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兴安开拓团概述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兴安开拓团概述森久男房建昌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向兴安地区派出的满蒙开拓团对中国农民的耕地加以夺取入植;但是,清末以来,东部内蒙古的王公由于需要金钱而出卖土地,导致蒙地开放,蒙古族牧场已为汉族农民开垦,以至有人认为在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上,蒙...     

关于英国“自耕农”的再研究

农业现代化的“英国式道路”有三个特点 :一是以圈地运动为重点 ,以废除骑士领地制、寺院土地世俗化及拍卖和兼并土地为辅助内容 ;二是以反欧洲大陆盛行的改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资产阶级——农民的方式”,转而用“地主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洗土地”1;三是以牺牲自耕农经济为代价 ,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大农业体制 ,使封建土地所有制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 ,使古老而封闭的传统农业直接转变为新式而开放的现代农业。在中外有关著述中 ,英语中的 yeoman (复数为 yeomen ,总称为 yeomanry)通常被音译为“约曼”或意译为“自耕农”。由于自…     

宋代“兼并之家”考析

<正>秦汉以降,“兼并”一词屡屡见诸历史文献记载。值得注意的是,此词在文献中有动词和名词两种用法,作动词时用来描述社会经济层面的兼并活动,作名词时则用来指代一种社会阶层。“不抑兼并”和“摧抑兼并”均是宋代的重要经济政策,但这两个政策中“兼并”一词的含义并不相同。前者作动词使用,指土地所有权转移;后者作名词使用,指在土地兼并过程中形成的新兴社会势力,亦即宋代文献中频繁出现的“兼并之家”。     

清代华北农村人口和土地状况的考察

清代的农业成就和局限参半。探讨是何因素导致清代农业没有摆脱其局限性,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对改变目前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不少学者指出清代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是主要的制约因素,但对于“停滞”的解释却见仁见智。例如一种观点认为,清代华北人口增加,通过减少农户的田场面积,使单位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量,而单位土地的产量却不能与之同步增长,由此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停滞甚至下降①。换言之,人多地少是华北农业生产力落后的根源所在。笔者认为,清代华北更大范围的实证研究恐怕还难以引申出这个结论…     

清代直隶的旗地圈补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动——以清代卫所变革为中心

清初在京畿地区大量圈占旗地,清廷为补偿被圈民户推行拨补政策,形成了大量的拨补地,明代卫所屯田是拨补地的主要来源之一。拨补卫所屯田推动了清初京畿卫所的裁改过程,但也引发了直隶地区州县与卫所之间的土地纠纷。由于拨补州县卫所与受补州县相隔较远,业主在经管拨补地时往往采用“一地两养”方式,这造成了清代直隶地区土地所有权结构与经营模式以及州县财政体制的变化。同时,建基于明代卫所与清代八旗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权力结构、人群构成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两种“田面田”与浙江的“二五减租”

土地产权中不同性质的永佃权问题需要做具体研究。从1927年后浙江省推行二五减租实践过程看,尽管浙江各地区大都存在土地所有权被分为“田底”与“田面”的情况,即所谓的“一田二主”现象,但是,由于土地来源不同,“田面田”的性质亦有不同,既有欠租撤佃的“相对的田面田”,也有欠租也不可撤佃的“公认的田面田”。由于两种“田面田”的地租率不同,所以,在政府推动的减租过程中,拥有“相对的田面田”的田主积极推动“二五减租”,而“公认的田面田”主则反对“二五减租”。后者成为浙江“二五减租”的最大障碍。     

清代徽州田面权考察——兼论田面权的性质

一田面权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在某些地区出现的一种土地所有权的形态。据已见资料,它大约始于明代中叶,盛于清代,延至民国,主要流行于我国东南农业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广东、台湾等省。一些学者把这种经济现象称之为“永佃权”、“永佃制”,我觉得此说名实不符,值得商榷。     

