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与《中兴小历》之关系

<正>《皇朝中兴纪事本末》,题有"学士院上进",今存抄本,有76卷(有三卷又分卷上、卷下),后附有宋筠录朱彝尊跋并宋氏自跋。虽该书以"纪事本末"为名,实为编年体史书,系年从高宗建炎元年(1127)五月至绍兴二十年(1150)十二月。     

何之元《梁典》述论

何之元的生前行迹,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史学观念及其《梁典》的史书结构与书法。据《梁典》佚文,既可推知该书始作于何氏任职北齐期间,定稿于归降陈朝之后,又可考见其大致的史料来源、编纂体例及何氏的著述旨趣。总体而论,《梁典》无论史料抑或史学,均乏善可称,从而例证了编年体史书在南朝时期日益衰微之事实。     

试论《宋史全文》的编撰特点

《宋史全文》是成书年代较早的一部贯通两宋的编年体史书,虽是采录众书而成,也有着鲜明的编纂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以编年为体叙一代史事,借史论述史观,史实选择侧重君主。     

史学精粹

<正>王晖:《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年"的史学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以《孟子·离娄下》"《诗》亡然后《春秋》作"及今天所见所有出土文字资料情况来看,在春秋之前还未产生由史官记载下来的《春秋》类编年体史书,但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即年月日时间与国家大事记在西周时期金文中已经出现了。西周金文资料中所记述事件的开头往往有年、月、月相、干支日,用来表明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常常记载相     

编年体史书在传统史籍中地位的升降

我国古代史籍之富,浩如烟海,编年体史书便是古代史籍中极为重要的一种。编年体史书,是以年系事,按年月陈述史事的一种史书,是较早出现的记录史事的一种形式。《隋书·经籍志》史部分类中,编年体尝以“古史”为目,从《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开始,将“古史”类改为“编年”类,尔后,历代因之。在史部诸史中,编年体历来占据重要一席,几乎与纪传体“正     

王先谦与《日本源流考》略论

王先谦的《日本源流考》,是我国首部编年体日本通史。王先谦从戊戌维新时期开始编纂此书,到1901年全书22卷告成。《日本源流考》在对日本史的编纂以及研究上具有独到之处,该书不仅征引史料范围广泛,而且运用传统史学的考异方法,审慎考证史实,以保证学术质量。《日本源流考》不仅体现出王先谦贯通古今的史学思想,还蕴含了求实致用的治学态度,对清末时期人们了解和认识日本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在中国的日本研究史上也具有重要价值。     

经与史：宋代《左传》学研究的二重路径

从学术史来看,经与史是宋代《左传》学研究最重要的二重路径。在宋代经学疑经思潮背景下,学者们对《左传》作者的身份及形成时代提出了怀疑;对杜注为代表的解《左传》之“例”,特别是其中的“从赴告”说之牵强提出批评;对《左传》中不符合义理之处进行批评与改造。经学上的怀疑与批评降低了《左传》的经学地位,从而使其史学特性受到重视,一些学者把《左传》当作史书来看待,肯定其作为编年体的典范对宋代编年体史书编纂产生的重要影响;对《左传》进行史学改编,促进了宋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重视《左传》蕴含的史料价值,据此对春秋历史发展大势以及制度沿革作出考察。宋代经学上对《左传》学旧说的怀疑与批评,为人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此同时,伴随着《左传》经学地位的“降格”,其史学价值则得到了进一步发掘。     

白言举儿克之地小考

1941年,日本"蒙古善邻协会"东京出版了期刊《内陆亚细亚》第一期,一幅绘制于乾隆七年(1742年)的多伦诺尔地区的地图被收录其中。据此图,笔者大致确定了蒙古文史书《俺答汗传》和汉文史书《万历武功录》记载的白言举儿克(Bayan-jirüken)的大体方位。此地是万历初年漠南蒙古的重要人物——喀喇沁万户首领青把都的牧地。     

文史快车

正我国"古书第一"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第一部长篇抒情诗《离骚》,第一部工农业生产技术论著《天工开物》,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第一部汇编古代文化的典籍《永乐大典》,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第一部系统性戏曲理论著作《闲情偶寄》,第一部神化集《山海经》,     

“言行趣舍,各以类书”——袁宏《后汉纪》历史叙事的方法和特点

从中国古代历史叙事的发展历程来看,东晋袁宏所撰《后汉纪》因其扩大了编年体史书写人物的叙事空间,而具有重要价值和代表性。《后汉纪》一书,在编年纪事的格局之中,以"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形式和标准,巧妙地处理了历史人物在编年体史书中的位置;以"观其名迹,想见其人"为目的,通过细节描写、载言、载文等方法,揭示各种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和精神面貌;以"名教"观念作为叙述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从而贯彻了"通古今而笃名教"的撰述宗旨。上述三个方面的结合,构成了《后汉纪》历史叙事的风格和主要特点。     

