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两级地方自治中的官治与自治模式

清末地方自治包括府厅州县和城镇乡地方自治两个层级,并建构了两个层级不同的官治与自治模式,即在城镇乡一级实行"以自治辅助官治",而府厅州县则实行"自治与官治合并"之制度。两种模式都借鉴了日本自治制度,但都有所不同。就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运行来看,由于地方自治章程赋予官府监督自治之权,也由于自治团体为谋求地方利益,常常也会与官府对立,所以,官治与自治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

在持续不绝的晚清“民变”风潮中,绅民冲突呈现出日趋频繁和激烈的走向。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凸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在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体制变迁过程中,传统士绅阶层被直接推向了基层社会权力重构的中心,形成了占据地方各项权力资源的士绅——权绅。由此形成的绅、民利益及其关系的冲突和恶化,构成了晚清以来地方社会“民变”大潮持续涌动的基本原因之一。晚清“新政”构成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而权绅的“体制化”也就构成了“民变”或“绅民冲突”的制度性根源。     

民国时期乡村自治推行之前因后果--从《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谈起

民国时期推行乡村自治,与其说是受民主潮流的冲击,不如说是统治者探索以何种方式统治乡村的结果。这样,乡村自治不但自始至终受到统治者的严密控制,而且实际上变成了推行保甲勒度,变成了“绅治”。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统治者的阶级本质,决定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村民自决的乡村自治;不可能推行。     

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设计的演变

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遵照"总理遗教"的名义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地方自治"运动,这场运动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相始终。"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是整个"地方自治"的基础,南京政府时期地方自治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最初设计的制度由于"过于理想",而没能真正推行。随后,南京政府对地方自治制度不断进行修改变通,直至"纳保甲于自治之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整合了此前实施的基层管理制度,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推行了"新县制"。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演变的总体趋势是不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太平天国统治区的民变与政府应对研究

在太平天国统治区,特别是1860年代太平军奄有苏浙膏腴之地,之后"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民变"呈现了一道别样的历史景象。民变的抗争矛头大多指向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略。广泛而频繁地引发激变四野的民众反抗,也是政治权力控制地方社会不当的直接反映。太平天国严禁集体暴动的原则是一以贯之的,在应对民变的实践上则具有以剿为主、不注重善后、过分干涉租佃事务、区分事件类型和性质等特点。民变多元复杂的社会效应对太平天国统治产生影响。首先,"高效"镇压的背后,反映了民变耗费政府财力、牵扯行政精力和分散太平军兵力的实质;其次,民心渐失,后期太平天国"人心冷淡"的现实,不仅是在军中、朝内,在民间亦是如此。更重要的是,统治区风起云涌的民变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太平天国在社会控制层面的失败,预示着"天国"陨落的命运。     

超越成败：张謇的地方自治

<正>张謇“半生文章、半生事业”中,地方自治是伴随“半生事业”的主线。其政治主张几经变化,但对地方自治的执着却从未改变,志在“以一隅与海内文明国村落相见,此或不辱我中国”。[1]V2:589张謇是南通地方自治的总设计师。他凭借个人声望与影响,以地方自治之名,在家乡进行早期现代化的综合试验。1915年,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认为地方自治耗资寡效,遂有停办之意。对此,农商总长张謇便组织编写《南通地方自治之成绩》（出版时改称《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以南通为范例进行全面总结,以证明地方自治的可行性、合理性,从而示范全国。该书由实业、教育、慈善和自治等章节构成,对每个子项的历史缘起、运作系统、预算等细节,都作了详尽说明,第一次全面记录了自1895年筹办大生纱厂以来南通地方自治的历程,充分反映了张謇地方自治理念,无疑对地方自治在南通的继续深化,具有重要的昭示和引领作用。     

“以内治外”——央地博弈下的近代地方财政监督制度设计

中央对地方财政监督是央地关系中的重要环节。在地方财政监督近代转型中,时贤先后就省财政清理中部臣与疆臣的监督权限、"联省自治"下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监督权、地方自治完成后中央与地方民意机关对地方财政监督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财政视察、财务稽核、财政督导、中央补助金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地方财政监督制度主张。这些制度设计主张为近代地方财政监督转型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至今仍有某些参考价值。     

