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还遥远

7月9日一早,儿子裴阿高从网上得知他如愿以偿考上了广州市第二中学,当即得意洋洋地打电话向几个同学报告了喜讯,然后回身在书桌上铺开宣纸,饱蘸香墨写豪情:一脚进大学,天堂在眼前。我默默地看着,静静地思考良久,提笔将“在眼前”改为“还遥远”,然后朗声念道:“一脚进大学,天堂还遥远。”见他不以为然,我便郑重地说: “你考进二中,其实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他笑道:“二中历年的升大率在99％以上,升本率在85％以上,进了二中,就等于进了大学,到了天堂的门口了。为什么说离天堂还遥远?为什么说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谁需要哈佛？

今天,几乎任何人都认为,你能够进哪所大学是你人生中最为关键的事情,一个顶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等于是通往成功的护照。对于那些天资聪颖的学生来说,没有进入顶尖大学就等于人生的重大挫折。过去十年以来,美国的家长们都加入了这种企盼。“现在年轻人的压力从来没有如此之大,他们已经被灌输了一种思想：进不了顶尖大学就是人生的失败。”从事大学招生工作的雪莉·列文说。     

中国人从哪里来

我们是龙的传人，也是北京人的后裔。一个是美丽的传说，一个是似乎毋庸置疑的事实。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诸如此类的说法。从情感上，许多中国人难以接受自己的祖先来自别处。但是有一天，基因分析技术居然就给出了这样一个“不近人情”的答案……[编者按]     

魏源与鸦片战争史

(一)写“当前的活的历史”历史著述,最难的应是写当代史,尤其是在当前事变刚一过去就能把握其来龙去脉,作出及时正确的记载和总结了。著名的例子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这书在政变后三个月内就写成。恩格斯赞誉说:“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当时“这个事变在所有一切人们中间都只引起过惊异,而却没有被任何人了解”,马克思在“事变刚一发生之后”,就“把图画描绘得如此巧妙,使得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出新的证据来证明这幅画曾     

关于历史课堂生活重建问题的思考

历史是有生命的。著名史学家李大钊先生在他发表的《研究历史的任务》一文中,即明确提出：浩如烟海的“史书”,并非历史,而仅是研究历史的材料。“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不是死的、固定的。”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整理事实,寻找它的正确的证据;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     

远去的哈密王

进了哈密城。哈密王似乎无处不在——王陵、博物馆,连啤酒都是“哈密王”牌子的,书店里摆满了关于哈密王的书籍……“哈密王”早已经被尘封进历史．而我要去寻找活的答案。     

今天如何做大学教师

“今天如何做大学教师”这个问题与对大学的理解是分不开的。什么是“大学”？这个问题可能有不止一个答案,我对大学的理解比较简单,即大学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地方,是培养高质量公民的地方。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过这样的话：“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对于大学而言,比起大楼来,大师确实要重要得多。但大学之谓大学,还在于它有在此求学的学生。没有大楼或大师,大学还能存在;没有学生,大学就不能存在。只盯着大师,不重视学生,结果必然是既不会有大师,学生也被耽误了。因此,大学要以学生为中心,大学教师也应该以学生为中心。若无这个中心,大学便无必要,而大学教师也就无事可做。如果大学是以学生为中心,如何做大学教师的问题也就必须围绕着这个中心来回答。     

关于元朝从事农業耕作的“驅口”之身份问题——兼谈元朝奴隸的数量

关于元朝地主土地上从事农业耕作的“驅口”之身份问题,也就是说,关于这种人的性质问题,到目前为止,在我国的史学界中还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如有很多人说这些“驅口”是奴隸,又有人说是“近似奴隸的农奴”,也有些人则给予些“模稜两可”的解释。究竟那一种说法对呢?我们认为,只有根据具体的历史材料,通过自由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下面我准备从“驅口”的来源,“驅口”的身份和它产生的历史条件提出个人的初步看法,就教于史学界。     

工农兵学员入北大

20世纪70年代,正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我国高校,曾对招生制度进行过一次彻底的“革命”,这就是你只要被推荐,不管文化程度高低、年龄大小,不经考试,就能进入大学上学,这些人被冠名以“工农兵学员”。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其发端在北京大学,“工农兵”上大学,其肇始也在北京大学。我是当年第一批进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员,经历了一些有趣的事情,略述在此。     

"监瓷窑务"官考辨

“监瓷窑务”官是见载于文籍、与瓷器烧造事务有关的官员,其相关的记述已成为今日研究者们据以判定某处窑场是否属于官窑的重要证据。但历史上的监瓷窑务官的真正职责到底是什么,它能否作为判定窑场属性的证据,本文谨从排比文献出发,并力争求得一个合乎历史真实的答案。     