续志大事记亦可“双轨”

首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中,大事记多为编年体或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结合,也有一部分市县志将编年体的“大事年表”和纪事本末体的“大事纪略”并列。如河北的《阜平县志》、山西的《晋城市志》、山东的《寿光县志》、广西的《桂林市志》、河南的《郑州市二七区志》等等。     

魏源与《皇朝经世文编》

魏源编纂《皇朝经世编》。远绍明末陈子龙等的《明经世编》,近承清乾隆年问陆耀的《切问斋钞》,是一部有关清朝前中期经世实学的论总集。本重点论述了它的编纂方法,并兼论其编纂之缘起、影响及研究价值。     

《明实录》体裁与体例研究

《明实录》虽然属于编年体史书,但在以编年体为纲的同时还巧妙地融入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和典章制度体等诸多体裁。本文还认为,《明实录》“修纂凡例”反映出编纂体例上的特点,是依据该书的两种内在结构而制定的：第一种结构是以皇帝为核心,皇亲国戚、文武官员、平民百姓依次为其第一、第二和第三圈层;第二个结构是以政治为核心,以经济、军事、文化之和为外层的结构形式。这两种内在结构影响了实录内容的取舍。《明实录》叙事凝练、行文平实、寓评于叙。     

“元祐党籍”、“庆元党籍”人名考异——《道命录》考异CSSCI

《道命录》是南宋李心传编撰的一部记载两宋道学兴衰的编年体史书,在对其整理、点校过程中发现,《道命录》中所收录的"元祐党籍碑"、"庆元党籍"人名由于刊刻疏漏等原因造成诸多差异,今参考其他史籍以求其实。     

魏显国的通史著述与史学思想——日本藏本《历代史书大全》书后

明代史家魏显国《历代史书大全》一书 ,国内存本残缺严重。而日本内阁文库则存一全本 ,卷首有《凡例》、《目录》和《史书总论》、《史书述略》各一卷 ,以及两篇序文 ,为极其宝贵的史料。从中表现出魏显国勤奋、坚韧的治史精神 ,撰写通史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正统论和重纲常、讲劝惩的史学思想 ,以及较为严谨的著史态度     

《书小史》辨误

<正>陈思,字伏宓,临安(今浙江杭州)人,约生活在南宋宁宗至度宗时期,终生以鬻书为业,著述编撰有《书小史》、《小字录》、《海棠谱》、《书苑菁华》、《两宋名贤小集》、《宝刻丛编》等。《书小史》是史传类书学论著的开山之作,全书仿照纪传体史书体     

中国古代史学历史叙事发展的新阶段——论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兴起及其意义

自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问世至清末的七百余年间,纪事本末体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之一。与历史悠久的编年体史书、纪传体史书相比较,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历史叙事上具有"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的优点,它是以事件为中心确立标目而展开的历史叙事,即章学诚说的"因事命篇"的历史叙事。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古代史学历史叙事发展的新阶段,对南宋以下至近代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编年史与晋宋官修史运作

官修史运作是一个反复编纂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史发展的重要方面是运作环节的增加,这有助于保障从原始资料到官修史书的顺利转化。东晋南朝,编年史在官修史运作中影响明显增加。东晋一代有官方编纂编年体国史的惯例,例如干宝、孙盛、徐广、王韶之的编年体晋史著作。东晋末与刘宋的官修史一脉相承,将晋宋的官修史连续起来观察,可以了解编年史如何在官修史运作中发挥作用,并理解东晋初干宝针对编年体晋史的主张如何影响了后代的官修正史。     

《两汉纪》与两汉题材历史演义的创作

《两汉纪》是首次将两汉历史以编年体写就的史书,《资治通鉴》在成书的过程中大量吸收《两汉纪》的成果。《两汉纪》通过影响《资治通鉴》,进而影响到两汉题材历史演义的成书。主要表现在体裁形式的影响,叙事方法的影响和正统观念的增强三个方面。     

当代人的近代史——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监》考述

本文是对南宋史书《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监》进行的综合考述。首先,对撰者刘时举的生平进行了考索与推测。并对这部史书书名予以正名,指出其彰显中兴等特点,通过具体比较,揭示其史料价值。从史学史的角度观察,此书叙事往往首尾回应．体类纪事本末,对编年体史书叙事缺陷颇有补足,可见对编年体史书体裁的创造性拓展。而以史评入书的方式,则反映出南宋史学着作对司马光《资治通监》“臣光曰”以来传统的普遍继承。本文还考察了此书的版本源流,着重指出《四库全书》本所存在的严重缺陷与四库馆臣出於各种目的的改动,以期唤起使用者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