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

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影响和地位究竟如何,多年以来颇有争议。邝兆江在《历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５期发表《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一文,质疑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作用和地位。本文作者则认为,康之变法思想水平,远迈时人;康氏虽然官位不高,但是得到光绪帝重视和信任,得以通过上书言事,影响光绪帝和新政的推行;康党曾经预谋“杀禄围园”、伺机擒杀慈禧太后,成为戊戌政变的导火索;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及政变,关系重大,应是不可抹杀的事实。     

《荣禄与晚清政局》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39.3万字,65元晚清重臣荣禄在甲午战争后重新崛起,在戊戌变法、己亥建储、庚子事变、清末新政等重大历史事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既往学界对他的研究和评价大多停留在策划戊戌政变、创办武卫军、围攻或“保护”使馆等具体问题上,对荣禄一生的事迹缺乏整体观照。由于史料过于分散,旧说先     

李瑞棻滥?巳俗锉嫖

戊戌变法中维新官僚之杰出代表,礼部尚书李端棻所涉及的滥保匪人罪及七月连续告假这两个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对其整个变法中历史功绩的评价。对此,我们曾在《关于李瑞棻在戊戌变法中的几个问题》①一文提出过初步意见,本文拟再从法律角度上进一步予以探讨,并以此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戊戌政变后,定李端棻滥保匪人罪之说,渊源于胡思敬。胡思敬其人。为当时之守旧人士,政变后不久,即撰写《戊戌履霜录》一书,对戊戌变法予以抨击,影响甚大。戊戌前夜及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一再谕饬各省督抚荐举通达时务之才以堪时用。戊戌政变后,…     

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

既往研究认为军机大臣翁同龢是联系光绪帝与变法领袖康有为的桥梁,他曾向皇帝举荐过康氏,在戊戌变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这种说法并无事实依据。真正的荐康者应是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甲午至戊戌时期康有为在京政治活动的“谋主”正是张氏。他不仅全力支持胶州湾事件后康氏的上书活动,并且在召对时推荐康氏的变法书籍,积极推动康氏进用。翁同龢作为知情者,在办理公务的层面,曾给予谨慎的支持,但并未“荐康”。翁、康关系始终比较疏远。翁同龢“荐康”的说法出现于政变后,首倡者为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翁氏“荐康”的官方定论,则是政变后清廷派系斗争的产物。     

“新党”抑或“逆党”——论戊戌时期“康党”指涉的流变

"康党"是戊戌时期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指认对象与判分标准在戊戌政变前后都经历了复杂的流变。在变法的视野之下,"康党"最初是指康门师徒,时人判分"康党"的标准主要是康门师徒由"公羊"学而来的变法理论(时人称之为"康学"或"康教")及其结党做派;而后,随着康门师徒影响力的扩大,"康党"的指认对象逐渐向康门师徒的支持者扩张。戊戌政变后,"康党"的判分标准与指认对象再度发生变化。政变之初,政治上的"谋逆"与否,成为清廷判定是否"康党"的主要依据;而后,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本来被清廷判为"逆党"的"康党"却出现了与"新党"混一之势。而"康党"指涉的流变实与戊戌政局的变动有着复杂的关联。     

有关翁同龢开缺革职的三件史料

1898年光绪帝诏定国是、宣布维新变法后的第四天,即6月15日,翁同龢突然被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再遭严谴,革职交地方编管。翁同龢为同、光两朝帝傅,担任军机大臣、总理衙     

晚清的灵魂工程师们

一切皆死,唯有灵魂不灭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囚于瀛台,并关闭北京城门,出动三千军士搜捕维新派人士,持续百余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危急关头,梁启超找到谭嗣同,劝说好友与自己一同逃亡日本,不料被拒。谭嗣同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第二日,谭嗣同被捕,随后,以他为首的“戊戌六君子”被斩于菜市口。这一年,谭嗣同年仅33岁。     

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

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是聚讼百年仍未能定谳的疑案。是案历经政治、道德和学术的评判阶段,具体而微地映证出近代学界在重大“问题人物”的研究中所走过的颇具共相的曲折历程。关于是案,笔者既不同意八月初五日（９．２０）袁世凯回津告密是引出次日政变原因的旧说;也不接受袁世凯告密并没有引出政变而只是引出“戊戌六君子”被害的新解。笔者以为：袁世凯是告密了,但不是在初五日返回天津之后,而是在见到谭嗣同后的初四日（９．１９）,袁告密是造成慈禧提前回宫发动政变的最直接原因。     

《翼教丛编》版本考略

“戊戌政变”后迅速问世的《翼教丛编》,曾经风行一时,影响极大,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文献。学界一直将《翼教丛编》视作研究戊戌维新运动和晚清思想文化等重大问题的基本史料加以援引,却对该书版本、编者等基本问题不太措意。本文就《翼教丛编》的初刻本、重刻本和翻刻本及其源流作一探讨,并藉以略窥“戊戌政变”后康学遭受广泛而持续批驳的情况。     

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

戊戌维新时的士大夫认为，救国之本在于彻底改学，也就是说，彻底改变学问的系统和培养人才的方法。如梁启超所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①。京师大学堂创办于１８９８年，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有关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的史学论著，考察了经学古...     

