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夷思想与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国家意识

攘夷思想是日本型华夷观和近代民族主义共同作用的产物,其发展和演变深刻影响了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国家意识。在锁国攘夷语境下,加强中央集权、明确疆界和强调国族认同成为异于幕藩体制的早期国家构想。进入开国攘夷阶段,各派政治力量将攘夷思想与尊皇论结合起来,推动国家体制的变革与倒幕维新,对内树立起明治国家的绝对权力,对外塑造出改正条约以至广布国威的强硬假象。攘夷思想与文明论的结合,使国家轨迹偏转到从脱亚到侵亚、从追随欧美近代化到对抗欧美的歧路。新攘夷论先是否定亚洲继而否定欧洲,致力于用武力扩张构建皇国统御万邦的日本型华夷秩序,致使战前日本的国家发展最终失去了主体性和近代性。     

权威重构与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是幕末民族危亡时期日本社会的权力重组和权威重构。西方列强的侵略威胁,不仅直接诱发了日本社会的尊王攘夷浪潮,也深刻激化了国内政治矛盾,严重冲击了幕藩体制和幕府权威。围绕开国还是攘夷、佐幕还是倒幕等重大问题,幕府、朝廷、地方实力派大名、下级武士等四种势力之间的博弈波诡云谲,最终形成了以尊王倒幕为核心的强藩联合,并通过"王政复古"政变逼迫德川幕府退出历史舞台。明治新政府内部的近代派与守旧派、近代派中渐进派与激进派之间经过长期权力角逐,逐步实现了中央政府的权力重置、中央集权体制的组织构建和社会阶级基础的根本再造,加之法律制度上和精神上的权威形塑,确立了以近代天皇制为载体的绝对权威。明治维新中权威的解构与重构,是在国家权力重构的显在主线和以"顺天应人"为依据的权威这一制约权力重构的潜在主线共同作用下完成的,是通过政治路线上明确治国理政的方针和途径,组织路线上"纯化"寡头政治的构成,最后以立法形式得以实现的。     

论武士与日本的近代化

在日本的近代化中,武士曾经起过独特的作用。它既是倒幕的领导者,明治维新后近代化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又因近代化的推行而逐步衰落。然而武士道精神却并未随之消亡,而是在日本社会中长期延续下来,影响到其近代化道路的选择。一从反抗者到落伍者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与武士,尤其是下级武士有着很大的关系。武士既是维新的思想领袖和政治领导人,又是讨幕战争中冲锋陷阵的前驱、先锋队。武士属于日本封建社会的统治阶层,在江户时代末期,其人数约40万,连同家属共     

论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

日本著名教育家平冢益德指出:教育是日本“立国之本”,这是从明治维新以来就确定了的根本国策。一百余年来,日本进行了三次教育改革。第一次教育改革自明治维新开始,废除了幕藩体制时期封建教育制度和法规,建立了近代教育体制和学校制度,为日本的近代     

“家族国家观”的悖论

日本儒教中的家族孝主义是家族国家观的重要基础。但是作为幕藩体制下封建武士之间的道德,它无法直接为明治近代化的目标服务甚至形成阻碍。因此家族国家观虽然植根于传统的儒教家族主义,但又是对其不适应时代课题的部分进行修正后,重新建构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带有两面性,不是简单的“复古”,也不是儒教家族主义道德的简单复活。虽然家族国家观在统合民众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其原理与近代国家原理之间存在抵触,致使家族国家观自身蕴含着重大的悖论。     

源赖朝创立幕府与日本封建制转型

１２世纪末期,以源赖朝为首的武士集团击败了政敌平氏,建立了镰仓幕府,从而使日本封建社会完成了自大化体制向镰仓体制的转变：经济上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和政治上的天皇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经济上的封建庄园领主土地所有制和政治上的封建武士家族联合统治。这一封建体制的转型是日本封建社会早期复杂的社会矛盾长期发展、激化的产物,也是各种社会势力剧烈较量的结局。由于日本早期封建制的形成受外来先进文化影响巨大,所以,当它向着新的封建体制转化的时候,就经历了曲折、漫长的过程,表现出复杂、激烈的矛盾冲突…     