日本在台湾推行殖民统治的本质特征

《马关条约》后日本侵占台湾使之沦为殖民地,是“台湾独立”、“台湾地位未定”之类的论调得以产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根源,认清台湾殖民地地位的“确定”以及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民统治的本质特征,不仅是对这类论调的有力驳斥,而且有助于认清日本殖民扩张的历史。本文对日本在台湾逐步确定殖民统治政策的过程进行了扼要的历史考察,指出政治“存异”,即强调日本和台湾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以及文化“求同”,即通过灌输“皇道主义”精神培养台湾民众对日本的“认同意识”,是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本质特征。这种特征是漫长的日本“西学”历程的政治结论．同时也是日本在朝鲜和“满洲国”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前导。     

浅谈说明文教学也可以生动有趣

说明文教学,不少老师出人意料的认为是最好上的。因为说明丈这种文体的教学几乎都有固定的模式,只要记住文体知识,每篇文章就只需像套公式一样去套就是了。这种现象,都有悖于新课改的精神,结果都只会把学生培养成按程序执行任务的“机器人”,毫无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可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劳动理念书写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政权为强化对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其形成尊重劳动人民的意识、养成热爱劳动的风气,就需要加强历史教科书中的劳动理念书写,借以灌输并养成学生们的唯物主义劳动观。“劳动创造人”“劳动工具是社会发展的标志”“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等命题皆为核心的书写范式。这种体现革命史话语体系的书写范式的确立又与新中国初期注重宣传唯物主义、崇尚劳动光荣、突出劳动人民社会地位的整体社会氛围“同频共振”,取得了极佳的社会效果。     

宋教仁“欺诈之罪”辨析

1908年初,宋教仁为援助清政府对日谈判,曾请求清政府支款购买相关历史证据,后来却自承有“欺诈之罪”.至今也仍有学人据此断定宋氏确曾进行了“诈骗”.然而,在考察宋氏在当时的所思所虑所行以及其在当时的处境之后,不难发现,这很可能只是其一时的故意之说.     

论南意大利归并撒丁王国的历史必然性

对于加里波第同意南意大利归并撒丁王国,苏联十卷本《世界通史》给予了严厉的责难,说他“本可以依靠广大群众,在那不勒斯确立革命民主专政,建立共和国,并在共和国的旗帜下统一整个意大利”。受这一观点的影响,我国60—80年代出版的几部大学世界近代史教材,关于这一问题也做了类似的评说。其实,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严重地违背了历史的真实,阻碍人们正确地了解意大利复兴运动史、从中吸取有益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本文欲揭示南意大利归并撒丁王国是出于历史的必然,以说明“本可以……”之责难实属虚妄。     

关于番禺城起源的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于番禺城(今广州)的始建年代,有不同看法。今天还健在的学者就有两种意见。一是麦英豪研究员的始建于秦汉①。其证据是“大概从番禺到今日之广州,城区中心一直未变,只是日渐扩展”。而“在广州市区内至今还未发现早于秦汉时期的遗迹与遗物”。本来根据考古发现研究历史,大家都明白的一条常识是有了发现可说其有,没有发现未可说其无。     

我从副处级一步跨进省委常委

要说清这个问题，还得简单说说我的历史。我这一生颇多磨难，又富有传奇色彩。18岁在大学上学时，国民党就曾怀疑我为共产党的地下领导人，全城戒严，将我逮捕，多次审讯无结果，便被不明不白地关进大狱。解放后刚过几年好日子，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时，又怀疑我为胡风集团成员，被长期看押，因无任何证据不得不将我“解放”。     

原来美国是从搬家开始的

我是从高中历史课本上知道有“五月花号公约”的。最近读到“五月花号”乘客、“五月花号”公约起草人之一威廉·布拉福德的回忆录《普利茅斯开拓史》，才发现历史课本灌输给我们的，是似是而非的错误观念。     

究竟应当以怎样的历史观指导我们的研究——兼与蒋大椿教授讨论

以真理性的历史观念指导我们的研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而且,由于长期以来教条主义统治了我们的历史研究,因此,一个真实而且正确的历史观乃是非常必要的.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不仅可以质疑而且可以批评.但是,这种质疑和批评必须是建立在理解乃至超越的基础之上的,否则,所有相关的讨论也就可能只是在前马克思的水平之下进行的.     

岁月风不干理想 追梦停不下脚步——三个年轻大学生的创业历程

在中国现行的应试教育体制下，中学生普遍的梦想就是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经过高考，无论是考上理想学校，仿佛进了“大学保险箱”的；还是落榜之后，提前步入社会的，在高考之后，相当一部分当代青年即迷失了人生目标。但也有这样一些人，无论在何时何地，也无论是顺境逆境，他们都义无反顾地选择坚持最初的梦想，屡败屡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