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的融合——由钱穆对“科学派”的批评展开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立足于民族主义的立场,批评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派”所为,乃一种追求纯粹客观却不关现实亦无意义的史学研究。钱穆只看到此派科学主义史学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一面,因而其所谓“科学派”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不是一个完整的判断。同时,钱穆忽视了科学主义史学的价值与意义,亦未正视他自己在治史早期追随“科学派”时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倾向。基于历时性考察,作为现代性观念在历史学中的两种不同表现,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是融合共存于钱穆与“科学派”的著作中的。从这种融合的视角看,钱穆与被其批评的“科学派”在治史理念上同属现代史学的范畴,皆强调史学研究目标之致用与求真的结合,二者在史学思想上“大同而小异”。     

论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中,钱穆的史学独树一帜,是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发轫于30年代中期,形成于30年代末,以《国史大纲》的完成为其标志。以考据起家的钱穆最终转向对考据学风的批评,是因为他认识到一味埋首考据,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张扬,所以他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新考据派作不遗余力的批评,这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因;基于民族危机的刺激而产生的救亡意识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现实动因。自《国史大纲》完成后,钱穆学问研究的重心发生了转变,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为中国文化招魂、续命遂成为他一生的志业所在。     

文化史学在近代中国的兴起

20世纪上半期,文化史学在中国的兴起经历了三个阶段。世纪之初,梁启超等掀起"史界革命",传播文明史观念,初步回答了什么是文明史。2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梁启超等引进西方科学方法,回答的是如何研究文化史。30、40年代,柳诒徵、陈登原、陈安仁、钱穆等撰写的综合性文化史著作正式出版,实现了理论方法与学术实践的结合,形成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中国的文化史学由激切地引进异质的西方理论,到消化、吸收、结果,代表了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重要一脉。     

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与转变

鸦片战争后逐渐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介绍外国史地知识、当代史撰述等趋向,最多只可视为时代在史学领域的某种反映,尚难构成对历史学整体面貌的改观。20世纪初期由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为标志而形成"新史学"思潮的出现,应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新史学"之后,从国粹派"保存国粹"的呼吁和沟通中西学术的尝试,再到"整理国故"运动对传统学术的"整理"态度,直到胡适明确提出"做成中国文化史"的学术目标,在学术体系方面有效打通了新旧史学的界限,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指明了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转变方式。以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为中心而形成的中国史学"新潮流",明确了中国近代史学开始阶段的研究路径。     

胡适与古史辨派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影响颇大的资产阶级史学流派。在顾颉刚等人的论著中曾多次谈到过胡适对“古史辨”史学的启迪和指导作用,胡适本人也曾多次谈到过他与古史辨派的密切联系。建国前的许多史学评论家,一般都把胡适与古史辨派视为同一流派。但是,建国后的许多论著,虽然也提到胡适对古史辨史学的影响,但主要是强调两者的“区别”。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顾颉刚先生学述》一书,曾较具体地谈到胡适对顾颉刚的影响,但却以更多的篇幅谈论两人在政治、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上的“区别”。     

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个缩影——以“浙东学派”概念的构建为中心北大核心

“浙东学派”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初,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关于其命名、性质、内涵及定义的研讨从未中断。清末,梁启超最早揭橥了近代学术意义上的“浙东学派”概念。((1))民国时期,又有章太炎、傅斯年、陈训慈、姚名达、周予同、张其昀、刘咸炘、何炳松、邓广铭、蒙文通、宋念慈、张寿镛、钱穆、李源澄、金毓黻等著名学人先后论及“浙东学派”。((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持续深化了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纵观“浙东学派”百年学术研究,一方面成果斐然,粲然可观;另一方面,“浙东学派”研究史本身的积淀也殊为丰厚,作为学术史与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具备了多维的学术意义与价值。中国近代史学呈现复杂多样化的状态,中西史学碰撞、新旧学问争锋,彼此相互渗透、磨合,在缤纷融合中完成了近代化。“浙东学派”是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后建构的一个概念,同时,因为“浙东学派”承载了诸多传统史学的学理与内涵,抱持不同治学取向的民国学者通过对“浙东学派”的研究来表达各自的学术主张——新文化的拥趸者希望以“浙东学派”为理,沟通中西,改造文明;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试图以“浙东学派”为名,钩沉绝学,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无论贬斥抑或表彰、谬误抑或精准,各派学者的尝试与努力在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转型。     

