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袁世凯与国会制宪权之争

制宪权即制定宪法之力,是创造法秩序的权力,制宪权的真正意义在于,全体国民中能作出政治决断的选民应亲自或通过其直接的特别代表,参与宪法的制定。民国初年,袁世凯和国会在制宪权问题上激烈争斗,其实质是为通过制定宪法性文件,以达到在国家权力的配置中扩大自身全力,维护自身利益,抑制打压对手。然而,作为国家权力之上之权力,制宪权理应属于国民全体,民国制宪者没有看到这一点。在之后的制宪过程中,各种登上政治舞台的军阀制定的宪法都粉墨登场过,但随之又被新的宪法所取代。制宪权成为了政治势力角逐的对象,制定出的宪法成了军阀政权合法性的遮羞布。     

宗庆后与范易谋的回合战

范易谋"易谋",但达能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搞掂了!在商场上,不怕利益较量,就怕意气相争。娃哈哈与达能长达近一年的斗争,之所以险些陷入两败俱伤的死胡同,正是因为双方由利益的较量变成了面子上的意气之争。利益之争,既有算计与争夺,又有度势与妥协;面子之争,则有可能因为双方意气用事、不计后果,最终落得同归于尽的结局。     

康熙帝晚年立储之谜

康熙帝晚年立储之谜姜相顺当诸皇子各立门户争夺储位的时候，唯一具有立太子权的康熙帝是什么态度呢？通过对康熙朝后期大量史实的考察，我们发现，康熙帝从太子废而复立、继而又废及诸皇子激烈争夺储位的斗争中并没有得到过什么积极的启示，在皇权与皇储权的矛盾中他坚持...     

徐世昌与1916年府院之争再探讨北大核心CSSCI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段祺瑞的矛盾因孙洪伊、徐树铮的冲突而加剧,府院几近破裂。徐世昌因其在北洋派的地位、资望和影响成为调停的核心人物。黎极力迎请徐,拟以其组阁排段,院方虽对徐无敌意,但为维护段阁而暗中阻挠。徐一面公开声明决不出山,打破府方强其组阁计划;一面运用其影响,协调府院,令政潮症结人物孙洪伊、徐树铮去职,维持段阁,政潮暂平。基于其时北洋派危机和徐的北洋意识,其调停貌似公允,实则偏段,实质是维护北洋派利益。此举虽暂缓了府院矛盾,但影响府院关系的政治和制度环境并未改变,故更大的冲突还在以后。     

“天主众仆之仆”名号与格里高利一世的主教观

教宗使用"天主众仆之仆"名号的历史始于格里高利一世。传统观点认为,格里高利启用该名号,是为了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普世牧首"争夺教会首要权。受其影响,对"天主众仆之仆"的研究长期围绕这场名号之争展开。经考证,格里高利一世在就任教宗伊始就可能经常使用"天主众仆之仆"名号,早于"普世牧首"之争。"天主众仆之仆"名号是4—6世纪修道文化影响教会的产物。格里高利一世是修道士出身的教宗,采用该名号,是对其特有的"修士—主教/教宗"主教观的表达,与争夺教会首要权无关。格里高利一世对教会首要权的理解也与罗马教会传统的教会首要权理论不尽相同。随着中世纪教宗制的发展,"天主众仆之仆"成为体现教宗在大公教会中最高权威的专属名号,其内涵与格里高利一世笔下的"天主众仆之仆"业已分道。     

直皖战争与日本

皖系军阀是日本一手扶植的亲日势力,在皖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1916年6月—1920年7月),其对内对外政策,完全服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日本以金钱、军械武器支持段祺瑞在北洋派中扩充皖系的军事实力,从而在北方形成了皖系军阀的反动统治政权。在直皖两派的矛盾和斗争中,日本始终是压制直系扶植皖系。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以各种形式出卖国家主权利益,使日本在华攫取了大量政治上、经济上的侵略特权。故而支     

北洋军阀靳云鹏的人生沉浮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靳云鹏曾经是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他两度担任国务总理,掌握军政大权。论资望,靳云鹏在北洋派中仅次于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与皖系、直系、奉系等派系要人都有较深的关系,见证了民国初年的风云变幻。     

论16世纪葡萄牙在亚太地区扩张活动的性质

西方颇有影响的学者将 1 6世纪葡萄牙在亚太的扩张活动———争夺香料贸易垄断权和传播基督教———描述为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斗争。本文论述了该活动的性质是殖民侵略。理由是 :一、在形式上该斗争是 1 6世纪之前 ,伊比利亚半岛两教斗争的继续 ,但性质却完全不同。二、争夺财富是葡萄牙人对亚太的经济侵略。三、争夺灵魂 ② 是葡萄牙人对亚太的精神文化侵略。值得注意的是 ,与以往相比 ,1 6世纪中基督教对财富的争夺已居第一位。这是两教冲突日趋世俗化 (争夺物质利益 )的转折点。     

民初宪法会议的困境与破解尝试(1916-1917)

护国运动后,宪法会议在国人期待中召开,却因党争激烈,久议而不能决,制宪工作陷入困境。对此,章士钊再提"调和立国"之法,希望以此破解制宪僵局。"调和"逐渐成为制宪的主流思想主张,为大多数议员接纳,并促成"孔教入宪"等诸多争议问题的解决。然而,该主张却始终无法解决"省制入宪"和"解散权与不信任决议权"等问题,导致宪法会议停滞,国会也因此被再次解散。宪法会议失败的原因在于各党派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国民利益之上,破坏了共同的利益基础,共识难以形成,宪法也就成了镜花水月。     

