讼师对法秩序的冲击与清朝严治讼师立法

讼师势力的发展在地方行政资源严重不足以及行政兼理司法的体制下,直接影响其司法功能的实现,致使原有的法律秩序受到巨大冲击。乾嘉时期严治讼师定例,不但背离了“教唆词讼”本律的立法精神,走向重刑主义,而且使讼师的所有活动都在严禁之列,对民事诉讼制度的负面影响甚大。     

两宋代役人论析

两宋之代役人,包括受私人雇佣代应职役以及在雇役制下受官府雇役之人。他们数量庞大,遍布州县与基层。除了被一些士人称为"浮浪""无赖"等无恒产者外,其来源还包括富农、曾在公门之人,甚至是儒者之后。他们以代役为职,不仅是为了雇直,也因某些职役所潜藏的社会资源。代役人借助自己的技能和所掌握的信息等,在获得雇直、社会资源的同时,亦使民户脱离职役之苦,而其专业性也为州县职能的完善与扩充提供了条件,从而颇受州县与民众的欢迎。作为历史记录者的士人,在与代役人竞合的过程中,逐渐承认其作用。至晚到南宋早期,代役人已经从北宋初期以私名受雇的法外行为中走出,成为推动传统社会职役吏员化、差役赋税化以及官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群体。     

从清代立嗣继承个案看清代地方官对法律正义的救济

通过大量清代立嗣继承案例可以看出 ,地方官员运用手中的行政权威 ,干预司法 ,在具体的司法裁判上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他们根据实际情况及儒家传统道德伦理对法律的正义进行救济 ,使得社会公正得到更多的实现。这既维护了法律所保障的传统道德伦理与民众的信念 ,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个人的权利和利益。     

明清时期徽州的里书更换与私册流转——基于民间赋役合同文书的考察

徽州民间留存的合同文书,记录了明清赋役史的关键细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掌握赋役册籍的里书职役在地方社会的更替情况以及鱼鳞册交易并逐步私册化的过程,通常为传世文献所不载,或语焉不详。透过这些赋役合同可以发现,里书人选存在着由一个大型宗族垄断或若干个小型宗族轮流承担的现象,他们对地方社会的土地交易、税粮推收具有重要影响。万历清丈后编修的鱼鳞册,在官府和民众的推动下成为私册,甚至发生流转,往往被地方宗族势力保管、控制,并在清初的土地清丈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些细节表明,在宗族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中,重要职役的世袭、赋役册籍的私册化与土地资源的控制形成了有机的互动。     

讼师的儒家情怀

正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讼师对儒家文化耳濡目染,在职业活动中表现出浓厚的儒家情怀。一、讼师与讼师秘本讼师是古代依靠一定的专业知识帮助人们打官司的人,大体上可以说是古代的律师。追求社会稳定是古代历朝历代政府的执政目标,因为一些讼师坑蒙拐骗、惹是生非(这部分人,民间称之为"讼棍"),极大地败坏了讼师这一职业群体的名声,以至于历代政府对讼师都是严词指责、沉重打击,甚至视之为过街老     

口述史底层关怀的几点体悟

正通过口述历史让"底层人发出声音",在当下显得既紧迫又重要,诚如有的学者所言,"真正的历史并不仅仅存在于传统的文本中,还存在于更真实、更具体、更生动的历史场景中,存在于每个经历者心中。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将历史研究的视角从上层精英转向底层民众,去重新寻访那些被人们     

从《困学纪闻》看王应麟的历史思想

南宋学者王应麟在文献学领域成就显著 ,受南宋理学思潮的影响和南宋灭亡这一现实因素的刺激 ,对于历史与社会也有诸多颇具价值的认识。这在他的《困学纪闻》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书中王应麟寓议论于考证 ,对于人事、天命与历史变动的关系 ,维护封建社会秩序 ,以及教化、风俗与王朝盛衰的关系等三个方面 ,阐发了独到的见解。     

