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编钟及相关问题研究

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西周中晚期编钟形式、编组已达到规范化、程序化的格局，但西周早期编钟的形制、编组却比较模糊，虽有学者就此提出新的认识，但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本文就湖北随州叶家山M111西周早期墓及该墓出土的4件一套编钟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这座墓的年代当在成王到康王早期，这套编钟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周编钟。西周早期周人（广义）编钟已使用第二基音，其编钟的造型、纹样、结构、铸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从早到晚发展变化的脉络是清楚的。四件编钟很可能产于渭河流域。     

云南羊角编钟初探

羊角编钟是一种古代乐器,春秋至西汉流行于云南、广西等地。从云南出土的羊角编钟计21件,可分为三型,其中最古老者为楚雄万家坝M1号墓出土的羊角编钟,楚雄也可能是羊角编钟的发源地。经过测音发现,羊角编钟可与铜鼓合奏,也可与环钮编钟合奏,此外也可用于独奏。其族属可能为濮人,也可能为越人。     

汉代贵族“袖珍编钟”

早在先秦,中国人就重视礼、乐。编钟就是重要的历史物证。编钟亦称乐钟、歌钟。作为古代贵族专享的一种打击乐器,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钟架上,用丁字形木锤和长形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照音谱敲打,就可演奏出美妙的乐曲。编钟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隋唐,使用仍十分广泛。宋以后,钟乐逐渐被淘汰。     

云南牟定出土一套铜编钟

1978年11月,在牟定县新甸公社福土龙村后山坡上,距地面3米处发现铜编钟六件及铜鼓一件。铜编钟现藏牟定县文化馆。铜编钟六件,基本完好。横断面作椭圆形,唇口平,顶上有半环形钮。最大一件通高53、上宽24、口宽18.5厘米。其余依次递减,最小的一件通高43、上宽20、口宽14.5     

楚公编钟及有关问题

<正>西周楚公编钟,据现有资料看,仅发现楚公逆、楚公两位楚国国君铸造的编钟。楚公逆钟在宋代就有发现,著录于《钟鼎款识》,原书虽称为镈,但学者们已指出其为一件甬钟[1]。另一次重要发现为1993年山西北赵晋侯墓地晋穆侯墓(M64)出土的一套楚公逆编钟[2]。楚公钟目前仅见5件,其中3件收藏于日本泉屋     

金声玉振 千古佳音——滕州市博物馆馆藏编钟赏析

<正>1982年,滕州市庄里西村滕国贵族墓地一墓葬中出土了一套青铜编钟,该套编钟共13件,其中编镈4件、钮钟9件,现均收藏于滕州市博物馆(见图1)。编钟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我国从周至清末,对乐器统称八音。按乐器的质地来分类,可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编钟属金类。金类乐器中以钟为贵,在古代青铜编钟是与鼎、簋并列的礼乐重器,被视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滕州市博物馆藏的这套编钟的     

浙江江山出土青铜编钟

1969年春,浙江省江山市须江镇达河上江坝村农民在当地上高山放牛时,发现1件铜器,后又在同一地点出土5件,共计6件。市文物部门闻讯后报告浙江省博物馆,省馆即派员前往现场调查,经鉴定为青铜编钟,并征集回馆收藏,现借展在江山市博物馆。这组编钟均为长腔封衡有旋干阔鼓式,     

试论楚公逆编钟

1993年,在山西曲沃北赵晋国墓地的第四次发掘中,64号墓出土了一组楚公逆编钟,实在是难得的意外收获。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所作简报,编钟共8件,形制彼此相似。所举标本一件,高51厘米,干及舞上饰云纹,高枚,篆饰蝉纹,界以乳丁纹带,鼓间作龙、鸟、虎相纠结,右鼓有一长耳生鳞兽形。编钟的铭文在钲间和左鼓,简报已有释     

云南姚安首次出土一批编钟

云南姚安首次出土一批编钟施文辉１９９３年３月,楚雄州姚安县前场镇新街办事处彝族农民杨自伟在新街小学校园山包（原武庙旧址,今毁）取土时发现一批青铜器,其中编钟四个,铜斧两件,铜尖叶形镢两件,铜条锄两件,铜凿两件,铜镦一件,碎钢片和碎陶片两件。我们闻讯赶...     

曾侯乙编钟复制成功

由全国科技、音乐、考古界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曾侯乙编钟复制验收会”,于今年九月七日至九日,经过认真地检验测试,验收了全套(共64件)复制编钟。与此同时曾侯乙宫廷乐队的全部乐器复原件和复制品,弦吟管语,磐响钟鸣,在湖北艺术学院音乐厅内,再现了我国绚丽多彩的古文化,奏出了我们振兴中华的最强音! 曾侯乙编钟享有“古代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盛誉。两千年后的今天,曾侯乙编钟全部复制成功,谁又能说不是一个奇迹呢! 编钟复制研究是一个综合性强,难度大,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在复制研究中,要运用激光全息摄影,电镜扫描,电子探针,闪光音准仪等多种科学技术手段,还要对原钟冶铸工     

九连墩战国编钟形声复原研究

文物界修复编钟残件的传统方法是对编钟先矫形后胶接或钎焊,使用这种方法可以做到"形似",但无法获得良好的声音.为同时能获得良好的声音,通过对矫形定位、焊接方法、焊接材料、修复声弓等修复环节进行研究,采用激光焊接技术修复九连墩出土的破损双音编钟.修复结果表明,不仅复原了编钟的外观尺寸和形貌特征,而且在音频、音品方面恢复了双音编钟的乐钟特征,实现了破损双音编钟的形、声复原.研究成果可为古代金属乐器的形、声复原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技术路线和工艺流程.     

