德国历史哲学家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继承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从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异的角度来分析历史知识的性质;克罗齐、柯林武德也遵循了这个传统。分析学派罗素、波普尔、亨佩尔等人,则从语言逻辑的角度来分析理解历史的方式和历史知识的可能性。这两个方向共同构成了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的主流,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自我的认识。     

20世纪中国史学界对历史学性质的理论思考

历史学是否是科学的问题,在西方已讨论了200多年,在中国也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近代,由于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西方史学家提出,如果采用适当的方法去研究历史,就有希望得到科学的结果。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兴起。史学家们大量引进西方的史学理论,关于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历史学能否成为科学的问题也引起史学界的极大兴趣。有人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或可以成为一门科学。有人认为历史学不是科学,而是艺术或其他学问。还有人认为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     

西方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与“大历史”的兴起

冷战结束后,"大历史"流派兴起是西方历史学出现的新现象。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面对企图以神创论对抗进化论,用宗教知识体系挑战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大历史"流派以物理学"大统一理论"为基础,在宇宙时空观下,以进化化、系统论为代表的生物学、宇宙学等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为途径,解释宇宙、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起源及演化的普遍规律。"大历史"学家提出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历史演进模式,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事物本身的内蕴性。"大历史"学家们还吸收了后现代主义和基督教神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合理成分,尝试用科学"现代创世神话"重建无神论世界观和进步历史观,是西方"世界历史"观念和宏大叙事的当代复兴。     

何炳松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想辨证

何炳松指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上均有很大不同,由此得出历史学是一门主观推理的学问,历史学不必像自然科学那样寻求历史发展的因果规律,历史认识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体现了历史相对主义的思想特征。另一方面,他指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都旨在求真,历史学为了求得历史真相,必须在充分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对史料进行科学的考订和分析,然后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编撰,这又是一种实证史学的方法论。因此,简单将他定位为中国现代相对主义史学家是片面的。     

历史事实的解释与历史学的客观性

历史学是一门以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历史著述必须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依据,早已成为人们治史的常识。但如果提出任何进入历史著述中的历史事实本身都包含着解释、承认这种观点也并不必然导致历史相对主义,似乎就有些难以理解,有悖常理。本文试图从历史认识的角度,探讨历史事实的解释与历史学客观性的关系。     

战后英美史学理论界关于“历史解释”与“历史叙述”的论争——以曼德尔鲍姆的批判为线索

"历史解释"与"历史叙述"的论争是英美分析派历史哲学关于历史知识性质的核心议题。首先,分析的历史哲学关于"历史解释"的讨论是对欧洲大陆历史主义传统中将自然(自然科学)与历史(历史科学)分成两撅的反叛,它摒弃了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历史认识"路径,聚焦于经验主义传统的"历史方法"。其次,分析的历史哲学关于"历史叙述"的讨论仍聚焦在"历史解释"的框架内,历史叙述本质上还是一种历史解释,这虽说与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有交集,但已貌合神离。     

现代性与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以进化观看待中、西方社会文化的演进,认为中、西文化虽遵循类似的进化轨迹,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在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上,傅斯年由进化观促成的民族视角,提出了多元起源论主张,突破了传统史学中的中国文化同源论。他以汉民族的变迁为标准所做的中国历史分期,突破了旧史家依朝代的分界而做的自然分期,冲击了以王朝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观念。傅斯年在自然科学观念影响下形成的以"史学即史料学"为主要内容的科学主义历史知识观,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对于引导史语所治学的科学取向以及推动中国史学沿着科学实证的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是傅斯年在现代性观念影响下形成的史学思想的主要表现及意义,其局限主要在于他因将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强烈意愿,忽略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     

J.B.伯里的历史偶然性观念

伯里在1903年就任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教授的演讲中,提出了"历史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的著名论断。另一方面,伯里也清醒地意识到,历史学应有自己的独立性。他以历史偶然性为切入点,探讨历史偶然事件与因果规律之间的关系,以揭示历史思想与自然科学思想之不同。伯里认为,神学和思辨哲学逻辑演绎的路数,无法运用于史学实践。他采用"历史综合"的路数,从历史经验中提出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假说1(历史思想具有独立性),然后归纳大量的史事来验证。由于体现人类自由意志的极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存在无数的偶然事件,存在无数断裂的因果链条,所以伯里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对其假说的证明。伯里的历史偶然性研究,对于思考史学理论研究的不同路数及其局限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世纪90年代初“过渡时期”的俄罗斯史学

一般来说,史学比自然科学更受制于社会的变动和意识形态状况。20世纪90年代初的俄罗斯历史学较之其他学科更大程度上承受了国家巨变的后果,许多特征反映出所处"过渡时期"的时代影响。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史学不仅承载了苏联解体的所有社会反映,而且折射出俄罗斯的历史科学发展方向。其领域的"档案革命"、"教育革命"与"方法论革命"三个方面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构建着历史学的总体变局。     

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本文论述了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中国历史学与考古学关系中的几个问题。认为现代考古学虽日益发展为利用多学科方法与手段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 ,而且在研究范围上渗入自然科学领域 ,但其主要与终极目的既仍在于研究人类古代社会 ,则从学科分类角度仍宜归入广义历史学中 ;并通过讨论应如何科学地进行夏史与夏文化的探索等问题 ,说明中国原史、历史考古学与利用文献进行研究的狭义历史学间不应人为地相互封闭 ,而应建立一个科学的结合点 ;同时对于中国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间长时间存在的隔阂状态形成的原因与近年来二者交融深化的趋势做了评述 ,并论及今后兼有两种学科造诣的人才培养问题。     