古摹怀素《食鱼帖》的发现

近年以来,各地的文物工作者,从废弃物品中,曾陆续找出不少珍贵文物。以书画而论,如上海市发现的北宋《宣和书谱》著录的古摹王羲之书《上虞帖》、浙江省宁波市发现的宋黄庭坚书《刘梦得竹枝词九篇》卷,均已见于刊物上的报道。我于1972年曾在武汉市文物商店乱书画堆中找到过一小幅南宋人仿马远一派的无款山水(近曾展出于故宫博物院"全国征集文物汇报展览"中);最近又     

私雇代役——宋代基层社会与朝廷役制的对话

宋代前期,民户为逃避职役重难,采取私自雇人代应州县役之法,朝廷对此屡禁不止。熙丰行雇役法后,以往的私雇代役人转换成为官雇役人,人数与专业性都得到发展。元祐时期朝廷试图恢复职役轮差之法,但承认私雇代役,于是州县役的代役人通过转换官雇、私雇,长期留于州县,渐与胥吏混同,使得衙前与州县役不再成为乡户之困,而乡役给民户带来的负担却随之突显,私雇代役现象遂有下移至乡役之势。至南宋时期,乡役雇值全被挪用,朝廷亦无法禁绝民户私下雇人代应保甲乡役,私雇代役由此成为南宋民户应对职役困苦的另一途径,且向义役渗透,这成为南宋官府安排职役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也成为后代职役雇役化的经验来源。     

官、民与法——元代判决离婚的制度与实践

延续唐、宋之制,元代国家对涉及违律为婚和义绝的婚姻予以强制离异,但在具体规定上产生了明显变化,其解决婚姻冲突、救济婚姻双方的作用更加凸显。在实践中,判决离婚并不是国家对民众婚姻的单方面干预,民众往往主动寻求官府对婚姻进行判决。作为司法者的官府,则希望在"厚风俗"的同时能够"免词讼",通过法律宣传、民间调解以及提高司法效率等措施减轻诉讼压力。在具体的判决中,官府并不一定完全按照法律规定判离,有时会出于现实的考量断以"已婚为定",体现出"法意"与"人情"的衡平。判决离婚所展现出的这一图景正是元代官、民法律实践的一个缩影。     

私人喊冤及国家应对:英国普通法上的控诉状

普通法上的控诉状源于私人向王室司法权威的喊冤(控诉)行为,存在于13世纪中期到14世纪后期百余年间。控诉状有着与令状不同的概念、形式和适用情形。在"王室司法地方化"的背景下,以令状制受限为契机,控诉状的应用逐步扩展到民事领域,为地方民众提供了全面的王室救济,发展为相对独立的法律制度;它对令状制起到功能替代的作用,弥补了令状制的缺陷,并最终与令状制合流。控诉状制度对英国法律机制和实体法律体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推动"国王和平"观念的转变,见证衡平和议会立法的兴起,并参与完善以"侵权行为法"和"契约法"两大分支为主的普通债法,最终完成对英国法的形塑。     

“失序”下的“秩序”: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中的司法实践——对鄱阳县“不法地主案”的解读与分析

在新中国初期的鄱阳县,一般的刑事和民事案件几乎销声匿迹。在大量的案卷中,主要以各类土匪、特务、反革命、恶霸和不法地主案为多。在新旧法制交替和没有明确法律规范的审判中,各级部门对审判对象的选择和各类案犯刑期的判定,有着很大的随意性。这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司法实践中"无序"的一面,但在审判程序上或最终的判决结果中,却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自身逻辑内的"秩序"。这种"秩序"有三个原则:一是注重群众的参与和对案犯的处理意见;二是重视审判程序在形式上的完整;三是判决的结果偏重于中共新生政权与案犯之间的历史和现行关系。     

书写法律:明清案狱故事中的民众法律认知与司法文化

明清笔记小说中的案狱故事不仅描摹了司法实践活动,同时也传达了当时民众对于司法实践的认知、态度和情感。由此可以解读出乡民视野中对国家法律的基本态度,以及民众心目中的情、法之辩。本文以案狱故事为例,考察明清乡民视野中的法律认知与司法实践,试图彰显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另一侧面。     