创新服务方式,充分开发利用农业科研档案资源

<正>农业科研档案是农业科技工作者在从事农业科学研究活动过程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据有关资料显示,发达的现代农业,一个农业劳动力所耕种的土地面积,要比传统农业的一个劳动力所耕种的土地多80多倍,所生产的粮食多100多倍,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应用所产生的神奇效应。而农业科研档案是科学技术成果     

清代内蒙古东部蒙旗开垦中的揽头

清代，在统一的社会环境下，内蒙古东部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移民开垦。在移民开垦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大面积承揽蒙旗土地进行倒卖或转租的人，他们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被称为揽头，蒙古语称为ｔａｒｉｙａｎ－ｕｄａａｍａｌ。他们当中有揽荒倒卖的地商，也有揽地经营的地商兼二地主，还有一部分是农民阶级中的富裕阶层。本文就有关资料对内蒙古东部揽头的构成、揽地的方式、性质及他们与地东和租户间的关系做一探讨，并进而揭示他们的阶级属性。一、揽头的构成揽头一般都与蒙古王公贵族、旗衙及蒙旗的垦务机关有较密切的联系，是蒙古王公贵族…     

《子母传沙:明清时期杭州湾南岸的盐场社会与地权格局》

近代以来,杭州湾南岸盐场地区产生一种名为“子母传沙”的土地占有惯例。世代居住于此的灶户们相信,他们的祖先早在明代就被官府“勒派为丁”而从事煎盐生产;清代摊丁入地改革后,他们的丁名又被官府登记在册,从而获得了当地盐场沙地的所有权;自此以后,从这些沙地由南向北淤涨成陆的土地,一律归灶户及其后裔所有,由他们围垦、出租或者转卖,子母相生,永永相续。在此基础上,当地逐渐产生出形态各异的“一田两主”格局。     

社会资本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机理:基于"织网"模型的分析

社会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对区内企业、产业集群及区域整体等三个不同主体的影响发挥作用的。在企业由传统成长模式向网络化成长模式转变,产业集群由聚集经济向创新网络转变,区域由空闻结构向网络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社会网络及内含资源起着决定性作用。社会资本对三者的作用体现空间上的层次递进特征,即依循企业、集群、区域三个不同主体网络化递进发展的“织网模型”,依次由“发散状企业网络”向“经纬状集群网络”再向“多构面区域网络”发展的织网过程。社会资本及社会网络对企业的作用是摄取关键资源、信息等;对产业集群的影响是建立学习与创新机制、成本节约机制、形成合作竞争氛围;而对区域的积极意义是保持区域良好的信任文化。     

晚唐至宋初土地过户的法律标志——户状

归义军时期,民户土地的所有权主要是通过请射、卖买和对换而变动的,土地过户的法律标志就是“户状”。从敦煌文书可知,“户状”并不是每年制定或改写。为了使占有土地与承担赋役相一致,在两次制定或改写“户状”之间,还要检查“户状”。     

清代八项旗租地的形成、破坏及丈放

在清代旗地制度的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八项旗租地这一特殊形式的土地占有制度。八项旗租地是清政府为了阻止旗地私有化而设置的一种“纯粹”的封建国有土地。本文拟就八项旗租地的设立、发展、破坏及丈放的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就教于学界各位师友。 一、八项旗租地的形成与发展 所谓的“八项旗租地”是指存退、另案、庄头、屯庄、三次、四次、奴典、公产等八项土地。这八项     

浅析清末山西北部蒙垦区的人口变迁

清代,隶属于山西的蒙古地区大致包括今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的察哈尔右翼、乌兰察布盟东南部、伊克昭盟东部和以呼和浩特为中心的土默特旗全境。光绪末年,清政府在内蒙古推行“移民实边”的政策,山西北部的蒙古地区因土地开垦而迅速发展起来,人口激增,逐渐形成既有别于中原内地的市镇村落,又不同于完全游牧为生的蒙古社会的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独特区域——蒙垦区。本文试图通过对清末山西北部蒙垦区人口变迁的分析,     

