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南京总领事馆有关九一八事变函电选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随后日本进攻锦州,在此前后,美国驻南京总领事裴克先后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铁道部长叶恭绰和国民党中政会常委、中常会常委汪精卫进行了会谈。会谈反映了裴克与国民政府要员保持紧密接触的情况,陈友仁等也表达了解决中日东北冲突的想法,他们都急切想了解美国对日政策,并都希望美国积极介入中日东北冲突,对日本施加压力,裴克对相关问题也作出了一些回应。相关会谈情况和内容,裴克都通过函电和备忘录的形式向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华公使馆进行了详细报告。     

黄华与司徒雷登南京商谈考析

1949年1月21日,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并通知各国驻华使团一同前往,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率使馆大部分人员南迁,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其他西方国家使团纷纷仿效美国。4月中旬,周恩来派黄华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①25日,黄华到达南京。南京商谈,即是指1949年5月13日至7月25日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黄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进行的私人接触,5月13日、6月6日、6月28日、7月25日,两人共会面商谈四次。8月2日,司徒雷登飞离南京。     

关于宋子文斯大林莫斯科会谈 美国外交档案选译(上)

1945年7月和8月,宋子文曾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两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进行会谈。8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相关协定,并就苏联援华、外蒙古独立等问题换文。这是当时国民政府对外关系上的一桩大事。1981年,台湾秦孝仪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公布了中苏会谈期间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往来电函和第一阶段会谈的记录,对我们研究会谈的具体进程裨益非浅。现将当时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驻华大使赫尔利与美国国务院的往来电函选译登出,供国内研究人员参考。本组材料不仅反映了两个阶段会谈的具体情况,可补充《初编》第三编的不足,与之互为印证,而且揭示了会谈期间中美之间的频繁接触,在宋子文对会谈的态度、美国对会谈的介入和所起的作用、抗战胜利前夕美苏在中国问题上的妥协与争斗等问题的研究上,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组材料译自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年辑第七卷。     

蒋介石与纳尔逊会谈记录(1944年9月19日)

1944年9月19日,蒋介石与纳尔逊进行了两次会谈。在19日上午的会谈中,纳尔逊认为,重庆国民政府过于紧缩的财政政策、极端落后的运输状况以及通货膨胀下限价政策等都是阻碍战时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就此提出了种种补救办法。同时,纳尔逊还就成立战时生产局诸问题陈述了意见。蒋对纳尔逊所述各端表示同意,并希望他能来华主持中国经济。在同日下午的会谈中,蒋、纳着重讨论了战后中关经济合作问题。纳尔逊表示美国可以提供给中国资本与设备,帮助中国建立小工业。但不主张中国建立汽车制造厂。他还对修造扬子江大闸表示兴趣。这两次谈话记录对战时中国经济、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对战后中美合作的倾向均有一定的反映。特自馆藏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中选出,公布于后。     

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交涉与国民政府的抉择

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交涉与国民政府的抉择彭敦文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夹杂在１９３５年下半年至七七事变前的两国外交交涉中,是华北“自治”、“广田三原则”以及张群——川越会谈中反复涉及的内容,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甚钜。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从内容上看,...     

恢复中美华沙会谈的起步

华沙会谈旧事重提1955年8月1日,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和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大使级会谈。1958年,中美大使级会谈从日内瓦移至波兰的华沙举行,从此被称为“华沙会谈”。     

"汪辜会谈"的成因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1993年 4月 2 7— 2 9日 ,海峡两岸人士以民间名义公开进行的最高层次的会谈———“汪辜会谈” ,这是两岸隔绝 4 0多年首次公开高层商谈。 1 989— 1 993年中美关系的新变化和台湾问题的凸显 ,是“汪辜会谈”实现的重要背景 ,此外 ,通过政治谈判实现统一逐渐成为共识、台湾当局的现实政治需要及两岸经贸的长足发展都使“汪辜会谈”的实现呈现出不可扭转的趋势。在“汪辜会谈”的预备性磋商中 ,“一个中国”原则如何表述成为双方商谈的焦点。对于海峡两岸的新变化———“汪辜会谈” ,美国的态度是谨慎而模糊的 ,这反映了美国在此地区的利益。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 ,实质上是既承认口头上的“一个中国”的原则 ,又不愿意接受两岸事实上的“统一” ,以保持两岸军事政治平衡为手段 ,维持海峡两岸“分治”的局面。     

李宗仁与中美歼击机联队的故事

抗战期间,为了帮助中国人民抗日,由美国空军飞行员陈纳德在美国招募了一批飞行员,于1941年8月1日,在昆明正式成立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成立之初有三个中队。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美国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改编成“美军空军驻华特遣队”,     

1937年国民政府聘请意大利高等顾问斯坦法尼访华的有关史料(上)

1．外交部国际科致资源委员会秘书处函(1937年3月20日)案准驻华义大利国大使馆三月十八日节略开:“中国政府新聘义国高等顾问斯铁法尼(Stefani)已由义国搭乘义轮维多利亚号首途来华,该轮定于三月廿八日抵沪”等由;相应函达,即希查照为荷!此致资源委员会秘书处     