曾侯乙编钟复制研究中的科学技术工作

编钟是中国古代具有民族特色的重要乐器。钟的前身是铃。从早商的扁圆形铜铃到殷商的编铙、西周中期三件一组的编钟、西周晚期的钮钟和镈钟,到战国时期的大型编钟,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时期。商周时代用礼乐制度规定名位、等级,制礼作乐成为施行政教的大事。“钟鸣鼎食”,作为众乐之首的编钟标志着王公贵族的权势地位。编钟的铸作集中表现了当时冶铸技术、音乐艺术的水平,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一个象征。     

曾侯乙编钟复制研究中的科学技术工作

编钟是中国古代具有民族特色的重要乐器。钟的前身是铃。从早商的扁圆形铜铃到殷商的编铙,西周中期三件一组的编钟、西周晚期的纽钟和鎛钟,到战国时期的大型编钟,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时期。商周时代用礼乐制度规定名位、等级,制礼作乐成为施行政教的大事。"钟鸣鼎食",作为众乐     

用现代熔模铸造工艺复制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是一九七八年湖北省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距今二千四百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出土的西周至战国编钟、编镈中规模最大的一套。其数量、组别最多,音律最完备。全套编钟共分八组,六十五件(其中一件为楚王镈钟),分上、中、下三层悬挂。钟架为铜木结构,共重约五吨。上层为素面纽钟,中、下层为甬钟。每一钟可发二音,并错有金字铭文,标记着物主姓名及音名、乐律。甬钟外形铸有极其精致的各种变体龙兽、花卉纹饰。此套编钟音域宽     

经多学科研究,曾侯乙编钟复制已基本成功

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以它磅礴的气势,雄伟壮观的场面和悠扬动听的音响而轰动了中外,博得了高度的赞誉。编钟共六十五件,其中有楚王赠送的镈钟一件。这套编钟其所以格外受人重视,因为:1、这这是历年来出土数量最多,保存又极为完整的一批,包括编钟架依然存在,出土时绝大多数的钟还悬挂在钟架上,钟架分三层呈曲尺型摆置,这确实是十分罕见的;2、正因其数量最多,许多大的形体又特大(最大的一件高153.4厘米,重203.6     

春秋子犯编钟纪年研究——晋重耳归国考

春秋子犯编钟纪年研究——晋重耳归国考冯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春秋子犯编种系近年新见之晋国重器①,学术价值尤高。关于编钟之纪年,学者多有论列,说甚纷纭。兹略陈管见,以就正于学界。编钟两堵十六件,每堵八件连铭,兹释写于下（为印刷方便,释文尽可能使...     

曾侯得编钟与周代编钟音列的发展

曾侯得编钟乐音体系为■宫系统六声十八律,基本音级为徵-羽-宫-商-角-和,也可以被看成■宫五声音列和■宫五声音列集合,因此出现了■宫“和”声,是曾国编钟序列的重要环节。参考其他春秋中期编钟的测音数据,推测编钟旋宫功能的发展使其音列出现不同宫五正声的集合,从而产生了超出五正声的声,这为探究曾侯乙编钟“十二声”系统的形成过程提供了线索。     

晋侯苏编钟所见的西周巡狩行为

晋侯苏编钟铭文反映了西周巡狩行为。铭文中"省"即是周王的巡狩,与征伐蛮夷戎狄的军事行为相关。铭文反映的巡狩折射出西周晚期政治的种种特点,如蛮夷戎狄叛乱频繁,王权衰落,周王不得不进行挣扎,王师的战斗力下降等等。晋侯苏这样的大诸侯是周王巡狩的武力支持,他们有权力控制蛮夷戎狄,但仍臣属于周王,他们与文献中的"方伯"有共同之处。     

曾侯乙编钟簨虞构件的冶铸技术

钟为众乐之首,又是先秦乐器系列中唯一用金属铸作的重器。由于编钟地位的重要、所费不赀,历来都把铸钟作为一件大事,它们荟萃着该时代工艺技巧的精华,是没有疑问的。商周钟铙历代多有出士。据我们初步统计,解放前后所出西周到战国的编钟、编镈已近四十组,其中,以曾侯乙编钟数量最多,重量最大,铸制也最为精美。因此,研究这一编钟群及其(?)铜构件的冶铸技术就具有代表性。欧洲和印度的钟都是正园形,唯独中国的编钟是合瓦式的,因为钟体扁园,衰减较快,所以能成组编列,作为旋律乐器使用。     

先秦编钟组合的礼制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我国古文献记载的编钟编列与等级,将考古出土的编钟资料与文献记载对比,认为《周礼》记载编钟的"乐县"形式是有的;但是《周礼》记载编钟的"乐县"等级与考古发掘所见到编钟组合形式不完全符合。本文论述了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认为《周礼》所载是战国以后的理想化模式,不是西周时期的礼制。编钟的组合规制与贵族的财力、国力有密切关系。随着社会的进步,音乐的发展,编钟的组合形式也变得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