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

土改前后有的学者宣称,旧中国地主和富农,占有全国６０％到８０％的耕地。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从各省土改档案及农村调查资料中了解,占人口６％至１０％的地主、富农,据有全国２８％到５０％的耕地。而占人口８４％到９０％的农民。仅有５０％到７２％的耕地。至于土地经营方式,各省都以出租为主,只有少量土地由农民自己经营。     

老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几个问题

对于中共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否定性的意见,甚至有人提出要为地主"平反"。要对土地改革运动作出恰当的评价,必须首先对何为地主、富农进行深入探讨,其实地主的情况并非千人一面而是千差万别。旧中国的土地集中程度,并非以往宣传的那样地主、富农占有农村土地的80%,但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仍数倍于农民亦是事实。中共将减租减息转变为"耕者有其田"即土地改革,除了动员农民应对国共战争的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一些根据地农民已不满足于减租减息,而是迫切要求分配土地,需要出台一个统一的政策。土地改革激发了解放区广大农民参军参战的热情,并且使中共获得了农民对中共执政地位的充分认同。     

斯诺眼看大西北（下）

西北是个有希望的地方 1930年西北大灾荒持续3年，殃及4省，导致人口锐减，许多土地集中在地主官僚手中，特别是甘肃，有“数量大得惊人”的可耕而未耕的土地。尽管如此，幸存下来的农民所付的土地税和附加税仍然占到收入的45％左右，其他捐税又占20％，而且税种名目繁多。     

左权将军年表

左权,原名左纪权,乳名自林,号叔仁,1905年3月15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平桥乡黄茅岭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父亲左兆新,是位勤劳朴实的农民,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维持一家生活.母亲张氏,是位克勤克俭、正直宽厚的农妇.左权受母亲影响甚大.     

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原因分析

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民族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变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为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这一土地政策的制定并非偶然,主要矛盾的变化,调动地主和农民的抗日积极性等原因使得中共制定出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事实证明,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团结了全国最广大的人民,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帮助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     

“中央第一模范区”的农村政权建设

正地处福建省上杭县西北的才溪乡,在土地革命时期是才溪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红色政权建立前,当地土地资源高度集中,被少数人垄断。人口占比仅6%的土豪、地主竟占有全乡2615亩可耕地面积的70%,而占比94%的广大农民,户均耕地却仅有3亩多。失地农民租种地主的耕田,根据土壤的肥瘦要缴纳50%—60%甚至高达80%收成的租金。即使在丰收的年景,谷子也只够吃3个月,剩下的9个月,要靠杂粮、     

西汉初期的土地问题

一、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家民革命的「成就」土地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的问题。如果土地问题获得解决,则社会便表现为「治」,土地问题不能解决,则社会便表现为「乱」。当然「治」「乱」这种字眼,是统治阶级所选用的,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偏见来说的。所谓土地问题,就是农民和地主争夺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地主掌握土地,藉以剥削压迫农民;农民要求土地,藉以养活全家解放自己。因此封建社会中的两阶级——农民与地主,经常为土地问题而引起激烈的斗争。农民在忍无可忍之下便进行起义,掀起翻天覆地的革命战争。只要等到土地集中现象有所改善,农民能够得到部分土地,则社会立即呈现出进步繁荣。因此有人认为研究土地问题是研究中国三千年封建社会的「钥匙」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土地问题集中的表现了封建社会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农民革命既是因土地问题而引起的,那么我们就先看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之前的社会情况罢。     

万恶的地主庄园

四川省大邑县在解放前,是川西土地最集中、封建剥削最残酷的地区。土匪遍地,恶霸横行;加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占人口百分之三、四的地主,却占有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八十,残酷地剥削压迫广大农民,使他们流尽血汗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鄂豫皖根据地的农业经济建设初探——早期土地革命的红色历史

土地革命开展前,鄂豫皖根据地以农业生产为主。封建土地占有关系严重阻碍了乡村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落后,自然灾害频,地主、豪绅通过高额地租、高利贷剥削农民,鄂豫皖根据地农业经济非常落后。1927—1932年,中共在鄂豫皖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进行农业经济建设,打破了封建土地分配制度,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得到改善,提高了参加革命的积极性。鄂豫皖根据地的农业经济建设,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法兰西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历史条件

中世纪早期的西欧封建制度大部分最后形成于9至11世纪中叶。在这个时期,其主要特征是日耳曼的广大自由农民阶层被农奴化,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庄园之形成;自然经济占着绝对优势;大土地占有制和小农土地使用制之结合;劳动者没有和生产资料分离,而是和生产资料有机的联系着;超经济的强制,即大小封建主强制农奴向他们缴纳部分代役租和毫无代价的被强迫在地主土地上付出繁重     

对“西汉初期的土地问题”的两点意见

“新史学通讯”一九五五年第八期上刊登了尹湘豪先生的“西汉初期的土地问题”一文,我们有两点不同的粗浅看法,提出来与尹先生商量,并请其他史学前辈们指教。首先尹先生为了说明“农民革命”是因土地问题而引起的,他写道: “……所谓土地问题,就是农民和地主争夺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封建社会中的两阶级——农民与地主,经常为土地问题而引起激烈的斗争。……因此有人认为研究土地问题是研     