烟捐与民变:1930年代皖北宿县乡村危机与政府控制

1932年皖北宿县因烟捐引发民变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治下乡村危机频发的侧影。民变前,国家政权与乡村精英结合掌控乡村,而精英间为争夺乡村权力展开派系斗争,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和绅士间矛盾尖锐。皖省政府依靠乡绅课征烟税,劣绅借机盘剥农民,绅民、官民矛盾激化。民变发生后,关系各方展开利益博弈,政府交替运用武力与怀柔之策控制民变,但无助于化解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官绅矛盾和乡绅不同派系间的利益纠葛,反致乡村危机在政府控制下被雪藏。乡村危机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元因素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并非如学界过往所认同的经济单线性诱致之结果。     

德国对日本近代地方自治的影响——以格奈斯特、莫塞和山县有朋的地方自治观为中心

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是以德国、主要是普鲁士为模本建立的,那么德国究竟对日本近代地方自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德国著名宪法与行政学者格奈斯特及其学生、协助日本近代地方自治立法的莫塞,以及日本近代"地方自治之父"山县有朋的地方自治观进行考察,分析其共同点与差异,从而总结出德国对日本近代地方自治的影响及日本近代地方自治的特点。     

时势促“城”:元代广西民变与城池修筑

元初“隳城”政策的实施对广西城池造成巨大冲击,不少城池遭到破坏,为起事民众攻城略地提供了便利。频发的民变使广西城池修筑的需求日益凸显,在地方官员的主持下,官员出资、民众献力,元代广西开展了18次城池修筑活动。元代广西的城池修筑是在宋代广西城池的基础上开展的新一轮城池建设,砖石城的数量较前代有所提升,在军事防御上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城池多分布于战略地位较为突出的地区,表明元朝统治者正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经略广西。     

清末城市自治思想及其对近代城市发展的影响

清末,一些有识之士发现城市自治制度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性结构后,自觉地将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寄托在争取城市自治之上。清末地方自治的实践主要侧重于城市进行,使城市自治运动实质上成为地方自治运动的主体。政治民主化城市优先发展的思路由此初露端倪,并且成为近代城市在政治层面发展的主线,影响着近代城市的发展走向。城市自治思想使近代城市的发展具有以追求实现民主政治为目标指向的主观精神动力。     

明清州县衙门陋规的存留与裁革

明清州县的陋规收入很多,衙门的陋规固随地皆有,但不能随意多取,按规定额度收取者为合法,其额外苛求者则为非法。明清州县陋规的90%来自于理财,而理财中的大宗来自于赋税、平余、盐当、杂课,州县官在理财额内收取的陋规,一般都能够达到"不贪不滥,一年三万"的收入水平。如果额外苛求,是私派陋规、勒索陋规、需索陋规、私受陋规等,一旦发觉则要受到惩处。关于陋规是否存留,还是全部或部分裁革,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官员、学者都各有看法,可以说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黄遵宪的地方自治思想

地方自治是近代宪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地方自治思潮在中国的出现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本文主要介绍黄遵宪的地方自治思想的内容、地方自治思想的理论来源和他的地方自治实践活动。黄遵宪的地方自治思想体现了中西文化相互碰撞和相互交融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追求民主、探索宪政之路的不懈努力。     

清代陕西农村畜养业的发展与牲畜产品输出

本文选取了清代陕西较重要的产业——农村畜养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的地域发展特征,牲畜市场的结构与分布,牲畜输出,初步匡算出清代陕西的年牲畜交易量。指出清代陕西农村畜养业具有普遍性的特点,遍在的农家耕畜需求以及作为交通工具役使,促进了农村畜养业的发展。另外,本地地近塞北,处于农牧分界地区,陕北部分州县半农半牧,故畜牧业发达。牲畜的交易与地方良种培育具有地缘优势,陕北"佳米驴",关中"秦川牛"、"关中驴"、"关中骡"在清代均形成地方品牌,是清代陕西对外输出的牲畜良种,在全国颇具知名度。这里每年牲畜交易十分频繁,牲畜市场发育最完善。清末陕西年牲畜交易量大体在20-40万头之间,牲畜税是地方商品中征收最多的税种,也构成陕西地方财政最重要的来源与补充。从这一点来说,它也是清代陕西地方经济发展有别于其它经济发达省区的一个重要特征。     

