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与20世纪30年代的俗文学研究

“中国俗文学”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个新学科。随着清末敦煌石窟文物的发现,大批久已湮没的唐五代俗文学作品展示在人们眼前,这一文学传统的源流因革昭然若揭。此后,文学艺术工作者们对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兴趣日趋浓厚,许多学者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逐渐开始对存世的俗文学资料进行系统的发掘、整理和研究。     

《论雅俗文学的概念区分》质疑

笔者拜读了本国华同志的《论雅俗文学的概念区分》（原文载1996年第4期《文艺理论研究》,以下简称朱文）一文之后,疑惑不解之处甚多,对其文中所持观点,也响不敢苟同之处,特不揣冒昧,提出来与朱先生商榷。首先需要指出,朱先生所认定的俗文学概念与其文中引述的郑振锋先生所说的俗文学概念并非一回事。郑振蜂在《中国俗文学史》第一章“何谓俗文学”中即开宗明义地明确指出“‘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因此,郑振蜂提出的“俗文学”的六大特征,实质上是“民间文学”的特征。是民间文学相比于文…     

傅芸子先生的敦煌俗文学研究

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国俗文学研究的热潮中,傅芸子先生一方面创办《俗文学》刊物,联络组织一批专家撰写文章,一方面自己也撰写了数量甚多的俗文学论文。其中有关敦煌俗文学研究的论文从当时敦煌学的全面发展情况入手,整理敦煌俗文学目录,校勘敦煌俗文学作品,探讨敦煌俗文学的讲唱方式,并对敦煌俗文学进行分类和个案研究,是敦煌俗文学研究第一个高潮时期的中坚力量。     

郑振铎先生的敦煌文学研究

郑振铎先生是中国二十世纪前期俗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先锋,而且他总是把敦煌发现的俗文学资料放到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河中运河判断其价值,具有独到的眼光。     

叶德均民俗学与俗文学研究述略

叶德均先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俗学和俗文学研究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著述丰瞻,鲜明地代表了当时的学术风气和学术成就。由于其著述大部分发表于上世纪20年代末期至40年代杭州、广州、福州和上海的小型期刊和报纸副刊上,而如今这些报刊或毁或佚,因此其成果对于今日学界而言,显得陌生和隔膜。对叶先生著述年表的整理以及对其学术研究的评述,对于我们了解这位杰出学者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加深中国俗文学学术史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宏观视野下的中国市民文学研究--评《中国市民文学史》

中国古代文学历来有“雅”“俗”之分,这一点虽与西方文学有着相通之处,但二者在各自的文学传统中所占的比重却是大不同的,李福清先生曾准确地指出了它们的区别,他说：“西方俗文学在文学史地位并不高,时间亦不长,大约产生于17世纪,到18世纪末便停止了。中国则不然,从宋代发展到清末,很流行,不断地出版。它的地位介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间。     

《魏风》与魏地现当代民歌意象比较

《魏风》是2000多年前的魏地民歌,经过文人的整理和加工,成为《诗经·国风》重要组成部分,从而进入雅文学殿堂。产生于此地的《芮城歌谣》(未刊稿)①则是现当代当地俗文学的代表,由于它离我们太近,以至于感觉不到其价值,学术界对其关注和研究十分有限。通过对两者之间动植物意象、地域的对应研究,能够比较深入探讨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戴望舒主编的“港字号”《俗文学》周刊

一 现代派（近代象征派）代表诗人、翻译家——戴望舒（1905～1950）,翘楚诗坛,誉满中外,已被人们所熟悉。然而,他还是一位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推动俗文学研究运动以及俗文学研究者,则是大家不熟知的事。     

明代的佛教宝卷

对中国宝卷研究有很大影响的学者有两位：一是郑振铎先生,他在《中国俗文学史》第十一章《宝卷》中,把宝卷分为“佛教”和“非佛教”两大类,并认为宋代瓦子(公众娱乐场所)中的“说经”就是最早的宝卷。①另一位是李世瑜先生,他认为宝卷是民间教派的专用经卷,起于明代正德年间罗清的《五部六册》,否定了佛教宝卷的存在。②两位前辈的结论,都与中国宝卷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不符。     

