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学与元初的正统论

正统论的讨论与社会现实政治状况和时代思潮是紧密相连的。南宋遗民作为元初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正统论,既与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有一定关系,但更是社会现实对他们影响的结果。他们对魏蜀正统的讨论、正统标准的界定和元朝的正统的态度,都体现了夷夏观念在他们思想中的地位,反映了南宋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对他们的影响。     

正朔、正统与正闰

三代正朔所强调的合法性其针对点主要是被取代的前朝，至中古始发生变化。正朔所代表的合法性重心，由针对前朝转向针对他国。正朔首先是一种制度、行为，但它又的确包含有一种观念、意向。这样正朔就由原来的制度而逐渐派生出一种观念，即“正统论”。“正统”之义本出于血统，最初为一礼制之规定，而非政治之观念。作为宗法制度之政治实践与作为伦理观念之史书义例，正统两义之区分实不容忽视或抹杀。如果把后者称为“正统论”，前者不妨称为“正统制”。     

试论历史正统观的起源与内涵

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它最早发轫于远古中原“诸夏”与四夷的“华夷之辨”,形成内华夏、外夷狄的民族正统理念,“攘夷”是其主要表现。“攘夷”必须“尊王”,王不尊则夷难攘,尊王则要强调天命。于是,以君权神授为基础的王权正统成为正统观的核心内涵,表达君权神授天命观的“历数”、“正朔”等政治概念及春秋战国时代的“尊王”旗号集中反映出这种正统意识。民族正统与政治正统理念必然反映到文化思想上来,也必然需要文化思想来支持和传承,维护民族正统与政治正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由此应运而生。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包含民族正统、政治正统、文化正统三种内涵。     

关于第二轮志书政治综述编纂的探讨

志书设置政治综述是志书加强整体性的内在要求,是弥补目前志书政治部类记述缺陷的现实要求。从首轮和第二轮志书政治综述编纂存在问题来看,第二轮志书应加强政治综述编纂。政治综述的记述重点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地方政治决策、施政纪略、民主法治建设等,在具体写作时应注意处理好“横”与“竖”的关系,遵循横分门类原则;处理好“综”与“分”的关系,坚持宏观记述;处理好“述”与“论”的关系,做到论而精当。     

“前亚当论”视域下近代早期欧洲种族主义理论流变

近代早期欧洲种族主义理论以“前亚当论”的提出为先导。“前亚当论”属于批判基督教正统神学的一种“异端”思想,强调亚当并非人类共祖,人类族群有多种起源。古典多源论在近代早期欧洲的复兴,为“前亚当论”再现提供了理论依据。美洲及印第安人被“发现”,为欧洲学者从实证研究角度论证“前亚当论”的合理性提供了素材。在此过程中,“前亚当论”受到一些欧洲学者青睐,建构了与传统单源论叙事有所区别的种族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为西方殖民政治辩护,成为现代西方种族歧视的重要根源。     

楚庄王的霸业与楚国的出路--楚民族政治理性与民族个性精神的双重提升

楚庄王作为春秋五霸之一,对其以蛮夷率诸候的政治地位,后世儒有着“微言”与“大义”的二难评价。如果我们将楚庄王的霸业置入春秋战国时楚民族的自身发展的历程中加以考察．便会发现楚庄王的霸业是楚民族政治理性与民族个性精神在春秋时的最高体现;楚庄王的霸业也预示了庄王之后的楚国发展必将面临着一个楚民族精神提升或曰转型的艰难课题。     

论蒙元初期的正统论

与两宋、金代相比,蒙元初期正统论明显有新的突破。一是突破了传统夷夏之防的藩篱,为元末修辽宋金三史确定"各与正统"的原则奠定了基础,体现出一种开放的意识。二是在理论上达到了新的水平。特别是杨奂、郝经标举"王道"或"中国之道",超越了从前以血缘、民族、天命、德运、地域、国势等因素来论正统的思维模式,因而更具理性色彩和进步意义。     

试论朝鲜王朝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一般被视为典型的朝贡关系,但在文化心态上,朝鲜一直采取尊明贬清的态度。朝鲜把明朝看成中华的化身,把满洲看成夷狄,明朝灭亡以后,朝鲜以“小中华”自居,因现实政治的需要,朝鲜大肆宣扬明朝的正统,贬斥清朝的正统。朝鲜以宋时烈为代表的性理学家,以朱熹的思想为基准,形成了以尊华攘夷为中心的华夷观作为他们处理与清朝外交关系的准则。他们对于正统论的论述,依从朱熹的思想,且只关心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而不关心其本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这是朝鲜后期儒家性理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其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论北宋政治思想的理性特点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以儒家礼教为主要内容,具有感性大于理性、伦理说教大于科学分析的特点,这些特点在宋明理学主导时期尤为突出。但是在北宋时期,基于经济繁荣和政治软弱的矛盾、基于北宋中后期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政治思想界萌发了许多理性的进步的思想,这些思想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并指导了北宋时期的改革实践。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次改革均以失败告终,但这一时期政治思想所展现的理性特点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民族政治的淡化

20世纪90年代,马来西亚民族政治明显淡化。主要表现在：政府的各项政策已跳出“马来人优先”、“马来人特权”的窠臼,代之以强调多民族的共同发展与包容;国民的政治价值取向开始超越民族意识,逐渐走向理性化。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经济发展消除了民族冲突的经济根源;二是工业化和都市化使得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失去了现实基础;三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