寄生地主制的作用和历史地位——以“田乡绅士”为视角

寄生地主制是日本社会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期出现的、以地主佃农关系为基础的农业制度,是研究日本封建时期土地制度的重要研究课题。关于寄生地主在日本近代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学界一般以明治维新为界,主要从政治上考虑,且大多使用宏观视角。由此,本文试从寄生地主制与幕藩领主制关系的讨论到以寄生地主制中某一阶层,即既具小地主身份又多为农村治理者的田乡绅士为切入点,浅析寄生地主制在日本近代的作用和历史地位。     

日本江户时代的政治贿赂与幕府的应对

江户时代是日本政治贿赂的高潮时期。江户幕府高度集权的幕藩体制构成政治贿赂的制度基础,幕府高官握有不受监管的重权,仅凭一己之念即可决定政治利益的归属。在这种滋生贿赂行为的政治体制下,各式贪官层出不穷。政治贿赂行为破坏了幕藩体制的稳定、削弱了幕府的财政基础,引发民众不满情绪,对幕府的统治基础构成威胁。因而不断有幕府官员大力反贿,试图扭转政治风气。江户幕府的行政管理方式、法律监督能力、经济利益分配形式、文化认知导向等因素决定了幕府的反贿赂应对均不彻底,政治贿赂直至江户幕府灭亡也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文明视角下幕末维新期日本列岛的空间整合与海军建设

文化与传统对接而文明与未来对接的逻辑范式,似乎决定了每个民族都周期性呈现出文明进展便是对传统文化的迫害。但这种认定忽视了一个应有的前提,即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度在文明进程中,文化与文明的合力往往会创造出更先进的文明。仅就日本情况而言,在幕末维新期,文明冲突所带来的震撼力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亦即那一时段的文明进程带有被动性特点。因此被动地思考如何调整外部的"东亚"空间、再思考怎样整合内部松散的"幕藩体制",是时代赋予思想家们的任务。作为承担固守本土任务的海军,在体味西洋文明的过程中,开始了近代化建设过程。     

关于日本幕藩体制时期及特征的辨正

《世界历史》1988年第3期刊载的何芳川同志的《近代东方的沉沦和日本的崛起——19世纪日、中成败的比较》(以下简称《成败》)一文,拜读后颇有启发。但笔者认为《成败》一文关于幕藩体制的时期和特征的提法不够准确。故不揣浅陋,稍作辨正。 《成败》一文说“我们看到:在幕藩体制的罅隙中间,日本历史上曾一度(15—16世纪)出现了类似西欧那样的自由城市、如堺、尼崎、平野和桑名等等。(《成败》一文作者注:参见周一良:     

论日本封建制第二次转型的原因

日本的封建制自镰仓幕府建立、完成了第一次转型以后,曾有一段相当稳定发展的时期。然而,进入镰仓时代（１１９２～１３３３年）晚期,尤其是在整个室町时代（１３３４～１５７３年）,镰仓体制又发生了动摇。经过长期的动荡和发展,至１６０３年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日本封建制又完成了第二次转型：幕藩体制和小农经济,代替了武士家族联合统治和庄园领主制,成为日本封建制最后的发展阶段。探讨这一转型的原因,不仅是日本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也是社会科学不可忽视的课题。因为这不仅有助于认识日本社会的发展特征,对把握整个人类社…     

日本近世大名家训中的武家政治思想

近世日本是建立在武力统治和身份统治基础上的封建家族国家,虽然其以中国的儒学为统治思想,但是统治阶级始终坚持尚武为立国之本,把尚武习武看成是执政者和有教养者的重要标志,认为在治世能保持尚武精神的武士才是真武士。关于君臣关系,在“家”观念支配下,他们认为君臣关系是建立在同一家族共同体基础上的,家臣与主君同样对家的延续兴亡负有责任。他们的忠君观念具有家族主义和集团主义色彩,具有超越主君个人而把家国作为忠诚对象的特征。近世武士阶级在中国儒学的影响下,能够自觉地从治国安民这一政治角度考虑百姓的生活,并且达到“为国家人民立君”这样的政治高度。     