历史时期内蒙古LUCC时空过程及其驱动机制

本文的研究中,在内蒙古地区地质学、古地理学和环境演变方面已有研究成果以及考古与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修复和描述了内蒙古陆地形成以来的地质历史时期和人类历史时期内蒙古土地利用/覆盖时空演变过程,并探索其驱动机制与因素,从而为正确把握内蒙古地区近现代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时空轨迹提供科学依据。古代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蒙古地区基本上被游牧民族所占据,达到了一种古代的可持续发展。清代中期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拓荒高潮,耕地面积急速扩展而草场面积日益退缩,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遭遇空前的破坏,沙漠化和草原退化急速加快,土地利用变化和土地利用方式成为了土地覆盖变化的最主要驱动因子。土地利用变化(开垦草原、毁林开荒)的驱动因子主要有人口因素、经济利益和政府决策等三个方面,而且每一次大规模开荒时期三者往往相辅相成,促成新一轮的开荒高潮。     

清至民国婺源县“神会”资产的运作——兼论近代乡村地权的“精细化”

清至民国婺源县的乡村社会中,神会"会产"已经具备了"土地"的基本性质,不仅可以出租、买卖、继承、抵押,还可把"会权"分割为两部分,即"使用权"(会权,"做会"的权益)和"所有权"(会产,土地本身)。"神会"会产运作中,一块土地可被精细地分割成多份,可以有"四地主"、"五地主"、"六地主"乃至更多"地主"。神会组织在清代以来大量出现,反映出中国小农已经发展出非常灵活处理财产的方式——各家各户零散的资金通过"做会"的方式集中起来投资于土地等不动产,并获得收益。清代至民国,乡村土地物理形状的"零碎化"、土地表述的"租税化"和地权运作"精细化"是三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土地流转中的村民参与——基于对山西两个矿区农村的比较分析

土地作为农业现代建设、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计保障的物质基础,土地产权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流转更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命题。本文通过两个资源型农村在煤矿征地土地流转后分别逐步呈现出“塞外华西”和“一村两治”现象的考察,在不同土地流转环境、方式、收益分配的背景下梳理了村民参与的方式、过程、效果等,揭示资源型农村善治的有益经验和衰败的现实困境,提出了资源型农村土地流转中村民合理的参与方式、实现村庄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林甘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初探

林甘泉提出了事实判断、认识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历史认识“三个层次”说。他本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亦可依此“三个层次”说进行探析。他强调“事实判断”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只有功力之分而没有阶级性”;“认识判断”体现出不同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分歧,明确表示“我仍然信仰唯物史观”;同是唯物史观的学者在“价值判断”上也会有意见分歧,“总是有一种意见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求真务实则成为林甘泉学术思想的鲜明特色,“三个层次”说是建构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有益尝试。     

粮食需求与清初内蒙古农业的兴起

本文主要讨论清代内蒙古农业发生、发展的背景、原因以及清初一百年间清政府的相关政策 ,认为清政府的扶持、鼓励政策是清代内蒙古农业兴起的重要因素 ,清朝就地发展农业的政策是推动清初内蒙古农业向前发展的主要助力。顺治年间确实颁布过禁垦令 ,但很快就放弃了。康熙初年确立的发展内蒙古农业的政策 ,一直延续到乾隆十三年 ( 1 748)禁垦令的颁布 ,历经八十年之久。正是这一积极的农业政策奠定了清代内蒙古农业大发展的基础。     

论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土地典当

在明清时期,地主阶级利用土地典当所进行的高利贷剥削,目前在学术界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笔者试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不妥之处,希不吝指正。一、土地典当是高利贷的剥削性质马克思曾说过,随着土地所有权、货币和货币高利贷的产生,“典当制也紧跟着土地所有权行走了。”在明清时期,民间的货币借贷关系中,土地作为清偿债务的“质押品”,据我们所知有以下三种方式: 第一、债务人将“地契”、“租折”和“税票”等物,附注在借券中,作为清还债务的担保物。如咸丰间歙人戴楚三,在借到程名下纹银四十两的借券中,即将其“地契”、“租折”等物作为“质押品”附注在借券的“尾部”。其借券的原文是:“立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