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谭嗣同的绝命诗看戊戌变法的失败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引刀就戮于北京菜市口。纵死犹闻侠骨香。他生前的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其后此诗广为传诵,人们在为戊戌变法失败感叹唏嘘的同时,也为谭嗣同本人的慷慨赴义而感动落泪,甚至干脆把这首《狱中题壁》诗理解成了就义诗,尤其是后两句,最是流行,认为是谭嗣同崇高人格的极佳写照。     

闽中“六君子”

说起历史上的“六君子”,大部分人都知道这是指清朝末年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中捐躯的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位爱国志士。但是“六君子”这个名词,却由来已久。早在九百多年前的北宋神宗时期就出现了。到了南宋宁宗时代,所发生的一次“六君子”事件,则在福建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论谭嗣同从旧学向新学的转变

近代思想伟人梁启超曾这样评价谭嗣同:“冲重重之网罗,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迭,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确实,不论是在戊戌维新时期,还是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中,谭嗣同都是一个令人瞩日的特殊人物:他的一生行为富于传奇色彩;他的思想言论锐利激进、惊世骇俗;他在变法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堪称中流砥柱;他的英勇就义慷慨悲壮、惊天地泣鬼神。作为当时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人物,谭嗣同尖锐批判传统的封建旧文化,热情宣传先进的西方新文化,执著追求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从而跻     

“文革”文人自杀方式的意蕴

在人类历史上,“死”所包含的生物学意义是没有差别的,其本质即生命赖以寄托的生物体（肉体）活动的结束。但个体之人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待“死”的态度是受社会价值观支配的,如中国历史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慷慨激昂的赴死方式,体现着儒家传统的生死观。“自杀”作为一种受明确意识支配的特殊的死亡方式,尤其是自杀前的心理活动及其行为表现,既反映个体之人的价值观,也往往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一个时代自杀行为表现出的统一性,颇能展现这个时代特有的心理状态,反映这个特定时代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矛盾。     

湖湘文化视域下的刘显世

文化以稳定的心理积淀隐藏在人的心灵世界中,并形成固定的文化观念支配人的一切,以至于人在日常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中都会表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刘显世是民国时期贵州督军、省长,“兴义系”军阀的领军人物,其祖籍为湖南,他在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的大家族中成长起来,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固定的心理意识在支配着他,并形成其文化品格,这就使其思维及行为方式都表现出鲜明的湖湘文化的特征,那就是：兴办教育、重视人才;尚变求新、机敏睿智;经世致用、勇于任事。本文通过文化人类学的解读对他一生作出最合乎逻辑的阐释。     

民俗控制与祥林嫂之死——对《祝福》的另一种解读方式

一、引言对于祥林嫂之死,正如陈方竞所说,“这确是一个老而又老,似乎已有定论的问题”。在过去,人们从四大绳索、文化吃人、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等等进行了多种阐释。毫无疑问,这些解释都具有合理性。但众所周知,文化杀人更多的侧重于文化对“真的人”(《狂人日记》中语)的精神虐杀;而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又未免     

吉隆的崖葬习俗

丧葬习俗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有生有死,生生死死是自然的法则。生老病死乃人生的四部曲,而死则是人所难免的最后归宿。佛教讲“苦、集、灭、道”四真谛,是以生为苦,寂灭为乐。达到“涅槃”境界,     

老舍小说中人物的悲剧意识

老舍小说中的众多人物根据其鲜明的文化身份,大致可分为“老派人物”、“理想人物”、“新派人物”三大类。他们的身份虽不同,但悲剧性的命运却十分相似,其悲剧主要是由他们各自所负载的文化与时代、历史的不谐调所造成的。三类人物分别属于“被旧文化管辖而死的悲剧”、“反抗旧文化而死的悲剧”、“受劣质文化浸染而死的悲剧”。这些文化悲剧虽不悲壮激烈,却也深沉凝重,令人警醒反思。     

洛阳的丧葬礼俗

洛阳的丧葬礼俗王中茂洛阳为九朝古都,丧葬旧俗甚多,尤其是乡村民间更为突出。这些礼俗从侧面映照出洛阳人民对先人的无限尊崇及生者对死者的绵绵情思。本文仅就洛阳乡间的丧葬礼俗扼要地介绍于后。洛阳人对丧事的一个重要信念是“不死其亲”,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事死如...     

