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代古诗文歌咏马援看"马援南征文化"的积极内涵

主要从历代古诗文中,归结出一种地方特色浓郁的文化现象———马援南征文化,其积极内涵是:安邦靖边,维护中央集权和社会稳定,不畏艰险,建功立业;廉洁奉公,浩然正气。各地纪念马援南征的祠庙、古诗文等是传播“马援南征文化”的载体和平台。呼吁整理和开发有关马援南征的人文史料,开发东汉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宣传和弘扬“马援南征文化”,为三个文明建设服务。     

浅谈年鉴的"肥胖"与"瘦身"

从综合性年鉴认识上的误区,分析造成年鉴整体规模庞大、冗余信息资料多的现象,认为年鉴“瘦身”很有必要,并提出年鉴消肿“瘦身”的主要对策。     

"择其吉金"金文辞例与楚文化因素的形成与传播

“择其吉金”是春秋中晚期流行于楚国的金文辞例,春秋晚期传播至楚系国家以及吴、越等国。“择其吉金”与另一辞例“用其吉金”关系密切,它们最初可能都是起源于周文化中心区域,而后在豫南鄂北地区流行,并同时为楚国青铜器铭文所采用。这一文化现象说明,早期楚文化因素的形成并非只是通过楚国一个国家而是经由一个区域来完成的,而这个区域应当在豫南鄂北。     

另类社会空间:中国边疆移民社会主要特殊性透视(1644-1949)

边疆社会存在许多内地社会所不曾具有并且往往为学术界所忽视的文化现象。本文所使用的“边疆社会”的术语并不是简单地以地理范围为依据,而更主要的是企图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揭示拉铁摩尔所谓的“边疆风格”(the frontier style)现象,与通常所谓的“边疆地区的社会”这一术语在内涵上大相径庭,可以作为透视边疆移民社会中“边疆化”诸多现象的概念工具。     

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

陈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的一段自述向存争议,其所涉及的古典与今典,迄今尚乏共识。遵从陈先生自定的标准,要确定其所用何典,目前似不可能;其全句的准确意思,或亦不必“论定”。但仍可钩稽相关论述,借诠释此语之机,探索其思想学说,期对其治学处身之道,有稍进一步的“了解之同情”。从其对中西体用关系的处理,可看出他关于“国粹”的开放观念。他一生基本研究中国历史上文化碰撞和文化竞争明显的时代和议题,以“法后王”的取向,作“古为今用”之尝试,希望能对当代中外文化融合有所推进,体现出一个学人极有分寸的“爱国济世”之苦心。     

二里头文化"龙"遗存研究

二里头文化的“龙”遗存,尤其是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和绿松石铜牌饰,是当时社会贵族中个别人使用的一种表明其有专门技能、特殊身份的特殊物品,可能与驯养过“龙”有关,其拥有者与当时的王室或“王”有一定的关系。二里头文化“龙”遗存的直接源头可能是在陶寺文化中,但“龙”遗存的社会地位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下降了,这可能反映了“龙”意识观念的逐渐淡薄。     

青铜器"纯铜晶粒"现象辨析

青铜器鉴定或修复过程中,不时地会发现有的器物表面或在锈蚀产物掩盖下的器物表面呈现出金黄色,仿佛鎏上一层金或镀上了一层铜,故称此器物出现“纯铜晶粒”现象。这种现象是鉴别青铜器真伪的重要标志之一,由于它是在一定的金相组织状态下,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旺代叛乱"述略

“旺代叛乱”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旺代农民的“愚昧”、“保守”。从最直接的现象看,它实起因于共和国政府的政策与农民的传统情感之间的冲突,共和国政府的过激政策无疑应负一定的责任。共和国政府对旺代农民的镇压,不仅是拯救共和国的胜利,而且也是恐怖政策的过火表现。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旺代叛乱”并非只是个别的现象。在革命或者现代化进程中,不难看到一部分农民或者一部分弱势群体因维护自身利益而陷入与掌握着“革命”话语权的政府相对抗的困境乃军绛埔汶种历史现象。萤新探讨“旺代叛乱”,有助于深入理解法国大革命以及世界历史中的“旺代现象”。     

启蒙在中国的百年遭遇

“启蒙”,就是去掉蒙蔽,叫人明白。从语义学上说,作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精神现象（或曰文化现象）,“启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合乎人性的文化欲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作为一个引起了精神领域的革命,     

中国思想文化与"以人为本"

一些文章认为“以人为本”来自西方的“人本主义”,本文否认此说.通过文献研究、文化比较,证明“以人为本”一语源自中国思想文化血脉,原本用此语表明如何成就霸业,后来用来表述治国为政之道.当今,“以人为本”则不仅是执政理念,而且也是科学发展的观念.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进步,此语从多层面表意.从古到今,此语所指的思想文化一脉贯通.“人本主义”是西方近代哲学一个流派的名称,与“以人为本”无源流关系.     