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的发生孰先孰后

戊戌政变的发生,直接的导火线是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皇帝和维新派,慈禧太后遂发动政变,重开训政,这已经成为教本的同载和国人的共识。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并非如此,历史教科书的传统说法有着太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破绽。戊戌政变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袁世凯是否告密了?他在何时告的密?他与维新派有何瓜葛?     

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一）

本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并参照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对先前有关戊戌政变的研究各说,从史料到论点一一进行学术上的核订,并做出相应的补正与修正。本以大量的档案史料,细化了戊戌政变的全过程,也对先前研究各说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戊戌政变后废帝与反废帝的斗争

慈禧与光绪的矛盾以及围绕着这一矛盾而展开的斗争,是晚清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戊戌政变前的帝后党争,已有相当多的文著论及,但对此事件的延续——戊戌政变后的废帝谋动,却尚未见有系统论列。本文就此试作述论。一从甲午前后开始显现的帝后矛盾,到戊戌年间演化成势不两立。终于,在百日维新后期,双方政争以流血杀戮的极端方式摊牌,结果是帝党顷刻瓦解。所存者,只是一个囚困瀛台有名无实的皇帝。不过,这种“名”与“实”不相符的情况仍潜伏着危机。载湉保有的皇帝名义仍在被某些政治势力所利用,并可能成为帝党东山再起的契因。于是,废帝与反废帝的斗争便成为戊戌政变后宫廷斗     

维新运动中的严复

维新运动期间严复率先公开斥责包括清朝皇帝在内的历代专制君主为窃国大盗,指责"六经五子"也对国家的贫弱负有责任,并结合友人创办《国闻报》,积极鼓吹维新变法,特别是在戊戌政变后,该报仍然以《视死如归》为题报道谭嗣同被捕前大义凛然的态度,发表评论指斥朝政。严复在维新运动期间并不保守,更不代表所谓维新派中保守的一翼。     

康有为与他的悖论

康有为是一个名字系于伟大历史事件的伟大人物。这个事件即戊戌变法。评价戊戌变法也就等于评价了康有为。现在已鲜有不仰视戊戌变法者,康有为自然也就成为举世推尊的贤哲。虽然变法未竞全功,建立“一姓王朝”的宏图赉志而没,然其精神已人人心,其影响已达黔首。     

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究竟袁世凯怎样告密？至今众说纷坛,留下一堆疑团。变法运动,从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以下均用旧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谕开始。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光绪帝意识…     

刘坤一与戊戌己亥政局

身为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在戊戌己亥政局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戊戌政变发生后,刘坤一凭借自己在戊戌变法中的"清白"表现,对清廷的株连、复旧乃至废立,大加谏阻,对于维持政变后的朝局起到了重要作用。刘坤一也因此赢得了时人的赞誉。但他意在维持大局的直谏,并没有得到清廷的谅解,随后清廷对刘坤一用人问题的警告及派刚毅南下,都显示出了对刘的不信任。最终,刘坤一被清廷视为废立路上的绊脚石,以"虚美名目"的觐见解除其兵权。而刘坤一参与东南互保的事实,亦显示出戊戌己亥年间其对清廷的不满。东南互保中,刘坤一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集体行动,似又折射出政变之后一意趋旧之清廷与洋务督抚间的微妙关系。     

戊戌时期的学术与政治——以康有为“两考”引发的不同反响为中心

《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被后人视为康有为推行其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而时人则目之为“康学”。但同为“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考”问世后所引发的反响却不尽相同。前者因问世较早,且没有涉及太多“孔子改制”等微言大义,故时人的评论基本上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的;而后者因其鲜明的“改制”主旨,时人的评价也由学术转向政治。反对康有为变法者,因政见与康有为不同而对其学术大加攻击;支持康有为变法者,因政见与康有为一致而宽容、理解其学术,这其中所透露出的是戊戌时期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黎汝谦与维新运动

上世纪九十年代,腐败的清王朝历遭外侮。丧权失地,中国频临世界列强瓜剖豆分的危机。一时间,救亡图存的呼声高昂,维新变法的思潮涌起,各种救国团体相继出现,数十种鼓吹变法的报刊流播全国。经过几年舆论准备,终于在１８９８年的复秋之际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历时１０３天,史称“戊戌变法”或“百日维新”。尽管维新运动被镇压,但维新志士们所表现的强烈爱国精神和勇敢无畏的高尚品格,是令人敬仰的。贵州也有一批维新运动的鼓吹者和参加者。其中就有黎汝谦,其几篇宣扬变法的文章,收入他的《夷牢溪庐文钞》中。值此“戊戌变…     

洋务派与戊戌维新运动

甲午战后,洋务思潮有了新的高涨和发展,洋务派队伍也有所扩大。洋务思潮是戊戌思潮的组成部分,洋务派也属于戊戌时期的改革派。洋务派与维新派有矛盾斗争,但性质是改革派内部之争。戊戌维新运动中,双方合作是主流,洋务派支持、参与了变法活动,推动了变法的发展和走向高潮。变法失败后,洋务派为维护改革的成果进行过努力。洋务派是维新派的同路人,不是顽固派的盟友。通过变法维新,洋务派自身逐渐转化,在其后的清末新政中,转变为立宪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