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大清洗”问题争辩的症结及意义

搞清苏联“大清洗”问题必须依据俄罗斯权威部门档案材料。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出于清算“斯大林集权体制罪行”的目的,各自单独统计的大清洗和苏联时期判刑政治犯人数,是在当时条件下的最大值;根据最新材料,其中既有被枉杀的无辜,也有该镇压的罪犯。研究大清洗问题,既要看到“破坏法制、伤及无辜”对苏联社会稳定造成的深层次影响,也要看到在苏联解体中竭力夸大大清洗数据、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重要因素。     

从档案材料看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的夸大——兼答郑异凡先生

本文依据详细档案资料 ,分析苏联 30年代大清洗人数长期以来被夸大的原因。指出 ,以往或者把整个苏联 30— 50年代都视同大清洗时期 (实际特指1 937— 1 938年 ) ;或者把所有被关押人犯都当作清洗对象 (实际仅指政治犯 ) ;或者把受大清洗影响的人也统计成直接镇压人数等情况。考证了以往在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大清洗问题具有影响的著作所列举的数据 ,证明其中大多由于缺乏档案资料的支持而呈现不可靠。文章最后驳斥了研究苏联大清洗问题上的“不可知论” ;指出统计被镇压人数必须坚持“论从史出” ,在大清洗问题研究中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     

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

本文依据俄罗斯最新公布的档案材料和权威单位公布的数据 ,对苏联“镇压反革命”内涵进行了考证 ,指出不能把俄文“镇压”一词完全理解成“枪毙” ,“镇压”实际包括死刑、监禁、流放和驱逐出境等几种形式 ;同时考证了被镇压人数的统计范围、政治犯含义及大清洗时间。并对运动中因“政治原因”而被判刑的总人数、被关押在劳动改造营的人数、被判死刑的人数、被流放和驱逐出境的人数、被强迫迁徙的富农及其家属的人数 ,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 ,基本上搞清楚了苏联大清洗运动的总体情况 ,澄清了一段历史真相     

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时间辨析

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高潮和逐渐平息的过程。1934年基洛夫被刺事件拉开了“大清洗”的序幕,1936—1938年以三次大审判为核心的镇压运动是“大清洗”的高潮期,到1939年“大清洗”逐渐平息下来。所以,我们认为“大清洗”的时间断限应该放在1934年12月1日到1939年底。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大镇压的报告

从1930年至1953年初的大清洗中,苏联究竟制造了多少起冤假错案,镇压了多少人？对这个问题,苏联学者,尤其是欧美各国学者,进行过大量调查研究,提出过多种数据,彼此差别较大．长期难有定论。本专题选编的文件是苏共中央政治局30年代至50年代初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关于大清洗调查结果的简要报告。报告对大清洗的开展和进程涉及得不多,但是对大清洗的结果,     

再谈俄罗斯反思苏联历史、重评斯大林思潮

本文针对那种认为俄罗斯对斯大林、对苏联历史的评价“向来”是保持公允、客观的态度,和不存在对斯大林“重新评价”的观点,指出俄罗斯社会对斯大林的评价有过几次重大变化:赫鲁晓夫曾经掀起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戈尔巴乔夫则不仅全盘否定斯大林、甚至全盘否定苏联70年历史;以及由于苏联解体、民族分裂……所造成俄罗斯社会的巨大变化,再次引起的上层建筑、思想领域的变化。近年来涌现的重新评价苏联历史和斯大林的思潮,就是这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规律性反应。本文特别指出:当前俄罗斯社会反思苏联历史、重评斯大林的思潮,其实质并不意味着对苏联旧体制弊端的认可,而是对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不满;意味着今天俄罗斯社会能以更加科学、更加理性的态度评价历史,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利于国家的复兴。本文强调指出:不要把一个民族复兴的愿望与少数人的“大俄罗斯主义”思潮混为一谈。     

新书微讯

正《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内容简介本书利用最新档案资料、详尽系统地研究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的学术专著。书中重点研究了苏联时期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形成、发展与存在的问题,把苏联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以发展的观点来考察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演变的历史逻辑;在论述当今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     

普京时代对斯大林的评价——以俄罗斯官学双方制定核准的文件为观察点

普京的俄罗斯怎样评价斯大林,其实,这个问题一向是明确的,但由于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一些人,向来抱着计划经济和斯大林的情结不肯放弃,并把自己的愿望误当作现实,就将俄罗斯学界一小部分人,具体地说就是错把共产主义左翼一派的观点,当成了普京官方和整个俄罗斯学界的看法,所以,十数年来,我国学界这部分人关于俄罗斯存在“重新肯定”“重新评价”斯大林思潮的声音不绝于耳。     

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时间辨析

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高潮和逐渐平息的过程。1934年基洛夫被刺事件拉开了"大清洗"的序幕,1936-1938年以三次大审判为核心的镇压运动是"大清洗"的高潮期,到1939年"大清洗"逐渐平息下来。所以,我们认为"大清洗"的时间断限应该放在1934年12月1日到1939年底。     

