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考古与文明史——李志超先生访谈录

李志超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学科学史研究室负责人.丹尼尔说:“考古学上的科学辅助手段目前用于发现和勘测考古遗址.研究考古器物的出处,保护考古标本,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运用于年代测定.”(1973年)目前,在欧美考古学界,技术考古学,尤其是模拟考古学运用广泛而且目标明确.科大目前正致力开拓的现代科技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是否具有同样意义?科大的科学史研究,是从1974—75年“评法批儒”时开始起步的.1978年,科大的《梦溪笔谈》译注本出版,被同行们认为是同类几个本子中最好的一本.1980年全国科学史大会在北京召开,钱临照先生担任了第一届理事会.此后,我们便着手蕴酿在科大成立科学史研究室.1981年正式成立并开始招收研究生,钱临照先生担任     

仰韶文化前期的陶器

今年,是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从事考古工作55周年,恰好也是他诞辰80周年。他从1934年主持发掘陕西宝鸡斗鸡台基地以来,一直始终不渝地探索与追求,坚持考古科学的自身特点,在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考古学文化谱系和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分布规律与格局、考古田野工作基地建设、考古报告编写、考古工作队伍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年来,他又特别强调考古学是个独立的学科,要摆脱传统史学的影响与束缚,为考古学的研究开拓出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他的这些贡献,促使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范围的考古学研究中,更加成熟,更具特色。他从1952年至1982年,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现考古学系)教授,兼考古教研室主任。他用广博精深的学识、严谨朴实的作风、慈爱宽厚的胸怀,培养了校内外几代考古工作者。他的这些学生,在全国考古文物工作各个层次的岗位上,正在充分发挥出核心与骨干作用。为庆贺苏秉琦教授从事学术活动55周年和诞辰80周年,我们组织了一组论文在本期发表,以此作为鲜花,献给考古学导师苏秉靖教授和考古文物界的朋友们!     

浅谈日本秋田县的田野考古工作

1992年和2001年,笔者曾先后两次到日本秋田县埋藏文化财中心工作学习,参加了当地古代遗址和墓地的田野考古发掘,并参观了许多古代文化遗址和考古工地。2003年-2005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和日本秋田县埋藏文化财中心（相当于国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甘肃武威磨嘴子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笔者有幸参与。对日本秋田县的田野考古有了一定的了解,以下谈一谈对日本秋田县田野考古工作的一点认识供国内同行们参考。     

日本学者若松宽访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日本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部长、著名蒙藏史研究专家若松宽教授于1989年11月6日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边疆中心”)。若松宽教授在中国蒙藏地区史研究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他在“边疆中心”为他来访而举办的座谈会上,同“边疆中心”的同行们就这一领域的学术问题进行了交流。若松宽教授介绍了他本人及其他日本学者(如森川哲雄、佐藤长、加藤直人、二木博史、获原守、杉山正明、石浜裕     

殷、吴越和太平洋群岛文化

本文比较全面地利用了考古发掘成果论述了日本列岛与大陆文化、殷文化与吴越文化及太平洋群岛文化的关系,在六十年代曾是一篇著名的论文。事隔二十多年后,其中某些论述已显得陈旧,但就论文整体来看仍不失为研究中国东南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这儿,我们摘译了至今仍有价值的一些论述,奉献给读者们。本文原载日本《民族学研究》第25卷第1—2号。     

厚积薄发 大器晚成

当71岁的福田康夫正式宣布角逐日本自民党总裁的时候,国外媒体大多用了"大器晚成"这一字眼,可多数的日本媒体却倾向于用"厚积薄发"这个词。它们试图告诉国外媒体,在日本,福田康夫本来就不是一个无名之辈。打工17年磨练性格"福田君很受自民党内和日本民意的支持,都归功于他稳健谨慎的性格,对于这一点,我和石油公司的同事们领略十多年啦。"福田的前同事鸠山野夫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些同事都不知道,这个每天     

