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

在近代来华的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记述中较多地记载了他们初到一地,虽曾遇到当地士绅和官府的排斥,却也得到一些普通民众的热心帮助;随着熟悉和了解程度的加深,他们与中国地方社会、普通民众多能成为和睦相处乃至相扶相助的邻里和街坊。此外,由于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华的社会生活条件优于西方,医疗工作得到当地社会和普通民众的高度尊敬和慷慨捐助,致使他们很多人“心系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中国社会取得成功,并非仅由于西方近代医学在治疗方面的优越及其个人的奉献精神,还在于中国作为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普通民众的质朴、良善和地方社会的慈善传统。更重要的是,中国地方社会和普通民众对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接纳和善待,深刻影响到这些随不平等条约而强行闯入的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重新认识和文化反省。     

西方传教士在安徽的早期活动

近代安徽,是西方教会势力渗透较严重的地区之一。据清末冯煦所编《皖政辑要》的粗略统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全省共有大小教堂约五百所,其中最多的宣城一县竟达三十七所,连僻处大别山区的霍山县,也有十一所之多,在皖境活动的传教团体,除天主教耶稣会和基督教(新教)内地会这两个主要组织外,尚有圣公会、宣道会,公信会,来复会和美以美会等,传教士主要来自英、法、美、德、意、西诸国。西方传教士的大肆活动,给安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加速这样一个内地省份的半殖民地化;另一方面,又激起以近代反教会斗争为内容的人民反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与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作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发行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期刊,反映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这些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使长期处于封建君主专制桎梏下的中国人耳目一新,为近代中国民主观念的形成打开了大门。     

近代九江基督教的发展及其对教育医疗事业的影响

基督教,是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及一些较小派别在内的统称．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它在中国的传播有的说应从唐朝的景教算起,但就其对中国的影响而言则主要从明朝开始。当时意大利的传教士利马窦、德国人汤若望等人把天主教连同天、地理、数学、物理等一起带进了中国,与明朝天启皇帝结为好友,被接入皇宫,封官加爵。但在清初因罗马教皇格勒门十一干涉中国内政,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中国的政令习俗“尊孔祭祖”,致使康熙帝1720年殊批禁教．历雍、乾、嘉、道四朝,至道光中叶才稍弛。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定．基督教迅速地扩展至中国的内地。     

论近代中国早期教案的起因和特点

传统观点认为,侵略或文化冲突是近代中国早期教案的主要原因。此文指出,侵略是近代早期教案的先决条件,少数教士教民横行是直接原因,国人对基督教的疑惧是深层次的、潜在的因素。作者认为此期教案具有分布不均、没有发展到反洋教运动阶段、大都由传教士直接引发和天主教案远远超过耶稣教案等四个特点     

传教士在海南岛

早在十六世纪下半叶,西方传教士的足迹便已履及海南的三亚和海口等地。三百余年中,天主教和基督教在海南的活动断断续续,但近代以来,美、法等资本主义列强依仗不平等条约,深入海南各地,先后上岛的传教士多达数十人,发展教徒成干累万,他们设立教堂20余座,并建立教会居住区,办学校,建医院,一时期海南岛的教会势力颇有声势。对西方传教士在海南的活动应该怎样评价？史学界迄今鲜有专文论述,本文不揣浅陋,抛砖引玉以求教于大家。一、传教士在海南的历史回顾明朝末年,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复苏,与澳门遥遥相望的海南岛也成为西方传…     

新教传教士与西医术的引进初探——《中国丛报》资料析

从明清开始,西方医疗技术(即今天我们习惯所称的源于欧美的西医学或称现代医学)逐渐传人中国。早期,主要是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等国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将西方医学传人,并在华从事医疗活动。18世纪末,信奉基督教的英国先后击败了西班牙、荷兰和法兰西,夺取了海上霸权,竭力向外扩张殖民势力,来华发展传教事业也到了迫不及待的时期。在该世纪的最后10年,英国国内纷纷成立对国外传教的基督教差会机构,向外派遣传教士。美国的基督教也接踵而起。     

一部了解湖北天主教的重要史料

湖北是天主教传播比较早的地区之一。湖北优越的地理环境及近代以后在全国的经济、化地位,使得西方传教士将湖北作为一个重要的活动据点。1945年,美国传教士柯兰石(B．Clancy)编撰《武昌教区史》(英,手抄本)记载了天主教在湖北发展的一些事例,下撷出较典型的事例,从中可窥见一个区域天主教发展的特点。     

美属萨摩亚唯一的一套奥运纪念币

美属萨摩亚（AMERICAN SAMOA）又称东萨摩亚,位于太平洋南部,国际日期变更线东侧,陆地面积197平方千米,人口约6.31万。多数居民是波利尼亚人,讲萨摩亚语,通用英语,居民信奉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首府帕果帕果。1722年荷兰人抵此,后法、英、德、美相继到此。1899年美、英、德三国协定,东萨摩亚从萨摩亚群岛中划出,     

基督教会对近代烟台经济、文化的影响

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均以信奉耶稣基督是救世主为主要教义。据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碑记载,早在公元635年,基督教已由波斯传入中国。但由于未能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基督教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甚至几度消失。19世纪,基督教从西方重新传入,由于传教活动受到列强不平等条约保护,教会受差会控制,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对我国殖民侵略和掠夺,因而从根本上看,在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的背景下,基督教的传入和传播,基督教会的活动,严重阻碍了我国近代的历史发展。但是也要看到基督教的传入和在我国的发展,开阔了国人…     