一块文化"飞地"

20世纪80年代中叶,我国思想界陆续冲破一些禁区和摆脱“左”的樊篱,各地开始大量发掘和公布了许多过去不敢问津的民间文化遗存,包括常被误解为封建迷信的民间宗教和巫术巫蛊等文化现象。1983年,周扬先生生前曾把这次思想解放．称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加以论述。     

"奚仲作车"考论

“奚仲作车”是中国文化史上极富命义的一个课题,但由于直接史料甚少,迄今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其实若从解析“奚仲作车”入手,可以解决先秦文化史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圣人”创物利民的社会文化属性;车除作为交通工具之外,在先秦礼制中还具有哪些社会文化功能;文献记载中“乘龙”与骑马及作车之间有何隐喻性关联;车在中国古代的独立起源及其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渊源于英雄时代的奚仲家族,如何积蓄起在贵族时代薛国发展所需要的历史创造潜能等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奚仲作车”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丰富的尚未被人充分理解的意义。     

所谓"青铜骑马造像"的考辨

1998年王克林在《华夏考古》第3期上发表了《骑马民族文化的概念与缘起》一文。文中把鄂尔多斯地区采集的一种小型铜饰(图一,2)称为“骑马武士铜饰”、“青铜骑马造像”,同时把宁夏西吉县玉桥村采集的一件同类铜饰(图一,4)也称为“铜人骑马饰”。他认为,鄂尔多斯的这种     

姜尚文化符号与尚湖旅游提升

姜尚现象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智慧”、“尚贤”、“平安”、“长寿”成为其主要的文化符号。本文认为,可从建设姜尚文化知识库、建设人文景观体系、展示姜尚文化主要符号、丰富旅游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提高旅游文化产业效益等方面入手来提升常熟尚湖旅游的水准。     

论方志政治文化与泛政治化

王晖在《安徽地方志》2011年第4期上发表文章,探讨方志政治文化与泛政治化。1．方志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与“文化”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作用于二者之间的正是所谓“政治文化”。方志是政治文化建设的产物。方志是伴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2．新方志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文化方向。方志工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文化线路"的多维度内涵

“文化线路”(C ulturalR oute)在国际古迹遗址保护领域至今仍不失为一个新概念。199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 O M O S)“文化线路国际科学委员会”(C IIC)正式成立,在其规划和引导下,开始系统而深入地探讨“文化线路”的内涵、价值、意义及其保护策略,“文化线路”的思想也随之在全球传播开来。“文化线路”作为2005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第十五次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大会议题的四个子议题之一,聚焦于“文化线路”被列入世界遗产项目,中国学者开始给予“文化线路”更多的关注。然而,“文化线路”具有申报世界遗产的可能性,并不等于我们…     

来信

本期封面文章,是迄今为上对“中国大妈”以及“广场舞现象”最为客观公正的描述与坪价。这本已经10岁的周刊,其对价值观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守望,几乎已经是南方文化的硕果仅存。对于众声喧哗、坊间早已颇多微词的“中国大妈”及相关文化现象,它仍然可以在娓娓道来之中,让我们获得深刻的思考,并对我们的同辈人,或这些记者编辑的长辈,多了一份理解,多了更多的温馨。     

辜鸿铭对"黄祸"论的回应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把中国人妖魔化的“黄祸”论甚嚣尘上。对此,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属保守主义者的辜鸿铭,用外文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加以批驳。辜文主要从中西文化的不同性格入手,论证中国文明是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国人是深具“理性意识和道义感”的民族,并以具体事例证明一些在华西方人的言行不符合文明人的标准。他还指出各自“扩展”,即实现“知识和道德意义上”的“门户开放”,是消除双方恐惧和敌意的根本办法。     

"唐地"考辨

相关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以及文献记载表明 ,陶唐氏所居之“唐”地不在晋南地区 ,而是位于豫北地区。晋南的唐国始于晚商时期 ,此前本地无“唐”的地名。豫北地区作为后岗二期文化的中心区 ,正是最初的“唐”地所在 ,后岗二期文化为陶唐氏创造的文化。晚商时期晋南之唐也是由豫北迁去。因此 ,“唐”地所在应有一个历史变化过程 ,历来关于“唐”地所在的认识存在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