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州女真李满住部与朝鲜王朝的关系探析

建州女真李满住部与朝鲜王朝的关系,是彼时中朝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满住部活动于辽东地区,与朝鲜国境毗邻,于是因地理之便与朝鲜开展贸易,但由此也与朝鲜产生了诸多摩擦,因而遭到了朝鲜的多次征伐。由于建州女真为明朝的地方政权,而朝鲜又属明皇朝的藩属国,因而朝鲜在如何处理与李满住建州女真的关系问题上,就体现出了朝鲜、女真、明朝三角关系的特点。     

志愿军工兵参加战后平壤重建纪实

1953年7月27日,美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取得了胜利. 朝鲜战争刚停战的第三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就发布了《恢复和重建平壤市的决定》,号召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共和国的首都平壤.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也做出了帮助朝鲜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决定.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迅即发出《关于帮助朝鲜人民进行恢复与重建工作的指示》,要求志愿军各部队积极参加朝鲜人民重建家园的工作,"要像建设祖国一样地来帮助朝鲜人民建设朝鲜".     

中苏援助与朝鲜战后经济重建

近些年,国际学术界加强了对朝鲜战争后朝鲜历史以及朝鲜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研究的重点首先是朝鲜政治外交     

论萨尔浒之战前后后金与朝鲜的关系

史学界对于后金与朝鲜的关系,局限于中国史料,很少有人研究。本文利用朝鲜文献,探讨了萨尔浒之战前后朝鲜援兵问题、朝鲜双边外交问题以及明期对后金与朝鲜之间关系的干预问题等等。     

关于中国军队中朝鲜族官兵返回朝鲜的历史考察

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军队中的一大批朝鲜族官兵先后返回朝鲜。这些官兵大都是自近代以来尤其是日本吞并朝鲜以来,从朝鲜半岛迁入中国东北的朝鲜族。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了这些朝鲜族具有双重国籍的特性,也构成了战后朝鲜族部队形成、改编和回国的复杂背景。他们返回朝鲜,看似孤立的历史事件,但它源于自近代以来朝鲜半岛向中国移民的历史,源于中朝两国人民携手反抗日本侵略的武装斗争史,更源于战后初期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中国共产党与朝鲜的关系。某种意义上讲,它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历史渊源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试析20世纪初中国东北朝鲜侨民双重国籍问题

20世纪初发生于中国东北的朝鲜侨民双重国籍问题涉及中、日、朝三方。当时,中国东北、华北广阔的腹地容纳了大批侨居中国的朝鲜人,日本吞并朝鲜后,以朝鲜侨民属于日本臣民为借口,加强对中国东北地区朝鲜侨民的控制,由此出现了归化后的朝鲜侨民兼具日本国籍现象,其实质是日本制造的全面侵略中国东北的借口。     

建州女真董山部与朝鲜王朝的关系述论

作为明朝边疆民族的建州女真董山部,一度居住于朝鲜境内的会宁地区。以世宗为首的朝鲜王朝为了开疆辟土,极力挽留董山部居于朝鲜境土,但董山率部冲破朝鲜重重阻挠迁回了明朝境内。此后,以世祖为首的朝鲜王朝,又通过授予官职、赏赐物品等方式,与建州部私下交通,予以绥抚。为了维护领土统一与边疆安定,防止朝鲜北进拓边,明政权对朝鲜王朝与董山部的交往进行了干涉,这就构成了彼时富有特色的三角关系。     

南朝鲜的法人刑事责任的理论与实践

1910年朝鲜被日本吞并后,日本统治者通过它委派的朝鲜总督于1913年开始在朝鲜强行实施1908年颁布的日本刑法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分裂为南北两个部分。南朝鲜于1953年10月3日颁布了南朝鲜刑法典,取代了在朝鲜实施了40年之久的日本刑法典。这部现行的南朝鲜刑法典,虽然在指导思想上受到中华法系、英美法系和德国刑法的影响,但它与德、日刑法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型。     

略论《中韩通商条约》签订前后清与朝鲜的关系

清朝和朝鲜的外交关系始于清初,这种关系是清朝武力征服朝鲜后,迫使朝鲜与清朝结成的不平等的宗藩关系。自１９世纪中叶以后,这种宗藩关系因清政府处于内政外交的困境、帝国主义列强日益加剧对清朝和朝鲜的侵略而发生了动摇。１８９９年在俄、日的威迫下,清政府与朝鲜签订《中韩通商条约》,彻底解除了清与朝鲜的不平等的宗藩关系,确立了两国平等外交关系。     

明代万历时期中朝“中江关市”设罢之始末

明代万历二十年,由于日本大举入侵朝鲜,朝鲜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为国计民生,朝鲜主动向中国提出开设“中江关市”要求。中江关市开设后,对朝鲜经济的恢复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端,在朝鲜的一再坚持下,中江关市最终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关闭。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