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的历史演变与社会影响

“双百”方针是我国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从正式提出到现在已经接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回顾这段历史,可以使我们对其在现实中的境遇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在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党的领导人的领导下,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双百”方针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所起的不同作用。“双百”方针不仅是党和国家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而且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一条重要途径。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对民主认识的深入,“双百”方针对民主的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毛泽东文化思想刍议

毛泽东文化思想萌发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达到顶峰,其建设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理论、“双百”方针、“两用”原则指导了当时的文化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陆定一对双百方针的二元思维

与父亲陆定一多年接触,对他提出“双百”方针中的一些思想,有一些理解。 父亲是1956年4月27日,在中央讨论《十大关系》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长篇专题发言中提出“双百”这一思想的。在当时较“左”的大政治环境下,父亲提出,要允许学术性的、艺术性的、技术性的问题自由讨论,要与政治思想的问题     

“双百“方针提出后的一年

建国初期,我国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学习苏联,其极端做法导致教条主义至滑稽的地步。为扭转这种情况,1956年毛泽东提出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知识界带来了春风。“双百”方针提出后曾遭到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于是毛泽东又于1957年初再论“双百”方针,使之得以贯彻执行。然而好景不长……     

商务印书馆恢复建制的前前后后

商务印书馆恢复建制的前前后后陈锋汪守本９５６年初,党中央提出了促进艺术发展、科学进步和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有关各部委都进行了学习讨论,并提出了贯彻执行的措施。文化部在给中央的拟贯彻“双百”方针的措施报告中,在出版部分提到,对...     

江淮围棋述旧(中)

中华民族进入1949年,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当满身疮痍的中华巨龙从战争创伤中走出来的时候,修复自身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作为依附上层建筑的围棋文化,完全取决于人民政权的巩固、社会的发展才能得到恢复和发展。而安徽的围棋发展,就是这一社会进展的写照。安徽地处江淮,在文化发展的地理位置上极为重要。从解放前的30年代到解放后的50年代,在围棋领域被称之为“南刘北过”的两大领军人物都是安徽人。南刘“南刘”名叫刘棣怀,被人尊称为“刘大将”。在我国现代围棋发展史上,“南刘”是30年代到50年代围棋水平的代表人物…     

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外交方针的转变

建国初期,中国确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950年2月又根据这一方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新中国唯一的、利大于弊的选择。正是因为“一边倒”,新中国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认,同时也收回了相当部分的苏联在华,特别是在东北的权益。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历史的推移,中国作为一个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也逐渐感觉到“一边倒”对中国内政外交的种种牵制和对经济文化的深刻影响,而不得不考虑并于五十年代中期改变了“一边倒”外交方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的原则——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切入点

毛泽东发表于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建设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更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引领;坚持"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相结合;尊重文化的发展规律,把握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科学协调发展;坚持为人民群众搭建平台,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创作中的主体作用;坚持处理好传承发展、与时俱进与开放包容的关系。     

对有关50年代中期“双百方针”某些问题的历史反思

对有关５０年代中期“双百方针”某些问题的历史反思杨凤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下简称“双百方针”）,是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于１９５６年春正式提出,并在日后尤其是１９５７年春系统阐述和发挥的。实践证明,“双百方针”符合科学与文化发展的规律,是社会...     

试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次文化政策的调整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调整文化政策影响最大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和70年代中期这两次。60年代初的文化政策调整是一次全面、自觉的调整,调整从调查研究入手,以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为关键,注意解决"红专关系"、"双百"方针问题,制定了《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和《文艺八条》等科学、教育、文艺领域的一系列条例,这些条例的制定是调整取得成果的标志;1975年文化政策的调整是在特殊条件下进行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文艺、科技、教育三个领域的调整方式方法特殊,结果也有差异,调整的关键在于分清是非、划清界限,文艺领域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科学、教育方面分别写出了汇报提纲,但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整顿被迫中断。两次文化政策的调整,对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对上世纪5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戏剧的“陌生化”接受——以老舍《全家福》为例