前苏联档案中关于王明和邓文仪的会谈纪要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促使国民政府内外政策逐步发生变化。对外方面,同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对日本态度趋于强硬;对内方面,国民政府在仍然坚持“剿共”政策的同时,乘中苏接近之机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同共产党谈判,以便“政治解决”中共问题。1936年初,蒋介石派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王明直接进行会谈。这一时期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和谈判因种种原因未能取得积极的成果,但对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铺垫作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讨会,在2003年编辑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文件集第四卷下册①中,公布了1936年1月17日、22日和23日王明同邓文仪三次会谈的记录,以下三份文件均译自上述文件集。     

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的“第二层会谈”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为了不让美国国务院参与到中美高层的核心会谈和起草（《中美联合公报》的谈判中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精心设计了“三层会谈”：尼克松和周恩来关于中美政治关系的会谈为“第一层会谈”,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开展“第二层会谈”,而中美双方起草联合公报的会谈为“第三层会谈”。在两国部长级会谈中,富有实质性的讨论是关于在未来积极开展两国人员、文化、贸易等双边交流的问题。     

蒋介石应对居里第二次访华的策略——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

1942年7月20日至8月7日,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里第二次访华,与蒋介石进行了14次会谈.会谈涉及的范围很广,除中美关系外,还包括中英关系、中苏关系、领土问题、全球战略、战后国际关系、英印关系及史迪威的双重地位等.蒋介石的应对策略是:从7月20日至27日,“以刚毅之气应之”;从7月29日至8月7日,“以宽和无求与毋必毋固之心对之”.总体来看,蒋介石应对居里访华“始刚终和”的策略比较成功,捍卫了国家尊严和国家利益;中美“斗而不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和,美国继续援助中国,对中国坚持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监察委员韩骏杰查询对日“和平运动”史料一件

抗战时期的“和平运动”,时间颇长,一直持续到1945年,头绪繁多,派别复杂,大多是在幕后的秘密活动,因此外界无法得悉详情,但事关抗战大业,关注甚多。此件史料即是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韩骏杰查询中央信托局在港澳转递函电及拨发费用函,因事关日蒋“和平运动”,特予刊发。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论“史迪威事件”及其原因

近些年来,台湾史学界流行把1944年10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将美国驻华军事代表、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华伦·史迪威从中国召回一事,称作“史迪威事件”。为论述方便起见,本文一开始就借用了这一专用名词,但在“史迪威事件”的分析与评价问题上,笔者并不敢苟同在台湾史学界以及国外史学界所流行的观点,即将“史迪威事件”发生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史迪威个人。     

并不“一切如常”:抗战时期丹麦和瑞典对华外交政策的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尽管与大多数国家驻华使节一样,丹麦和瑞典的驻华使节并未随国民政府内迁,但丹、瑞两国在对华关系上均希望维持原状,如常进行外交工作。然而,丹麦于1940年被德国占领,使其在日德意的压力下被迫与重庆国民政府断交,转而承认汪伪政权。在重庆政府的积极争取下,前丹麦驻美大使高福曼被委派为"自由丹麦"运动驻重庆的代表,于是从1942年至1945年夏,中国出现了两个丹麦驻华使节。瑞典在战时一直保持独立,所以尽管日本屡次要求瑞典承认汪伪政府并与之进行废除治外法权的谈判,但其并未就范,而是在原驻华公使滞留沦陷区的情况下另派大使到重庆国民政府,以致该国也同时有两位高级驻华外交官。     

1928至1929年的反日会

反日会表面为各地国民党党部奉中央命令而成立,实际乃是一个因“济南惨案”而发生的自发性的民众团体。早期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控制,主要从事和平的对日绝交运动;后期除上海等少数地方组织外,领导权大多落入国民党改组派之手,基本不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支配。反日会自始要求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恢复民众运动”,实行“革命外交”政策,力主公正解决“济案”和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屈辱的《济案协定》的签订时间。尽管反日会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交涉过程中偶有过急之举,但其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立场和表现仍应给以积极评价和肯定。     

陈伯达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的回忆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文化大革命”起到极大的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的作用。文革流行语“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均源于此社论。该社论发表后整个中国几乎都“疯”了,一场疯狂的灾难降临中国。这篇社论的幕后授意者就是陈伯达。陈伯达罪行及受审判的情况,请看《陈伯达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     

民国“错中错”的“刺蒋杀宋”疑案

孙科是孙中山的独生子,为了争夺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他两次出巨款请号称“江淮大侠”的暗杀大王及“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潜上庐山行刺蒋介石。事败后,他又策划行刺宋子文。与此同时,日本军部正密谋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制造侵略中国的借口。于是,在“江淮大侠”的子弹射向宋子文的同时,青红帮的枪口也对准了重光公使……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最初采取不抵抗政策,寄望于国联等外部力量阻止日本侵略。英法主导的国联有意联合美国,将中日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波及其自身利益。各方围绕日本撤兵问题展开的交涉,以及国联陆续出台的三次决议,并未能阻止日军的侵略,这促使国民政府逐步认清了国联的作用和局限。在日本罔顾国联决议、继续扩大侵略的情况下,中国国内掀起反侵略浪潮,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问题非经决战不能解决,其对日政策开始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