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导读

一．《酋邦的演化》 在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的战略性课题中。酋邦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酋邦作为对19世纪摩尔根社会进化理论的发展和20世纪新进化论的重要概念。赋予了平等的部落社会与作为阶级社会象征的国家之间这个过渡阶段以明确的科学定义。使这方面的探索有了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至于这个概念的具体内涵和分析视野。则是始终处于发展之中的。     

酋邦、早期国家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及形成问题

当代人类学者提出的酋邦理论,对于完善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早期社会组织进化的学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对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酋邦可以对应于我国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天下万邦”的“邦”,即今日治先秦史者经常提到的“族邦”。这样一种氏族结构不仅存在于中国前国家时期,也存在于国家刚产生后的一个阶段。一些中外学者称中国这样一类结构特征的文明古国为“早期国家”,以别于在下一个历史阶段产生的古希腊罗马国家,这种说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种补充。     

再论“古代国家”、“早期国家”与“国家”——与王震中先生商榷

王震中与易建平在国家定义立论基础上存在着一个重要分歧。王震中以"古代"来限定他的"国家",其定义立论根基存在着几个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他以"带有垄断特征的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权力"来界定他的"古代国家",这不太容易经得起历史材料检验。国家政权垄断强制性权力情况的出现,是在他所称之"现代国家",而不可能在"古代国家"。第二,王震中将克赖森与哈赞诺夫谈到的"早期国家"解释为"古代国家的早期阶段",这是不恰当的。"早期国家"可以出现于社会史分期上的"古代",也可以出现于"中世纪",还可以出现在王震中所论的"现代"。第三,王震中将恩格斯、韦伯、弗里德、塞维斯、弗兰纳利、吉登斯、桑德斯、卡内罗和哈斯所界说的"国家"统统划入"古代国家",这很值得讨论。总体上,那些学者论述的不是特殊形态的"古代国家",而是王震中所称"一般意义上的国家"。     

酋邦的演化

在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的战略性课题中,酋邦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酋邦作为对19世纪摩尔根社会进化理论的发展和20世纪新进化论的重要概念,赋予了平等的部落社会与作为阶级社会象征的国家之间这个过渡阶段以明确的科学定义,使这方面的探索有了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至于这个概念的具体内涵和分析视野,则是始终处于发展之中的。酋邦概念最早是20世纪50年代奥博格在对南美印第安人的研究中提出的,60年代塞维斯根据夏威夷群岛原始文化的资料提出了相对比较系统的酋邦理论。此后酋邦问题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很多学者参与到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之中,使研究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本文是美洲研究学会1988年1月举行的一个酋邦研讨会的纪要,曾发表在1989年2月号的《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上,稍作修改后又收入厄尔主编的《酋邦:权力、经济和意识形态》(Chiefdoms:Power,Economy,andIdeology)(1991年出版)一书中。这个研讨会是该领域一流学者们的一次集会,对酋邦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全面的探讨。会上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不仅仅是对当时酋邦研究成果的一次总结,而且对于后来包括今天在内的国家文明起源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不仅探讨了酋邦的概念,更着重探讨了酋邦产生和存在的动力机制。首先,酋邦被认为具有极大的多样性。从规模上可分为简单酋邦和复杂酋邦;从财政基础而言,根据支付媒介的特点,可以区分为产品经济型酋邦和财富经济型酋邦;从结构上,酋邦可以分为集体型酋邦和个体型酋邦。其次,伴随对当时盛行的人口压力是社会演变主要原因学说的反思,学者们全面探讨了酋邦权力起源可能存在的所有动力,主要从三个方面(对经济、战争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总结为十项策略。与会者的一种共识是,权力的三个组成部分某种程度体现了不同的策略,而有效的统治似乎有赖于多种不同策略结合使用,以便集中权力并克服单一权力来源的局限性,这是各地案例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另外,会议还讨论了环境在酋邦发展中的作用、酋邦的规模与层次、以及酋邦的轮回等等其它一些重要问题。酋邦概念在1980年代引入中国后也引起了我国学界的关注和讨论,然而由于对国外文献理解上的不足,一些介绍酋邦的文章难免传递一些误导性的观点。本文作为酋邦专题讨论的纪要或综述,体现了当今国际学界对酋邦概念的认识和研究,为我们了解酋邦探究的意义提供一个比较准确和全面的认识。     

关于“古国”定义的理论思考

针对中国史前"古国"概念定义不清晰的问题,基于苏秉琦先生古国概念的初衷,借鉴酋邦理论概念,根据中国考古实践,将中国史前时期不平等的前国家社会定义为"古国",即高于部落之上,有地缘政治倾向,稳定的、独立的、等级化的血缘政治实体。考古实践中,可以通过对中心聚落及聚落等级制、中心聚落内部的身份等级制、权力或权威的象征物、权力或权威与亲缘关系密切相关等诸多现象的分析,形成指证古国社会性质的考古证据链。中国史前古国可根据不同的经济基础分为自然经济古国与商品经济古国两种类型。     