新中国解放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在戏剧界,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剧改革方针,本着文艺为政治服务、教育群众的宗旨,戏剧编剧在新中国初升的朝阳下将自己创作的思想出发点与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完全合流,创作出一系列歌颂新时代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品。     

曲折和复苏──从“反右派”运动到调整时期的“双百”方针

曲折和复苏——从“反右派”运动到调整时期的“双百”方针夏杏珍从１９５６年４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到１９６１年“双百”方针经历了起伏波折,本文将对此过程作一简要述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阻碍“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文艺界是受反右派斗争影响最为严...     

深入贯彻十八大精神坚持继承与创新并举全面推动方志文化大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继承和坚持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二是“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概其要者,不外乎继承与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继承和创新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两个主题。     

1957年邓拓为什么“按兵不动”

邓拓一直在观望 １９５６年,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全国上下在积极贯彻。正在这时,以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及其部下马寒冰、陈亚丁、鲁勒四人联名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为代表,表现了一部分人对贯彻“双百”方针的忧虑。１９５７年１月７日,邓拓为总编辑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文章。文章抽象地肯定了“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带来了新的繁荣和无限的创造性”,具体地却认为提倡“双百”方针后,“有一些文艺刊物上的一些评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主要表现：…     

陆定一与“双百”方针

陆定一在中宣部部长岗位上20余年,为党作了很多贡献,如果要问最大的贡献是什么,那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值此陆定一诞辰百年和“双百”方针提出50周年之际,党史理论专家龚育之深情撰文,详尽回顾了这一历史决策出台的前前后后。     

高端权力介入与中国心理学沉浮

权力可以促进科学发展,也可以阻滞科学进步。然而,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却不会听命于权力。中国心理学的发展道路曲折坎坷,它与遗传学同命运也曾被取消过。不同的是,遗传学被禁止是20世纪50年代初照搬苏联政治干预科学酿就的苦果;而心理学的灭顶,却是在1956年总结教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之后重蹈遗传学的覆辙。     

建国以来若干军事战略方针探析

50年代中至 60年代末是新中国面临严峻考验的时期 ,我国诸多军事战略方针在这个时期凸显、定型、变化 ,其中有的战略方针一直影响至今。本文简要分析了在这时期制定的具有重大影响的“积极防御”方针、“北顶南放”方针、“诱敌深入”方针、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方针和“对付四面八方”战略     

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时代考古史(下)

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序幕的重头戏,“河套人”与“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及其文化曾经以“三步曲”长期掌控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舞台。萨拉乌苏河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历经将近一个世纪,地层和古人类学等方面有了较大发展,然而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却进展甚微,特别是有关考古术语的畸形演化,突显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不甚严肃的科学作风。本文对这一历程的充实期和综合科学研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作了回顾性研究。     

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时代考古史(上)

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序幕的重头戏,“河套人”与“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及其文化曾经以“三步曲”长期掌控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舞台。萨拉乌苏河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历经将近一个世纪,地层和古人类学等方面有了较大发展,然而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却进展甚微,特别是有关考古术语的畸形演化,突显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不甚严肃的科学作风。本文对这一历程的开拓期和稳固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作了回顾性研究。     

我国遗传学发展中坚持“双百”方针的艰难历程──记50年代初强制推行“米邱林学说”在中国引起的风波(之二)

本刊7月号,刊登了叶笃庄先生所写《一代遗传学宗师李景均何故去国》一文,从一个人的遭遇看50年代初强制推行“米丘林学说”在中国引起的风波（之一）这一段历史。叶先生在本文（风波之二）中将要论述这一段历史的全过程,这段历史给我国遗传学以至整个自然科学领域带来了什么影响,应该从中吸取哪些教训。其主要目的在于“温故知新,以史为鉴”,在学术领域里,一定要坚持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绝不能再犯过去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