钱穆史学成就研究综述

钱穆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一生勤勉,淹通四部,著作等身,尤其在史学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建立了独特的文化史学体系。笔者主要从一般历史、学术思想史、文化史三个方面,对钱穆史学成就的相关研究成果做一简要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看法。     

读陈其泰等著《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

20世纪在中国古史研究领域,除人们熟知的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外,还活跃着一大批以考证功夫见长、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同样为中国史学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顾颉刚、钱穆、傅斯年、孟森、吕思勉、岑仲勉、汤用彤、徐旭生、陈梦家、徐中舒、唐长孺、谭其骧等等。在这一长串学者名录中,不乏我们今天称之为“大师”级的人物,他们不仅在同时期思想文化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国际学术界也颇具声名。然而,对于他们的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和学术影响,长时间以来,人们并不是十分了解…     

梁启超、胡适、李大钊历史观比较

选定梁启超、胡适、李大钊作为历史观比较对象,是因为他们均是中国传统史学的转型式人物,代表现代史学三座高峰:新史学、实验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他们的历史观念有承继,有交错,更显著的是超越;他们的史学理论有贡献,有局限,最可贵的是创见。     

考据学的兴衰与中日史学近代化的异同

本文从儒家学术传统的变迁出发,考察考据在明清两代的兴起和发展,及其在德川日本的影响,从比较的角度,检讨中日两国近代史学的传统资源及其不同之影响。考据的方法作为一学术思潮在明清交替之后盛行,则与明代王学之泛滥和清代的统治有关。这一思潮到了19世纪,在中国已呈衰颓之势时传入日本,逐渐主导了日本儒学和整个学术风气。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史学开始迈入近代化,其特征是一方面吸收西方“文明史学”,另一方面又因考据学的兴趣而对德国的兰克史学情有独钟。考据学在清末的衰落和今文经派的兴盛,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由于考据学兴衰在中日两国的“时间差”,使得两国的近代学术呈现出重要之不同。[编者按]     

胡适、吴宓道不相谋

胡适、吴宓,中国近代学术舞台上两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却道不同。不相为谋。何以？这篇文章回答了这个问题。     

“科学”与中国上古史重建——以20世纪初陈汉章的中国上古史研究为例

20世纪20年代左右,随着古史辨派的兴起,中国上古史研究一度成为当时学界关注的热点。在胡适和顾颉刚对"二帝三王"时代真实性进行质疑、古史辨伪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仍有一些学者如陈汉章在进行上古史重建工作。相对于胡适、顾颉刚等人的研究,陈汉章的上古史叙事在方法论和历史观上具有不同特点,但二者并非一个简单的新旧之分,陈汉章也并非一个史学守旧者,而是一个史学的革新者。对二者的学术差异的梳理,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还原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转换的复杂性。     

近代史家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香港史学

0世纪 3 0、40年代 ,若干大陆史学家到香港 ,如 3 0年代的胡适、许地山及稍后的陈寅恪 ,40年代下半段的郭沫若、胡绳、黎澍、侯外庐、翦伯赞 ,40年代末的钱穆、罗香林、简又文等。这是内地史学、史学家与香港发生联系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 ,推动香港史学起步和成长。许地山出任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 ,初步改变了香港文史教育陈旧、落后的局面 ;郭、胡、黎、侯、翦等史学大师在香港的经历 ,使史学工作与时代潮流融汇在一起 ;钱穆等移迁香港后 ,在培养史学人才、繁荣史学研究方面均有建树 ,一时成为执香港史学牛耳之宗师 ,推动了香港史学的成长。     