大久保利通

政治家的诞生两种面孔从政治角度看明治维新,可以说有两个侧面,即有三个世纪经历的江户幕府封建社会垮台的一面;和为赶上或超过欧美先进国家而建设“近代”日本的一面。明治四年(1871)七月,颁发废藩置县的诏书时,大久保利通在日记上写道:“圣上的变革始自今日。”变革意味着旧体制的破坏与新体制的建设,而大久保利通在当时是清楚地认识到已经走上了从破坏转向维新建设阶段的少数政治家之一     

明治旧民法典的编纂及其特点

明治旧民法典是日本近代法制建设的重要一页,虽然其未被实施,但是,从明治旧民法典编纂过程来看,它是近代日本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近代日本法律体制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     

16至19世纪中日“统治体制”变革思想之比较研究

16至19世纪,在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日两国思想界关于统治秩序和统治体制变革诸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从时间上看,日本思想精英率先对幕藩体制提出质疑,并围绕"体制转换"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而同时期的中国其"政体改革"声音则较微弱,两国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在体制变革路向的问题上,日本的"政体变易"思想并非简单模仿西方"民主体制",而是采取了"王政复古"的方式,建立了以天皇绝对主义为特征的政权,其实质是从纯粹的封建国家体制向封建主义的最后政治形态专制王制的转变。而同时期中国的统治体制变革思想及运动则启动较晚,表现出较为激进的发展态势。尤其在19世纪末叶温和的政治改革运动宣告失败后,迅速出现革命风潮,最终在1912年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亚洲首个共和国。中日两国关于统治体制变革思想不同趋向的演进,对中日两国近代国家体制的形成及现代化的不同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     

试析大正政变的历史地位

试析大正政变的历史地位硕士研究生王健在近代日本政党发展史上,有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政友会的成立和大正政变。前者是藩阀官僚与政党由斗争走向有条件的合作的体制,标志着所谓“１９００年体制”的成立;而后者则打破了藩阀官僚与政党的合作,标志着１９００...     

明治维新前夕日本人民反侵略反封建的斗争

关于日本人民在明治维新中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国内外史学界持有不同的估计和看法。应当指出,明治维新前夕,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达到高潮,并成为推翻幕府的主要动力。本文试图就具体史实来论述它是怎样导致幕藩体制陷于崩溃的。外国入侵与人民运动的总趋势十九世纪中叶,正当日本内部发生幕藩体制严重危机时,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又闯了进来。1854年,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取消锁国,重新开放下田、函馆二港。当美国取得实惠以后,英、俄、荷、法又接踵而至,强索特权。1858年,日本被迫同它们签订了所谓“五国通商条约”。根据这些条约,日本被迫又开放横滨、新泻、长崎和神     

日本近世幕藩体制的矛盾与困境——以赤穗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1703年,日本江户发生了赤穗藩浪人刺杀幕府高官以为主君报仇的事件。围绕如何处置46名浪人,幕府、儒者、民间有着不同的观点和价值取向:幕府欲"以法治国",最终严惩了复仇者;儒者间掀起了旷日持久的礼法之争,对浪人复仇行为是否有罪呈对立态势;三百年来常演不衰的《忠臣藏》更成为日本民间崇尚忠义的情感象征。观念冲突背后反映出了日本近世幕藩体制下,集权与分权、家制度与国家权力、儒家伦理与法律的矛盾。幕府最终决定运用公权力以法之名严惩浪人的逻辑暗示出日本社会演变的可能趋势,其中蕴含的机理凸显近代转型的契机。     

读《明治维新史》

日本明治维新早已是中、苏、美、日等国学者重视的课题,近年来各国学者又不断将新的科研成果奉献给读者。1987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伊文成、马家骏、朱守仁、汪淼、汤重南五位同志撰写的《明治维新史》,则是我国日本史研究的新成果之一。全书正文15章、59节,书前有导论章《明治维新史研究概况》,书后有附录《明治维新大事记》。该书从幕藩体制的衰落写到帝国宪法的颁布和近代天皇制的确立,对明治维新史的全过程(1853-1890年),三个主要阶段:倒幕运动、明     

坂本龙马与《万国公法》

《万国公法》之于日本,具有将近代法意识引入日本本土的思想史意义。在解读与消化《万国公法》的过程中,德川幕府的积极态势为《万国公法》向广大民众流播营造了时代氛围。土佐藩的脱藩志士坂本龙马对《万国公法》的理解与实际应用,为幕末乃至于现今日本外交事务处理提供了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