对南明永历政权之考量

明末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及连年自然灾害,促使农民大起义暴发。李自成农民义军攻入北京,推翻明王朝后,紧接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随着全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急剧变化,农民起义军由原之反对明王朝统治转为联合明宗室所建南明政权共同抗清斗争。     

碧霞元君与碧霞元君庙

碧霞元君在明清时期的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碧霞元君”一名盖出现于唐代,此时也应该出现了其祠庙。宋代,碧霞元君庙在一些地区有零星分布,明成化以后祠庙数量急剧增多,行宫遍布大江南北。碧霞元君庙会规模较大,在华北的一些地区规模尤大。碧霞元君庙的规模不一,有一些相当大,超过了泰山的祖庙。皇帝、王公、太监、官员、僧道、土绅、百姓、军人等阶层都参与了碧霞元君庙的修建。碧霞元君庙大多有香火地。其祠庙由道土主持的较多,由僧人管理的也占相当大的比例。一些地方有碧霞元君庙与东岳庙、天妃宫混淆的情况。对于碧霞元君这种民间信仰,一些封建土大夫颇有微辞。     

Re-Defining the Late Qing Revolution: Its Continuity with the Taiping Rebellion,Radical Student Politics and Larger Global Context

Studies in recent decades conducted from the angle of provincial-level local self-government have done much to help relativize narratives of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that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armed uprisings. However, these endeavors still have room to locate the revolution within a global context and to understand its implications as a revolution conducted through the conduits of culture and thought. More importantly, these existing studies are also insufficient in terms of viewing the Late Qing Revolution through a longer time span to see the Revolution as the new development and continuity of a much longer revolution that began with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1–64). The Taiping Rebellion substantially weakened the rule of the Qing court. In other words, this author regards the Late Qing Revolution as a part of the long revolution starting from the outbreak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Through this analysis,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how the Late Qing Revolution was comprised of three key components: armed uprisings, self-government movements, and finally, a revolution through words and culture including the student movements at home and in Tokyo. It argues that, to a certain degree, it is the Taiping Rebellion that made the Revolution successful in a relatively pacifistic way, and that, in particular, made possible the non-violent revolutions of self-government and the revolution through words and culture.     

清末印花税的筹议与实施

印花税系晚清时期由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一大税种,在财政困绌、赔款筹措和洋务新政等因素的促动下,朝野人士多有论介,间或付诸实施,也因民间反对甚力,不免虎头蛇尾,成效未具.1906年鸦片禁政推行后,鸦片税厘开始缩减,为了抵补洋土药税收,度支部匆忙之间筹划研究,短时间内制定了印花税实施的有关章程,希图依靠该税筹措经费,达到抵补鸦片税的目的.无奈清末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复杂,民间反对甚烈,印花税不得不日渐式微,成效不大.     

清末民初酒税制度因革论

清末财政困窘,支出浩繁,政府在维持旧有税收的同时,力图开辟新的税源,并因应时势而不断变化,酒税从厘捐到烟酒税这样的变化就体现了这一发展历程。民国初创,面临的财政危机依然如故,酒税征收仍然沿习清末旧制,弊病百出。当政者对酒税制度重新设计,意欲将其纳入国家财政收支系统的正轨。对原有酒税加以改革,举办公卖制度开征公卖费,新征烟酒牌照税,构成了民国初年酒税制度的主要内容。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一努力并没有达到制度设计者的初衷。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and their effects on innovation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on innovative behaviour of companies has so far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in scientific discourse. Based on recent literatur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requirements, levies, permits, liability laws, and the EC‐eco‐audit regul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generation of environmentally benign innovations. Most theoretical studies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direct requirements provide little incentives for dynamic effects and that emission taxes and permits are better instruments to promote innovations. However, the empirical studies show that the dynamic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in practice partly differ from the ideal instruments analyzed in theoretical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