西藏葬俗疏议

由生物属性所决定,人终究一死。对人的尸体的处理,是人类生活中的经常现象。死作为一个人生命的终结,同出生一样重要。出于这样的心态和认识,人类处理死者尸体都十分郑重,其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进成俗。葬俗其实是社会文化的折射,与政治、宗教等社会背景和自然经济状况紧密相连。     

良好习惯——杰出表现的自动程序

一个人是否杰出,主要表现在他的行为上,而行为表现的优劣主要取决于他的习惯。因此,要把一个孩子培养成杰出的人,就必须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习惯是一个人在一种情境下,如何应对的自动反应。我们人类是一种高智能生物,我们是以异常复杂的“社会”的生活方式生活着。我们生下来就会的行为叫本能;除此之外,其余一切都得学习。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进行的行为中,绝大部分的行为都是靠后天培养和训练。我们把一种行为,教给孩子,然后让他反复练习,后来他就“学会”了此种行为。等到时间一长,他已经熟练了该种行为,他不用用心想就会做此种行为。此时…     

晚清的灵魂工程师们

一切皆死,唯有灵魂不灭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囚于瀛台,并关闭北京城门,出动三千军士搜捕维新派人士,持续百余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危急关头,梁启超找到谭嗣同,劝说好友与自己一同逃亡日本,不料被拒。谭嗣同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第二日,谭嗣同被捕,随后,以他为首的“戊戌六君子”被斩于菜市口。这一年,谭嗣同年仅33岁。     

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博物馆对外展览:作用与挑战

在国际关系视角下,博物馆对外展览既可以被归为服务于一国对外政策的文化外交,也可以被归为致力于长远宏观目标的人文交流.每个对外展览因动因不同,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但通常作用包括形塑国家形象、搭建沟通桥梁、增进相互理解.与此同时,国内外政治形势、法律框架、国家政策等都是对外展览发生的重要背景和能够发生的决定条件,而展览能否真正改变观众的行为或态度又受到文化偏见的干扰,这就造成了博物馆对外展览影响力的不可控性和缓释性.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博物馆作为民族国家的形象代表,应当致力于在更高层次上将独特性转化成普遍性,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其他社会和文化同样注重的价值,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论泰山传统文化特色

名山研究是一个广阔的学术天地,可以采取多视角、多学科的研究方式.而泰山,作为一座驰誉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山,要探讨其名山特色,就不能忽视文化学研究.严格意义上的“文化”,是指在特定社会群体(主要是民族)中反复出现,通过各种符号和形象所获得并予传播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模式.艾略特说过:“可以从某一方面把某种宗教看成是某一民族的整个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就是民族的文化.”(《基督教与文化》中译本第110页)泰山,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山,具有突出的宗教神学风貌.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山传统文化主要就是宗教神学文化.但本文所着力论证的,不是泰山宗教的教义、教律和派别等,而是泰山宗教所体现的文化模式,是从文化学角度,“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马克思《论犹太人     

西水坡虎图案的文字学观察——兼论M45主人身份

1987年和1988年对河南(氵菐)阳西水坡遗址两次发掘所发现的三组蚌壳摆塑的动物图案,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尤其是 M45所出龙虎摆塑图案更引人注目,学者们从考古学、美术史、天文学、神话学及史学等多角度对它进行了阐释,或认为 M45墓主是仰韶文化社会中原始道士或巫师,而蚌壳摆塑的龙、虎、鹿是助他上天入地的三蹻形象,或认为墓主人是颛顼,而第二、三组蚌壳摆塑图案可能是埋葬 M45主人时搞大型祭祀活动而遗留下来的遗存,或认为龙虎图案是我国关于“左青龙而右白虎”     

“天葬”随感

人生在世,终有一死。这是由生物的属性所决定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丧葬习俗。丧葬习俗作为人生礼仪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蕴涵着深厚的文化意义。 “死”作为一个人生命的终结,其实和“生”一样,是同等重要的。这一点在藏族的丧葬习俗中有着明显的体现。 在没有接触过“天葬”以前,我和大多数人一     

试论方志文化的社会功用

<正>一、地方志与文化的历史渊源早在汉代,我国就有“文化”一词,通常是作为封建帝王所施用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由于中外文化的碰撞和交流,现代文化内涵正逐步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结构和观念。它表现在知识、信仰、道德、法律、艺术、习俗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心理思     

于活动中进行主流价值观的有效引导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每一个人都有表现自己的欲望,尤其是初中学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区别于他人,自己拥有的特长。教师若能根据学习的内容挖掘学生的特长,让他们在课堂表现自己,学生就会通过参与,体验到参与教学的快乐、成功的快乐,不仅能让学生“动”起来．还能让他们一展自己的才能,从中学到知识。而现代学习方式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体验性。这就要求教师善于调动学生,让学生整个“身心”动起来,让他们在活动中解读知识、理解知识、掌握知识。     

在神圣和凡俗之间--关于日本地藏菩萨信仰的文化思考

信仰往往与特定的仪式联系在一起,而“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渡(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     

论晚清维新派的理想社会模式

维新派启蒙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人在国家危亡之际，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构建了一个超越中国传统的小生产平均理想的大同社会。康有为在所著《大同书》中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消灭了私有制，没有剥削、压迫，实现人人平等、独立、自由。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设计了一个中西结合的理想社会。严复在《原强》和《原强修订稿》中也描绘了一个“至治极盛”和“太平”的盛世。维新派理想社会模式有两大特点：都是以爱国救亡为目的，都分成若干级理想社会层次，需要若干年才能实现。此外维新派的理想社会模式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