部落联盟模式与希腊罗马早期社会权力结构

近年来,谢维扬教授的国家起源理论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它的基本框架是,在人类社会早期国家的产生道路上,有部落联盟和酋邦两种模式。由前一模式产生出来的国家,政治制度具有民主的性质,如雅典和罗马。由后一模式产生出来的国家,政治制度则是专制性质的,如中国、阿兹特克、印加和祖鲁。     

考古学与民族学视野中的酋邦

“酋邦”这个术语是用来研究非国家社会的社会复杂化。尽管进化类型学受到尖锐的批判,但酋邦概念和相关阐述为理解集中决策等级制和社会不平等发展的演化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过去十年间,我们对酋邦的理解因大量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研究方式已经不再是将社会分类为酋邦与否,而是转而考量可见变化的原因。     

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新出土的《容成氏》等战国竹书,在增加和扩充史料的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它们依然是有其局限性的,重建上古史还得靠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多学科的结合。而考古学本身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也需要借鉴人类学的理论以及技术的、经济的、环境的、人口学的等等知识。将酋邦理论、社会分层理论与聚落形态学理论相结合是研究的趋势和方向,但理论贵在创新。因而,结合中国考古新发现,从中国的材料出发,创建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才是最上乘的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依据近年来对山西襄汾陶寺和河南新密古城寨的考古发现,将早期文明与初始国家出现的时间,划定在龙山文化时代,应该说是有着充分事实依据的。与此相关,将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划分为邦国—王国—帝国,要比称之为古国—方国—帝国,更约定俗成更合理一些。     

聚落群再研究--兼说中国有无酋邦时期

本文分析了聚落群的产生发展过程、基本特征和性质。指出其早期阶段是部落,晚期阶段大都是古国,聚落辟经历了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过程。论述了国家的起源。认为酋邦和消亡阶段的部落无大区别,中国不必划分酋邦时期。     

克里斯廷森的人类社会演化图式

新进化理论 ,尤其是塞维斯的游团—部落—酋邦—国家和弗里德的平等社会—阶等社会—分层社会—国家这两种人类社会演进图式 ,受到了许多批评与挑战 ;当然 ,这并不妨碍新进化理论 ,尤其是塞维斯的酋邦学说和弗里德的分层社会学说 ,仍然是在相关学科尤其是在考古学中影响最为广泛也最有用处的学说 ①。在那些批评的声音中间 ,更多的学者仍旧对塞维斯和弗里德的基本理论抱有着持久的热情 ,正如我们曾经提到过的卡内罗、约翰逊和厄尔一样 ②,虽然他们也从各个方面对塞维斯和弗里德的学说进行了各种修订与补充 ,其中我们比较感兴趣的还有 ,克里…     

论商代复合制国家结构

商代的国家结构和形态,既非一般所说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亦非所谓"邦国联盟",而是一种"复合制"国家结构,它由"内服"与"外服"所组成。内服亦即王邦之地,有在朝的百官贵族;外服有诸侯和其他从属于商王的属邦。内、外服关系亦即甲骨文中"商"与"四土四方"并贞所构成的结构关系。维系内、外服"复合制"结构的是商的王权及其"天下共主"的地位。商的王权既直接统治着本邦(王邦)亦即后世所谓的"王畿"地区,也间接支配着臣服或服属于它的若干邦国。王邦对于其他属邦就是"国上之国";其他属邦则属于王朝中的"国中之国"。这是一种以王为天下共主、以王国(王邦)为中央、以主权不完全独立的诸侯国即普通的属邦为周边(外服)的复合型国家结构。     

部落联盟模式、酋邦模式与对外战争问题

在近些年中国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中,谢维扬教授的国家起源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的基本框架是,在人类社会早期国家的产生道路上,有部落联盟和酋邦两种模式。通过前者产生出来的国家,政治特征具有民主的性质,如雅典和罗马。通过后者产生出来的国家,政治制度则是专制性质的,如中国、阿兹特克、印加和祖鲁。这是由于,部落联盟制度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民主的、平等的、无个人性质权力点的制度,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

从学术思想演变和理论创新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对它们进行必要的总结和评论将会推动研究的深化。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所使用的文明起源的"三要素"或"四要素"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这样的文明观很难对文明社会的出现做出结构特征性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国家形成标志的讨论,有进展,亦有待深入;"酋邦"理论有建树亦有局限,需要通过学术创新把它整合在中国国家起源的研究中;在吸收酋邦理论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概述"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评介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和国家形成时间的两大观点——夏代说和夏代之前说;评论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诸种学说的得失;在对有关夏商西周三代国家结构的两种传统观点评论的基础上,阐述"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论;对先秦到秦汉之间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认为国家形态结构与民族类型存在对应关系。     