李鸿章科举改革思想刍议

学校与科举之争,是晚清文化战线上新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斗争始于鸦片战争前后,中经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直至二十世纪初清廷推行“新政”才趋于解决。现仅就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对学校与科举之争所采取的态度及其作用进行一些粗浅的考察,不当之处,尚祈教正。     

克里木战争与外交斗争

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是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历史的重大事件,就俄英法而言,皆具有非正义性质。与克里木战争相关的外交斗争甚至远比军事斗争更为复杂,值得我们研究。各国政府勾心斗角主要是为了争夺欧洲优势、中近东势力范围。这场斗争通过“东方问题”即争夺奥斯曼帝国“遗产”表现出来。奥斯曼帝国地跨亚欧非三大洲,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被称为“东西方的金桥”。取得它的遗产便能控制中近东的战略要冲,有利于争夺欧洲优势。十九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危机加深,欧洲大国加紧争夺,克里木战争的军事和外交斗争就在这种历史     

"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

作为中国古代专制君权有机构成的禁卫军权,它既是维护君主专制政体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同时也会成为破坏这一体制的重要因素。“八王之乱”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极为深远的一场统治集团争夺最高统治权力的政治斗争。参与政争的太后及外戚杨骏、惠贾皇后、宗室诸王之间围绕宫殿禁廷的控制权而展开了多次较量,对禁卫军权的控制和利用成为斗争中最常见的手段,能否有效掌握禁卫军权往注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的关系,提供了认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治和禁卫军权关系的一个典型个案。     

袁世凯三参张翼原因探析

袁世凯三次参弹张翼,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其作为地方督抚职在守土、捍卫主权的目的;也有与张翼争夺开平煤矿经办权,掌控北洋官业的目的;同时英国人对张翼、袁世凯间矛盾的利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张翼借助朝廷奥援与袁抗衡又演化为政治集团间的斗争。这些因素使得袁世凯在开平矿权交涉中困难重重。     

南京北京:民国建都之争

民国政府创立以来,经历了两次南京、北京建都之争。一次是孙中山与袁世凯之争,另一次是蒋介石与北洋旧势力之争,结果,南京、北京都曾成为国都。纵观其争论结果,并非凭"两京"的优越条件所形成,而是谁掌握了权力,谁就可以主宰都城之所在。     

蒋胡约法之争初探

蒋胡约法之争初探李黎明蒋胡约法之争是发生在国民党统治初期的一次派系之争,斗争的双方是国民党内的政治暴发户蒋介石和元老派首领胡汉民。这场斗争本来只是关于＂训政约法＂问题的意见分歧和争论,但最终却发展成为一场＂闻者无不惊诧＂的重大政潮。长期以来,由于种种...     

军阀统治下的中国

北洋派军阀的势力在中国历史上已占有二十多年纵的地位,近数年来吴佩孚更以北洋正统的号召打倒段祺瑞,赶走张作霖,傀儡一阵黎元洪,然后以先宪后选的手段口曹锟进了三海,他自己     

十九世纪末鲁西南地方权力结构与民教冲突

19世纪末鲁西南地区频繁发生的教案、民教冲突与地方权力结构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正是楔入乡土社会的教会势力破坏了地方上的权力结构,并与传统的地方权力结构分享乡土社会的控制民众权,使得以官绅为代表的地方权力阶层权势和利益受损,才导致了由地方权力阶层领导的反洋教运动。因此与其说双方的冲突是一种侵略与反侵略斗争或宗教与文化的冲突,不如说是双方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保卫战。     

国民党二大代表选举法之争与国民党的分裂

国民党二大代表选举法之争,始于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内对选举法制定权的争夺。之后,围绕选举法所确立的党部办理选举原则、党部选举权原则发生了一场激烈而持久的争论。反对者极力挑战两大中心原则,力谋颠覆选举法;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坚决捍卫两大中心原则,维护选举法权威。二大代表选举法之争表明,国民党原本的基础与施行苏俄新制并不匹配,亦未能将苏俄行之有效的政党模式中国化,致使该党根本决策制度委员制失效,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权制的法定权威未能转化为事实权威,各方在新旧革命路线的歧异之途上渐行渐远,终致该党彻底分裂。     

旧制与新条：熙宁时期御史选任中的政治博弈

<正>政治改革时期,关键岗位官员的任用往往会引发各方势力的争夺,甚至引起党派纷争。宋代御史作为天子耳目之官,地位特殊,常是各方激烈争夺的对象。熙宁变法开始后,御史的任用问题进入变法派与反变法派论争的范围,双方从御史选任制度的新旧之争延伸到具体御史人选的任用之争。在宋神宗提拔选人李定为御史时,双方矛盾激化,发生了震惊朝野、影响深远的“熙宁三舍人”案,三舍人(即时任知制诰的宋敏求、苏颂、李大临)因多次封还任命李定的词头被罢官。通过分析李定任命被拒的缘由,可以细致地了解当时朝堂激烈的政治斗争,能更深入地理解御史选任制度变化对御史任用的影响。目前,学界对熙宁时期御史选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熙宁三舍人”案、     

略论甲午战争中的主战与主和

在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中,和战之争的问题近年来颇为史学界所注目,特别是战争期间主战与主和的对立往往和帝党与后党的矛盾斗争相关联,因而对争论的性质也产生不同看法：或认为其实质是要不要反对日本侵略,要不要维护国家和民族主权的斗争,说是底是一场爱国与卖国之争;或认为帝后党之争虽属爱国与卖国之争的性质,但也包含着宫廷内部争权夺利的因素。还有论者认为帝党主战、后党主和并非贯穿于甲午战争始终,前者并非始终主战．后者亦非始终主和,考察和战问题应该划分阶段。也有人提出帝党主战不一定绝对正确,后党主和也不一定绝对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