读陈益源《台湾民间文学采录》

民间文学被视为俗文学,但它是正宗文学、雅文学的底气和基础。《诗经》中的“风”,多数是民间诗歌,但它的思想和艺术明显高于“雅”和“颂”。孔老夫子把民间恋歌《关雎》作为《诗经》的第一篇,可见他老人家     

王符与《潜夫论·梦列》

王符的《潜夫论·梦列》是中国最早系统、全面解释梦的产生与梦的分类的文献,本文对这一文献的主要思想内容、价值意义等问题作了探讨。     

《藏园日记钞》摘录

一、庚申(1920年)淮南访书日记 五月廿一日 早六点到申,仍住惠中旅馆.至广益祥得伯进姪(傅德谟)及书贾陈韫山函,均言刘氏书可往看,但须备巨款耳.与孟嘉(张恂)同至雪丞(王秉恩)宅,言备件存梦蘋(蒋汝藻)所.雪丞交还元本通鉴首册,云拟作诗別寄都.午刻至中孚银行,商借六千元,兑五千扬州候用.     

严复与鸦片

通过分析严复的英文日记和账本等史料,可以得出严复至死未能革除吸食鸦片这一不良习惯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舒缓病痛;严复自入仕以来收入颇丰,吸食鸦片的开销只是占家庭开销的一小部分而已;鸦片影响严复仕途发展说不能成立。对于仕途不顺的根本原因,当事人自己的反思是最深刻、最合理、最可信的。严复晚年在与亲友的书信中,将早年的仕途多荆棘归咎于自己以前桀骜不驯、率性而为、好论人非,甚至到了晚年还在吞食早年种下的"恶果"。     

严复与儒学

梁启超称严复为“近代西学第一人”,由于严复西学思想的突出而使人们忽视了对他儒学思想的研究。儒学对严复思想有着重要影响,严复思想的演进并不存在“离异”与“回归”问题;从严复具体的儒学观来看,他从未对传统化采取全盘肯定或否定的态度;严复处理中西方化关系的方法多样,在近代史上具有特色。     

王世襄与傅稼生艺林交往二三事

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王世襄《自珍集》序     

严复与近代学科

就现实与学理的关系而言,严复对近代学科的建构既有学理的追求,又有对现实政治中救亡图存的反思。以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为界限,严复对近代学科建构可分两个阶段。从甲午战争到清末新政宣布废除科举,严复侧重用狭义的进化论结合学科知识,探求西方富强之缘由。1905年前后君主立宪得到朝野呼应,严复在学理上将广义的进化论诠释为狭义的社会进化阶梯,从改良层面解释政治制度变革的艰难。在治学方法及治学路径的选择上,严复以天演进化论为学科理念及对逻辑论证方法的强调,是"不变"的一面。严复对近代学科的建构既有西方学理成分,更有近代世变之亟的困境下实现民族救亡的思路。     

但得水魄与墨魂——略论傅抱石泉瀑柳荫仕女三峡绘画题材及主题的选择

傅抱石的绘画创作往往洋溢着巨大的激情,通过水与墨的浑融、喷涌倾泻出来,得水墨之性灵。傅抱石无论用水、用墨,几乎都达到了中国画的极致,中国绘画史上鲜见象他一样如此用水运墨的画家,在水墨世界里展现出了全部的才华和深邃的内心世界。傅抱石的绘画得水墨之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绘画技法方面,一个是绘画题材方面。在绘画技法方面,他不惜大规模地用水、用墨,不断加重水法、     

许子妆簠考释

许子妆(箐皿)是东周时期的许国青铜器,它为研究古代许国后期的历史,提供了最可靠和最具有说服力的实证。     

松风吹解带 山月照弹琴 由《松下抚琴图》解读傅抱石的“抚琴图像”

傅抱石是我国现代绘画思路最为宽广的杰出中国画家之一,具有高度驾驭绘画语言的能力和天赋。傅抱石在画面中非常善于各种音声的描绘,泉瀑喷涌声、浪花溅落声、微风吹拂落叶声、雨声、月光徐徐的落地声……,都能在不同的画面中呈现出来,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而以丝竹器乐声音的描绘更具特色,在其全部作品中也占据一定的分量,箫声、阮声、琵琶声、     

傅秉常致伍朝枢函一组（1927年5月20日～5月31日）

本组史料为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傅秉常致外交部部长伍朝枢信函,共9件。内容涉及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外交部官制、人事及对“宁案”的处理等,有一定史料价值,特公布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