中原古代文明进程中的"万邦"时期

在中国古代文明探源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出现之前,是否应有其"过渡"阶段,也就是说是否有一个国家的雏形阶段.本文根据对有关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分析,认为中国古代文献中所说的"万邦"即可用以概括这个"过渡"阶段.在古代的"万邦"时期,产生了国家文明形成的诸多要素,具备了由氏族制度解体并进入国家阶段的重要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阶段应该被视为国家的雏形.使用中国古代文献早已有的"万邦"一词,比使用"城邦"、"酋邦"等更加切合中国古代历史的实际.     

酋邦的考古学观察

一酋邦之概念自从美国学者奥伯格(K.Oberg)于1955年根据他对中美洲低地土著社会的民族学研究提出酋邦(chiefdom)这一概念以来,酋邦迅速成为原始社会演变、社会复杂化机制和国家起源的重要研究领域。70年代以降,酋邦进而成为国家和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对象,并被剑桥大学的柯林·伦弗鲁(C.Renfrew)称为史前研究的“新概念”。自50年代以来,对酋邦这一概念及其社会形态的探讨主要是在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三个领域里进行的,并在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信息交流和反馈。美国人类学家弗里德(M.Fried)从人类学理论上给酋邦社会所下的定义被大部分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     

“鬼主”与圣权制——西南地区历史上的治理文化刍议

从唐宋至明代帝国对西南一些地域或族群联盟首领给予"鬼主"称谓,对此进行辨析和思考,可以理解西南地区历史上的国家化过程,并可探讨西南地域的"圣权制"及其治理文化。圣权制是一种有别于王权制的治理形态,关注人们与自然共处的观念体系、社会和谐的知识与认知体系,以及治理民俗知识体系,包括宇宙观、伦理价值观、神判制度、仪式信仰等等。历史上西南地区的治理文化偏向"圣治"与"理治",有别于三王之治以来儒家的"礼治"与"文治"。西南地区"治事之俗曰理"的理俗与儒家礼俗亦有不同,更多包含了民间的治理智慧,而非国家推崇的制度。从政治人类学来看,圣权制是一种人类早期重要的治理制度,从酋邦(国家)一直贯通到基层社会,由于历史上长期为帝国蔑用"鬼主"等概念定位,因而容易忽略其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和文化逻辑。     

近年来关于酋邦问题讨论综述

“酋邦”这一概念是美国学者奥伯格 195 5年根据他对美洲低地土著社会的民族学研究提出的。较早和较系统地提出并阐述酋邦问题的学者是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 ,他将原始社会依其社会演化阶段分为三类 ,即游团、部落与酋邦。“酋邦”一词很快成为一个时髦的概念 ,成为原始社会演变、社会复杂化机制的重要研究领域。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酋邦进而成为国家和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对象 ,并被剑桥大学的柯林·伦弗鲁称为史前研究的“新概念”。中国学者在 2 0世纪 6 0～ 70年代对此还一无所知 ,张光直的《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 ,1983年 )使国内读…     

评《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家庭研究》——兼谈西方家庭史研究中的“变革与延续之争”

家庭史研究最早起源于西方,它可以追溯到1861年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发表<母权论>,以及稍后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等论著的面世.但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家庭史学是伴随着西方"新史学",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强调普通人在历史中作用的"新社会史"的出现而开始受到重视,同时它也是西方社会发展变化的产物.     

早期文明的标准与解释

讨论早期文明探源流行的文化标准和社会标准,体现了文明探源从断代和事件向社会复杂化过程的转变。文化标准涉及城市、青铜与文字的意义和内涵,以及它们在社会演进中的意义。社会标准涉及新进化论的四个社会类型,并对酋邦与古国概念做了述评。最后强调了解释的问题,希望我国学界建立统一的概念和术语体系,以减少无谓的争论和论述的模糊性,提高研究质量并努力与国际接轨。     

酋邦与专制政治

在当前中国学术界影响较大的酋邦模式强调了酋邦与专制政治之间的必然联系。然而 ,当代文化人类学相关的经典理论与主流理论表明 ,酋长拥有的是非强制性的权威 ,而非合法武力支撑的强制性的权力或暴力 ;在酋邦社会的决策活动中 ,酋长虽然可以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但是参与或者影响决策的 ,通常并非酋长一人 :酋邦社会的决策活动多是“集体性质”的。在早期社会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 ,在亚洲、非洲和美洲 ,非专制政治包括民主政治都有广泛发现 ,而决不是只有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欧洲才出现过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