试论南宋政府对归正人的政策——以科举、授官为中心

在宋金、宋蒙对峙的形势下,原生活于北方的民众,由于各种原因,陆续南来.他们被统称为归正人。南宋政府对归正人的态度虽然前后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采取了招纳和笼络的政策,除对归正人在经济上作出种种照顾以外,在政治上也有一些优待措施,科举和授官就是其中的两个方面。科举制度发展到宋代,已臻于完备,它既是朝廷选拔官员、笼络士人的主要手段,也是士人入仕的主要渠道。因而,在新的形势下,朝廷调整了科举制度和授官办法,将其应用于对归正人的招纳和笼络上。这一政策的实施,对南宋政府收罗人才并吸引更多的北方民众南下固然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处置失当,从而出现种种流弊,教训十分深刻。     

“十八般兵器”有哪些

"十八般兵器"之称是从"十八般武艺"一词演化而来。"十八般武艺"始见于南宋华岳编的兵书《翠微北征录》,华岳曾中过武状元。此书编成于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他在书中     

从赵钧瑞及其商业网络看乾隆时期活跃于新疆的内地商人

18世纪中叶新疆进入清朝版图,不仅带来国家格局的重大变化,也给此后中国的人口流动与商业活动提供了新的广大空间。在不断加大的西向人口流动中,回族商人是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既具有经商传统和在内地的人脉网络,又与南疆回城民众在宗教文化上彼此相通,在新疆与内地的商业往来中表现活跃。因卷入乾隆朝"高朴私鬻玉石案"而知名的陕西渭南县回族商人赵钧瑞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文章利用高朴案审办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以供词为主的档案记录,具体揭示赵钧瑞的活动经历、商业队伍的构成与经商方式,还原他们在当时社会中的行为表现与特点,以求深化对于乾隆时期活跃于新疆的内地回族商人的认识。     

论清代东北地区“乡约”与社会控制

在清代东北地区,乡约成为主体性乡村职役,基本从属于民治体系。作为半公半私的角色,乡约一般以村、庄等自然聚落为基层单位,直接临民,成为中央与地方、上层与民众的中介。他们有着多重而全面的职责,控制着东北广大乡村,但由于后期乡约制度弊病丛生,最终罢废。     

清音独远

<正>几场淅沥春雨,几阵柔柔春风,山岗上布满新绿,放眼望去春意盎然。又至新岁新季,四季的轮回交替,总是难免让人一面唏嘘时光总是催人老,又不由得一面检视自己在岁月推移中的蹉跎。年复一年,到了春天,也就又一次站在了一个全新的起点,承接曾经的过往。世事的往复相连,常常让某一件事成为后果也是前因。"书功过,记善恶"的原则高于照实书写的原则,或许有些历史的真实就湮没在岁月的瀚     

文本、话语与现实——元代江南“好讼”考论

在元代文献中,江南地区普遍呈现出"好讼"现象,但相关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主观建构的话语,而非对诉讼状况完全"客观"的记录。在这种话语中,现实司法压力几乎完全转为对民众"好讼"之风的批判,诉讼的合理性以及造成司法压力的根本原因皆被排除在话语之外。这一话语之所以在元代盛行,既根植于元人的"贱讼"观念以及对江南风俗的负面印象,亦是元代国家和江南地方官员应对"滞讼"困境的一种策略。从现实情况来看,元代江南民众的确有以诉讼解决纠纷的倾向和惯习,但诉讼的可能代价又使其不能不有所顾虑。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诉讼通常是两难下的权衡。     

南宋的太學舍選與兩優狀元

南宋時期,在科舉入仕之外,尚有太學舍選一途,可以成爲士人的進身之階。南宋太學舍選,延續了北宋太學取士的制度,遵循相當嚴格的程序,在外舍、內舍、上舍各等級之間,太學生須通過私試、公試、上舍試等一系列考試,並結合平日在學的行藝考察之成績,方能次第升等。上舍一般分爲上、中、下三等,各有相應的待遇。其中,又以內舍優校人,再中上舍試優等,最受世人欽羨,稱爲"兩優狀元",可以直接釋褐授官。但因太學舍選之途極其艱難,故而南宋士人藉其入仕者人數較少,僅在十分之一左右。在制度梳理之外,本文還通過若干具體的事例,呈現了南宋太學舍選的各個重要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