俄罗斯是在呼唤“铁腕”、呼唤强权——对俄罗斯近年出现的所谓“重评思潮”的剖析

本文认为,近些年俄罗斯出现的有关斯大林的评价和言论,是把斯大林作为一个建立俄国“稳定”和“秩序”、体现“强国”和“铁腕”的符号来谈论的,并不是作为苏共的政治领袖、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创造者和实践者来评价的。文章从俄罗斯的历史传统,民族的心理,民族的性格,强烈的大国情结,强国意识,以及苏联解体以来出现的国力下降、经济衰微、人口减少,和严重的社会民族危机等方面,对近来我国学界出现的“重评斯大林说”提出了质疑。文章对近年俄罗斯出现的某些怀旧情绪和对“第二个斯大林”的呼唤所作的解读是:俄罗斯实质上是在呼唤“铁腕”,呼唤强权。     

苏俄内战时期的“中国志愿军”

苏俄内战是指1918年到1922年在崩溃的俄罗斯帝国境内发生的一场战争,部分战事还蔓延到当时中喇外蒙古和波斯（今伊朗）。在苏联官方被称为“1917年到1922年的内战和武装干涉”。     

本土化与泛化：图腾学说引进中国的知识考古

“图腾”这一西学的文化研究概念，自1903年由严复引进中国，成为中国学术中的基础概念。百年来，中国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于探究古代社会、艺术史、民俗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化。图腾概念经过几代学人的调适(或误用),逐渐成为一种带有本土化色彩的学术话语。但与此同时，图腾概念泛化的现象也日益突出，引出许多批评和反思意见。如何在消化吸收西学概念的基础上，重塑中国自身的概念话语，更好地解释本土现象，“图腾”的知识考古为此提供了镜鉴。     

当代俄罗斯史学中动乱学研究的新趋向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界开始反思20世纪初的革命,在深化对17世纪初大动乱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以“动乱”取代“革命”的话语,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构建以“动乱—帝国”为模型的俄国国家系统性危机理论体系的动乱学研究范式。该范式强调,17世纪初、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发生的历史事件是俄国国家制度的三次系统性危机(即动乱),前两次危机都以建立帝国而结束,俄国历史在“动乱—帝国”的周期性节律中循环。动乱学的提出,是21世纪“俄罗斯学”和“帝国学”研究热潮下的产物,也是一部分俄国学者对当前俄罗斯向何处去的一种回答。但作为建构一门新学科的尝试,其学科体系尚待进一步深化。     

普京对苏联历史及苏联解体的评价

俄罗斯总统普京执政以来,领导俄罗斯“由乱到治”,走上“复兴”之路。普京政绩突出,威信很高,不仅得到多数民众的拥护,而且被国内最大的政党“统一俄罗斯”视为“精神领袖”。在苏联问题上,普京始终坚持“一分为二”,既肯定其客观存在的成绩,也指出其所犯的严重错误。但普京的评价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起先他对苏联的消极一面说得很重,后来则对苏联的积极一面说得较多,最后又总结教训,确认苏联解体是一场“悲剧”。通过对普京对苏联历史及苏联解体的评价的了解,可以从中了解俄罗斯社会思想的动向和发展。     

至尊为何是“九五”

“九五之尊”也可称为“九五至尊”。在汉语语言环境中,“九”、“五”两个数字有着至高无上的象征意义,只有特定的人才能享有和使用这样一个概念,这个人就是皇帝。那么,为什么“至尊”一定要是“九五”呢？     

俄罗斯化是苏联民族问题的一个方面

苏联民族问题表现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俄罗斯化问题。本文试用对比的方法,通过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情况来说明苏联俄罗斯化问题,供大家分析研究。一、为俄罗斯化服务的苏联民族理论 1、苏联学术界“创造”社会主义部族和资产阶级部族用意可在?过去大家比较熟悉的苏联民族形成模式是:氏族——部落——部族——民族。     

我对Sinology的理解和思考

感谢“世界汉语大会”特别设立“海外汉学学术会场”为我提供了这样神圣的讲坛,让我有机会把我对“Sinology”的理解和思考,提出来向各位学术先辈与同行请教,以共同推进我国人文学界对“Sinology”的研究。首先我想说明,我采用了英语文化中“Sinology”这一学术概念来表述我们现今正在研讨的基本话题,我之所以不采用汉语文化中的“汉学”或者“中国学”或者“中国研究”,这是因为我国     

俄国史研究的新成果——俄国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简讯

2001年8月12-14日,在吉林大学举办了《俄国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俄罗斯所和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学会共同主办。与会的专家学40余人。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研讨问题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会议正值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在本世纪中期我国要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宏伟目标之时。     

“科学”的限度：辛亥时期革命语境下的学术与道德

1904年後,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中国学人不约而同地在学术之外寻求道德力量以图救亡。改良者限制“科学”概念於形下,同时改造传统的道德之围,以迎合进化;革命者出於精神动员的需要,完成了“科学”话语的形而上转换;游移於革命与改良之间者,径取西方反思现代科学的唯心主义思潮,试图超越生存竞争中的道德困境。此一时期,中国“科学”概念正抽离出学术本身,演变成一个进化／退化的二元话语基础,在“物质主义”和“科学主义”两个相反向度被批判,或是被宣扬,作为学术的“科学”反而隐而不彰。     

档案记载的苏联饥荒（1929—1934）

一、俄罗斯档案出版情况点滴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摆脱了苏共的桎梏,官方和民间集中优秀学者到档案馆淘宝,三两年后各类档案集大量涌现,势同井喷。本文介绍其中的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