中国第四次科技考古学术讨论会在西安召开

由中国科学技术考古学会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主办的第四次科技考古学术讨论会于1995年7月25日至29日在古城西安召开。科技考古学会的名誉理事长苏秉价、钱临照向大会发了贺信、大会正式代表对人,香港及日本同行共9人也参加了会议二大会收到论文64篇,内容述及测定年代的方法及其应用;文物产地及其矿物来源的分析研究二遗址探测;陶瓷考古;冶金考古;文物修复与保护;考古环境研究等各个领域。会议期间,北大、上海博物馆等单位代表分别介绍了加速器质借’‘C测年的新进展、热释光在鉴定古陶瓷艺术品方面应用的发展等课题;柯梭院土总结了…     

日本明治大学学者主讲 第四期“南京大学考古名家讲坛”

<正>2015年3月18日,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主办,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大众考古》杂志社协办的第四期"南京大学考古名家讲坛"邀请到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的三位教授进行日本历史三个重要时段的学术演讲,分别为明治大学文学部部长石川日出志教授主讲的《汉魏晋代驼钮印研究——"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再探讨》;吉村武彦教授主讲的《大和政权与飞鸟时代》;加藤友康特任教授主讲的《日本古代国家的转型——论日本平安时代》。     

守护遗产 研究、保护阿富汗考古遗址的学者们

<正>阿富汗的考古遗址,尤其是巴米扬,从古到今无数人投入无数时间专注考察研究。这些活在当下的学者们,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中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劈开了我们心中的冰海。法国考古学家哈金哈金(J.Hackin 1886-1941),阿富汗考古学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在阿富汗、日本和中国前后工作跨度将近18年,在日本也被奉为研究阿富汗最重要的领路人。哈金原出生在卢森堡,大学毕业后和法国集美博物馆的董事成为好朋友,就开始在集美博物馆工作,后来又开始在亚洲进行考古发掘。哈金还参加过欧洲一战、二战,一战后入籍法     

关于新干大洋洲大墓的几个问题

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是近年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大洋洲大墓的报道、简报的发表,及若干考古专家发表的研究文章,使笔者对于这座大墓的有关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看法。现不揣浅陋,将这些想法写出来,供同行们参考。     

中村慎一教授访谈录

正秦小丽:感谢您接受采访。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作为日本研究中国考古的学者,您从何时开始对中国考古学产生的兴趣?请讲讲您自己与考古相关的经历。中村慎一:我读本科是在东京大学文学部,专业是日本史,所以最初接触的不是考古学,而是历史学。我尤为关注日本古代史中关于大和的"水人",或者说"海人"部分。日语中有"あま"这个词,指的是在水边捕鱼、或从事海上运输的人群。这些人与古代中国江南地区的吴人、越人在生活方式与文化上有很多共通点,如两者都有文身习俗等。因为这些证据,学界曾提出日本的"水     

近年中日两国日本史学者的学术交流

随着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两国史学界的往来也日趋频繁。仅1982年,中国老一代日本史学者邹有恒、吴廷璆、周一良等先后访问了日本,邹教授还在东京大学进行学术考察、研究达一年之久。中年的日本史学工作者去日本留学、访问、考察的就更多。就我所知,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大、成都大学、东北师大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天津分院、吉林分院等大学、科研单位都派出了学者。同时,日本的史学家来中国访问的也有所增加。1982年,日本关西史学界组织了一个近三十人的大型访华团,在北京、天津、上海与中国同行们进行了学术交流。这种规模的日本史学者访华团,建国     

学者与管理——记苏秉琦先生关心考古管理工作二三事

苏秉琦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也是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在半个多世纪的考古生涯中,为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时值苏秉琦教授八十寿辰暨从事考古工作五十五周年之际,我们特组织一组文章,以表达文物考古界对苏秉琦教授的崇敬之情,并衷心祝愿苏先生健康长寿!     

单一的华人散居者?