复调的声音：五四时期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

在阅读史的视角下,五四时期学界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是不可忽视的学术现象。新文化派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强调它的革命性意义;东方文化派从非理性主义的角度批评胡适轻视人生观问题;学衡派从中国文化出发批评胡适的疑古与诋孔。实际上,《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深深地与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争论纠结在一起。文化观的差异导致它的学术反响也呈现出复调性。更为重要的是,围绕《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声音,不仅揭示了文化观念的差异性,更凸显了著作的生命力。     

传统史学理论在民国史学界的回响——论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传统史学虽在西学东渐的强力冲击下失去了主流地位,但仍然保持着一种血脉上的延续与发展。从章学诚到刘咸炘,呈现出传统史学理论在近代自省式的演进路径。刘咸炘阐释了章学诚关于浙东史学、六经皆史、记注与撰述等问题与范畴的论述,这些心得沉淀为刘咸炘史学理论的亮点和底色。刘咸炘还深入比较章学诚史学与西方史学,回击了西方史学优越论,坚守了中国本位的史学立场。刘咸炘承袭章学诚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的衣钵,堪称"续章"的代表人物,但其中又有"匡章"之义。刘咸炘提出的"察势观风"已突破了章学诚史学的固有疆界,在近代史学史上自成一派。"续章"强调的是继承史学传统,"匡章"则是对传统史学的革新,这既为近代本土史学理论的重建注入了必要的传统因素,也为传统史学理论在近代学术转型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在新旧史学和中西史学的交汇、碰撞、嬗变中,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引起了内藤湖南、钱穆、蒙文通、齐思和等中外史学家的关注,从中可见中国本位史学家在民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史学特点之比较及其学术关联

本文认为,梁启超、胡适、郭沫若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进程中最有代表性的史家。他们先后引领了三大史学思潮,体现了史学近代转型的阶段性进步。他们都以"但开风气不为师"为旨趣,在多个学术领域尽显才华,是"球形的发展"式的天才学者。他们之间还有学术关联,彼此之间存在不少学术争论,又反映出其治史特点的差异。胡适、郭沫若均受到梁启超的影响。梁、胡有直接的学术交往,梁、郭则没有。胡、郭的学术交往反复曲折,学术论争中夹杂着政治和个人义气的因素。文章最后对近年来贬损郭沫若史学地位的倾向作了辨析。     

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有着极其鲜明的特色,就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这一道路的形成,深受两个人的影响:一位是郭沫若,一位是梁思永。尹达先生的重要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以《新石器时代》、《中国原始社会》、《中国史学发展史》三本著作为代表。重视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与综合研究,是尹达先生在“从考古到史学研究”学术道路中形成的极为重要的治学特点,也是尹达先生能够沟通考古与史学研究,将二者有机结合的重要原因。     

晚清时势与曾国藩体用观的嬗变

曾国藩作为晚清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在当时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双重危机重压的危殆情势下．他主动因应时变．以趋时善变的面目登场,不断变换其“治术”,调整其“体用现”．经历了以程朱理学为体、中韩为用,到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再到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不同的递进阶段和嬗变过程,最终使他由理学经世派转变成为洋务派先驱,对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表现了其善于因地制宜的识见和才干。分析批判曾氏的“体用现”及其嬗变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借鉴作用。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视域中的苏俄——以胡适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对苏俄的看法经历了从热望到失望的变化过程.五四时期,胡适对苏俄保持了一种实验主义的审慎观察态度.20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胡适表现出对苏俄的赞赏,但是仍未脱离其自由主义的根本立场.40年代,胡适激烈批评苏俄的专制,甚至在晚年对他一直追寻的社会主义梦想也一并放弃了.     

传统与近代的交融——梁启超古籍辨伪成就述论

自19世纪中期以后,中西化的撞击和交融促进了中国近代学术向前发展。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新化运动以后,带有浓烈反封建色彩和近代理性精神的疑古辨伪思潮震动了整个学界。以顾颉刚、胡适、钱玄同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古史、古籍辨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外,20世纪初的其他一些学,如梁启超、罗根泽、钱穆、张心徵等,其献辨伪的成就也不可小视。本仅就梁启超的辨伪成就作一番清理,以示梁氏在此化思潮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