战时财政扩张与租佃制度变迁:以川西地区为例(1937—1945)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家财赋重地沦陷,财政收入减少,国民政府以增发货币的办法弥补赤字,引起通货恶性膨胀。为有效控制粮食,增加财政收入,国民政府自1941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政策。八年抗战,五度征实,四川田赋征实数额几乎占国统区田赋总收入的1/3。地主是田赋的主要承担者,田赋征实使地主收益受损。但地主也通过加租、加押、缩扣等手段改变租佃制度,向佃农转嫁田赋负担。这一行为压缩了佃农的土地收益,引发了较为普遍的租佃纠纷。抗战期间,国家占有土地收益的比例剧增,土地收益分配的基本格局产生变动。地主和佃农围绕剩余利益展开竞争,致使主佃关系恶化,后方农村逐渐演变成矛盾不断积聚的火药桶。     

20世纪30年代广西新桂系土地改革研究

20世纪30年代,广西新桂系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理论动力,试图以和平方式改良土地租赁方式,实现地主富农与承租农民的共赢,以促进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巩固新桂系的统治地位。然而其制定的诸多政策虽有进步意义,却未得到较好实施。政策与实践的巨大反差,致使农村土地关系不但没有得到改良,反而进一步恶化:土地占有更为集中,土地使用更加分散,更多的自耕农半自耕农沦为佃农,农民生活更加困苦。新桂系30年代的土地改革以失败告终。     

抗战时期山东解放区农村经济关系的变迁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过去激烈变动封建土地关系的土地革命政策转变为减租减息政策。减租减息是在承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既主张农民有减租减息的权利,又保证地主和放债者可以按规定的地租率和利息率收租收息。     

地权、佃权、民众动员与减租运动——以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为中心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有大约40%的地方未经历过土地革命,这些地区不仅地权较集中,且租佃关系较发达,因此成为中共推行减租的重点地区。减租过程中,发生了中央政策与地方惯性及实际情形的冲突后,中共及时调整政策,对地方惯性和实际情形表示认可,推动了减租政策的落实。佃权是减租中的核心问题,中共通过两种方式对农民的佃权进行保护,一是从制度层面上约束地主不得任意撤佃,更不能因减租而撤佃;二是通过中共支持下的各种民间减租组织强制地主不得撤佃。民众动员使农民消除了对地主恐惧的心理障碍,敢于和地主面对面地进行斗争。减租运动使乡村社会发生了变化,一是发生了地权转移,即地主典卖土地、农民买进或典进土地,并且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随着地权转移,以地主为核心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农民为核心的经济体制;一是以地主为中心的乡村权威逐渐消退,中共扶持起来的积极分子成为新的乡村权威,他们成为未来中共管理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     

试论民国时期东北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

清朝灭亡后,随着清室及八旗王公贵族政治权力的丧失,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权也随之消亡。因此,民初大规模丈放东北的官荒旗地,使身份性地主迅速趋于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大小普通私人地主、官僚地主和商人地主。与此同时,东北的农村经济关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租佃关系和雇工经营日益发展,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经营地主经济和富农经济在东北农村经济中已占有一定的比重。     

红军颁发的《土地使用证》及其相关问题

1935年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奉党中央指示,突破了蒋介石、刘湘苦心经营的嘉陵江防线,占领了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青川、平武、彰明、北川九个县城、控制了东濒嘉陵江,西屹北川,南抵梓潼,北达青川,方圆200-300里的新区。红军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进行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将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广大贫苦农民,并向农民颁发了《土地使用证》,烧毁了地主豪绅的契约,使劳苦大众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     

地租征收率的再探讨

本篇主要目的是要探讨土地制度史研究中“地租率”这一个老大难问题。过去的研究 ,多是根据土地租约的字面规定去理解 ,以为地主说多少就能收多少似的。近年来学者们通过地主地租簿的研究 ,已经发现地租实收数量与租约规定的租额之间 ,有着一个颇大的差距 ,即地主收租通常只能收到租额的七八成左右 ,而且还在不断下降之中。因此 ,研究地租率 ,应从“实收率”入手。本文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 ,是笔者关于“农民、地主和地租”研究的一个部分。     

从土改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山西农村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要有步骤地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革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的决议。自此开始了以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地主所有制为宗旨的土地制度改革运动,到1952年9月,土改工作基本完成,全国约有3亿农民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免去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350亿公斤粮食的地租。这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为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1949年9月山西建制恢复时,全…     

文物博物馆简讯

福建省德化县发现明朝地主家属的一本手抄契本这是一本在明朝时以剥削劳动人民血汗发家致富的福建省德化县西墩村大地主邓扬宇留下的契抄本。邓家占有一千多亩良田和三千多亩山林,垄断了西墩村全村的土地。这本手抄契本记录了他的家族从明正德三年至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508—1770年)的二百六十二年间从农民手里夺来的房地产。并附有农民被逼签押的卖田契四十三张,每张都有贿赂明、清以至国民党反动政府为其作保而加盖的铜铸方"官印"(见图),另外还有许多空白田契纸上也早已盖好了"官印"。这本手抄契本从邓扬宇起到解放前的邓世秀手,已传了二十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