我首先感谢里德教授和他的同事建立这个研究海外华人的新中心。它源起于纪念我们难以忘怀的朋友詹尼弗·库斯曼的系列讲座。这个系列讲座几年前由托尼·里德结集为《侨居者与定居者》出版。①他不满足于此,策划建立这个中国南方散居者研究中心（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ｕｔｈ...     

疾风知劲草——王劲先生访谈录

王然：王劲先生。您好。您是我们这代人尊重的考古界前辈．我们在此向您表示最真切的问候!作为您亲手教过的学生。现在忝为考古界的同行,多年以前,我就曾想为您的考古经历写一篇传记,囿于诸多原因未能如愿,但心愿未了。感谢您这次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特别希望通过这次采访,向世人展示您传奇的考古生涯以及您对中国考古学历史、现状和未来的一些真知灼见,为中国考古学界留下更多的弥足珍贵的学术史画面。并能给我们以及后继者一些新的启迪。     

日本考古研究中的几个与中国有关的课题

当代日本考古学界所研究的范围很广,不只限于探讨日本历史上的许多难解之谜,而且把研究视野扩大到世界各个角落,尤其密切注视着中国及朝鲜半岛的考古学成果及动向.他们不仅大量出版中国考古学专著(如《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等书)、并且根据朝鲜文本翻译出版了中朝联合考古队1963—1965年的考古报告——《楼上·岗上》.除此之外还频频组团到中国各地考察研究,回国之后编辑成考察报告出版.再加上1978年之后许多大学、研究所、博物馆派年轻人来华留学、进修,以此获得大量科学情报.仅在80年代(80—89年)在日本刊物上发表有关中国考古的论文达50篇左右(据东京大学出版社《回顾与展望》的不完全统计).在每月一期的《文化财月刊》上都有专栏介绍中国考古的文章.日本考古界对中国考古的热衷并非没有重     

考古学理论研究和资料管理问题

在我求学日本期间,接触到的一些日本学者对中国学界过去简单套用马列主义的理论词句,排斥其他的理论,表现出一种反感情绪.总觉得当今考古理论和方法由于多学科的交叉显得非常丰富,而历史现象又是如此地错综复杂……,所以处理资料的角度,方法和分析历史现象的理论就应该更加灵活才好.并对我们过去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牵扯在一起的做法表示费解.1988年6月,日本大修馆发行的《中国年鉴》也批评中国的考古学界采取封闭政策(同时也说考古学界最近已有松动的势头),对中国的考古学学会仍不允许外国学者旁听表示遗憾.该书还特别批评了史学界不重视收集国外的情报,在事实上无视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于是出现:已有的成果得不到利用,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又有人在     

“之”字纹研究

中国的现代考古工作是在较短时期内迅速发展起来的,有相当一部分专门术语还缺乏严格的定义,因人因时而有种种内涵上的差异.因此,我国考古文献中存在大量的名同实异和异名实同的现象,往往引起理解上的困惑和研究中的混乱,这个问题亟需文物考古工作同行们充分重视,并共同谋求积极的解决方法.本文拟以我国过去考古资料中对“之”字形纹饰称呼混乱的情况为例,作一些分析,并提出一些看法.     

对《袁世凯的帝制计划与二十一条》一文的质疑

日本学者久保田文次教授,在《史草》第20号上,发表了如题所示的论文,对两者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有幸读到了这篇论文的抽印本。现今,拟在介绍这篇论文的基础上,谈谈个人的不同看法,或有不当之处,还望久保田先生和国内外史学界的同行们批评指正。     

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国际会议纪要

(一) 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召开的第二届《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庆祝郑德坤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国际会议》于1994年2月25日至28日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省、日本、越南及香港本地的学者共60余人参加了会议隆重的开幕仪式,济济多士,汇聚一堂,可说是香港学界的一桩盛举。会议开幕礼由中文大学副校长金耀基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博士分别致开幕及欢迎辞。这次会议目的之一,是为了庆祝考古学界老前辈郑德坤教授从事考古工作六十周年的重大成就,由金副校长以是次会议出版的论文集,呈献予郑教授,郑教授夫人黄文庄女士代接受赠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