巴黎外方传教会利用天主教对近代贵州的侵略

一天主教是在欧洲中世纪末从基督教中分离出来的一大教派 ,与正教、新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教派。它基本上保持了基督教在中世纪长期形成的各种传统的封建因素 ,有着一整套等级森严的的教阶制度。早在十三世纪我国元朝时期 ,天主教方济各会修士、意大利人约输·孟高维诺受教皇尼古拉四世之命任教廷使者来到中国 ,并在北京开设天主教堂 ,延续了约六十年 ,并未产生任何深远的影响 ,只随着元朝的覆灭而消失了。到了十六世纪 ,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活动的推动下 ,意大利籍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于 15 82年来到了中国南方 ,这是近代…     

艾儒略与中国近代教育

16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第一波"西学东渐"的浪潮,西方教育开始传入中国,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艾儒略等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类体系与课程设置体系传入中国。以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学为代表的西方科学方法论也在明清知识阶层中得到传播。本文以艾儒略所著《西学凡》、《职方外纪》等书为中心来探讨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教育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19世纪西人在华博物馆的两种类型——兼论中国最早的博物馆

最新的研究表明,中国最早的博物馆是清道光九年(1829年)创办于澳门的"驻华大英博物馆"。此后,来华西人在中国创办了一批博物馆,成为中国人认识博物馆的一条重要途径,对中国近代博物馆的起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博物馆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与西人在华博物学研究密切相关,以自然史收藏和研究为主要目的的自然史博物馆;另一种是科学技术博物馆,此种类型又可细分为两种,即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创办的以科学传教为主要目的的博物馆,以及其他西方人士创办的辅助学校教学和科学教育的博物馆。通过这种分类,先前看似孤立的历史节点被有效地串连起来,从而展现出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西方在华博物馆史。     

另类传教士：文化殖民下的蛋

说起近代以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来华传教士是个不应绕开的话题。长期以来,他们是作为文化侵略者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其实还有一部分另类传教士,他们来中国虽然肩负着传播基督教的使命,却无意中成了中国近现代化最早的一批科学启蒙者和传播者。     

论明末反天主教运动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人强占澳门,不久天主教耶稣会士卡纳罗出任澳门第一任主教,从此天主教以之为基点,不断谋求向中国内地的发展。万历十年(1582年),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等经过多方努力,进入广东肇庆,获准在东关天宁寺居住,并开始正式传教。但这并非基督教第一次渗入中国,此前有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而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工作,可以说是东西方两种文化传统的第一次重要的汇聚,     

明代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文化效应

明代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文化效应黄启臣天主教（Ｓａｃｅｒｄｏｔｅｓ）、正教、新教并称为基督教（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ｔｙ）的三大教派。而基督教传入中国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唐贞观九年（６３５年）,由基督教聂斯脱里派（Ｎｓｅｔｏｒｉａｎ）主教、叙利亚人阿罗本...     

《中国丛报》视野下的清代上海

<正>《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是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在19世纪中前期（1832年5月）在华（广州）创办的重要综合性英文丛报（刊），其中有当时在华西人观察中国的一手史料。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为西人所广泛关注。《中国丛报》上便刊登了大量西方人对上海的知识报道，其观察视角和潜在的知识结构体现出19世纪西方现代化进程的鲜明特征。     

近代中国足球运动发源地小考

中国近代足球运动到底发源于何处？ 1984年出版的《当代中国体育》载：“十九世纪末，西方的近代足球传到东方，中国又有了足球运动。香港和上海是中国最早开展近代足球运动的城市。起初在学校，后来逐渐扩展到社会其他阶层。从1900年到1949年的半个世纪内，中国足球运动不普及，技术水平也不高”。1987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项目大全》载：“从1910年至1948年间举办过七次全国运动会，每次都有足球比赛”。1995年11月出版的《广东百科全书》载：“据考证，足球是1903年由传教士传入五华、梅县山区的”。《梅州市志》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西方牧师（传教士）在操场上教学生踢足球，开梅州足球运动的先河。各种典籍记载时间不一。     

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

在早期的《圣经》中译史上,“译名之争”是一个影响颇为深远的事件。这个争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代前期的“礼仪之争”,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这场围绕着God或Theos等基督教核心名词如何中译而产生的争论,在1843—1851年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集体合作修订《圣经》中译本期间达到高潮。在这期间,英国传教士与美国传教士各自坚持己见,展开长期的论战。“译名之争”导致了早期新教传教士合作译经事业的结束,但也促使多种《圣经》中译本相继问世。它不仅在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播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而且波及近代中西化交流的其他方面。     

对女传教士慕拉第的理性思考

美国浸信会女传教士慕拉第一生事主,33岁来到登州,在蓬莱、平度、黄县等地进行传教长达39年之久,在此期间创办教会学校,尤其是女学,把当地妇女从缠足、受压迫等桎梏陋习中解放出来,提升了她们的社会和家庭地位,深受当地民众爱戴。同时,为基督教在华的传播、近代科学知识在登州的传播和登州融入西方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