鲁滨逊的“新史学”思想

詹姆斯·哈维·鲁滨逊被认为是美国新史学派的倡导人。鲁滨逊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同时,明确提出:历史学并非一门枯燥的、孤立的学科,必须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应推翻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固有壁垒,引进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既要重视史料的搜集,又提倡发挥历史研究主体的能动性;重视历史学的社会功用和实用价值,提倡一种"可用的历史"。鲁滨逊所开创的美国新史学派风靡全美,为现代美国史学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后现代史学理论:一种可能的新范式

<正>正西方史学理论自19世纪以来的发展演变是一个不断发生范式转换的历史过程。进入19世纪,西方历史学迎来了它繁花盛开的黄金时代,历史主义崛起,历史意识觉醒。与启蒙时代追求抽象理论和实证主义探寻普遍规律不同,历史主义关注细节、个别和变化,但也因此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潭。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狄尔泰仿照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模式,展开了历史理性批判,意在为历史学建立哲学基础。以反思历史学性质为要旨的史学理论从此诞生。自此以后的大约半个世纪内,在新康德主义者和新黑格尔主义者的推动下,偏重"理解"和主张史学自律的史学理论范式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以1942年亨普尔的《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的发表为标志,侧重"解释"的新实证主义科学统一论又占了上风,形成了分析的范式。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后结     

近百年来西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发展过程

西方从古典希腊罗马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以至启蒙时代,都有不少历史的名著;但在十九世纪之前,历史学还没有形成一门学科。这些史学著作在一般人看来,是文学的杰作,或是道德训诫的教材,宗教与其他信仰的说明,以及形形色色人与事的记述。但他们不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到了十九世纪,各种自然科学形成的体系后,历史学才成为一门在大     

从“循环历史观念”看古希腊史学与哲学之关系

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首次清晰地记述了关于历史循环式发展"五个时代"的神话,其中的东方因素特别明显。"循环历史观念"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削弱了"东方"的和"神话"的成分,成为一种流行的哲学观念。主流的希腊历史记述,并没有体现这种所谓的"循环"。从整体来说,哲学与史学处于矛盾状态,哲学给历史学提供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和学术土壤,但是更倾向于把转瞬即逝的历史事件当成基本的素材而已。但希腊的历史学一直保持着自身的传统和准则,从来没有试图走入哲学的围城。历史学与哲学,如同古希腊的信仰与理性,在矛盾中处于均衡状态。     

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

本文试图对历史学是不是科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科学这一问题,做一些初步的阐释。本文认为历史学是一种人文知识(Geisteswissenschaft),而不是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意义上的那种科学。作为学术(知识)或科学(Wissenchaft),两者有其共同的科学规范、纪律或准则;但作为不同的知识或学科,历史学的性质便有别于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的性质。历史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乃是客观存在;但对于历史现象的认识、理解和表达(这是历史学),则是历史学家心灵劳动(或活动)的结果,是要取决于历史学家的人生体验的。 历史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要受自然界的必然律所支配;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创造,是不受自然律所支配的。因此,历史学就包括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史实的认知,第二个层次是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和诠释。第一个层次属于自然世界,它是科学的;第二个层次属于人文世界,它是人文的。历史学之成其为历史学,全恃第二个层次赋给它以生命。第二个层次包含两个部分,即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两者的综合就成为历史理性。理性思维是使历史学认同于科学的东西;体验能力是使它有别于科学的东西。历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或不仅仅是)科学;它既需要有科学性,又需要有科学之外的某些东西。     

我们今天需要怎样的历史学

正历史学是一门处在变化中的学问,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广泛接受了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见。今天,不仅一些新的技术手段的应用,如对历史资料的大数据处理,使得历史研究工作变得和以往不太一样;更重要的是,现实向历史研究者提出的问题以及历史研究者对现实的感悟使得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也与以往有了不同。然而,历史学还有一些内在的属于这个学科的永久的内容,变动的历史学前行     

历史学要有新开拓

陈启能在《光明日报》发表《历史学要有一个大的变化》的文章指出:目前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相互渗透、交错、结合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历史学如果还局限于主要搞阶级斗争史,或扩大为政治史,还停留在研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事件或知名人物的活动;还满足于沿用传统的研究方法,看来是不够了。     

试析苏东剧变以来国内学界关于“十月革命”的几点争议——兼论“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

俄国"十月革命"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一个世纪来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近年来,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出现和研究路径的不断拓展,新的研究成果及不同观点纷纷涌现。在"十月革命"100周年到来之际,本文尝试在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梳理的基础上,评析"十月革命"研究中的几点争议,并尝试再次评价"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位与深远意义,并就进一步研究"十月革命"的相关问题提出建议。     

加德纳的历史因果解释观

加德纳的历史因果解释观乔春霞什么是解释（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对于这一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在各种解释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波普尔——亨普尔的“覆盖定律模型”。这一理论认为，对某一特定种类的事件的解释在于指出其原因或决定因素，而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