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正学佛

1929年冬,国民党元老居正在上海联络松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反蒋,不料为熊出卖,被诱捕于上海丰林桥畔。蒋介石曾密令将居正就地处决,熊未照办,而将居正押解至第五师看守所。这年12月20日,居正由龙华寺转押南京三元巷总司令部军法处,经军法司长许可,先在汤山周必由巷,后迁蓝家庄“别幽居”。前后尚有警官、侦探看守,不许居出门。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居正才迁回上海宝山杨行狮吼庵本宅。 居正受此深刻刺激,更笃信佛学,常年深蓝色长衫、布鞋、白竹布袜。他还将房屋重修一番,大门上题“梅川别墅”四字,并以“梅川居士”自号。大门两旁自撰联…     

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

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杨奎松在今天的不少人看来，张学良始终公开表示“拥护领袖”，捉蒋后仍反复声明愿意拥护蒋、服从蒋，最后为维护蒋个人威信，不惜丢下东北军，“负荆请罪”，送蒋回京，以致身陷囹圄，对蒋介石几乎“忠诚”到了“愚”的地步。他自然是绝对不会有反蒋...     

阿德哥——虞洽卿

提到虞洽卿，过去人们对他多有贬斥，是因为他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在蒋反共夺权时助过一臂之力。那是1927年的事，“4．12政变”前夕的3月26日，蒋介石刚到上海、虞洽卿便连夜晋见，二人商谈很久。蒋打算委任虞为财政部长，但虞以自己“在商言商”予以婉辞，但同月31日，他以上海市商业联合会会长身份，支持江苏省及上海市财政委员会为蒋介石筹集经费，认销债券。     

“江浙财阀”之刍议

1926年7月,蒋介石率军从广州出师北伐,不出一年便攻克沪、宁,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除了军事、政治诸种因素外,在经济上倚靠江浙财阀,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当无疑问。但何谓“江浙财阀”?蒋介石暨广州国民政府是如何与江浙财阀建立联系的?是靠何人从中牵线搭桥的?这些问题,说法不一。本文将对此作一探讨。史学界一般认为“蒋介石原籍浙江宁波,他早就认识了儿名上海资本家当中的浙江帮头面人物,最著名的有张人杰(静江)、虞洽卿和王震(一亭),蒋和这些人的联系,是由他早期资助人陈其美介绍的,陈曾是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地区的军事领导人。他在1916年逝世前把蒋介石介绍给有名的商人、孙中山的亲密支持者张人杰和曾一度担任过浙江财政厅长的周佩箴。……1920、1921年间,当蒋介石在政治上失意时,曾利用他和周、张的关系在上海做过证券交易经纪人。……因此,1927年3月蒋介石与上海财阀中的主要人物接触是早有渊源的”。     

蒋介石钟情当大学校长

读蒋介石传记,发现蒋介石似乎有一种“教育情结”。从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就特别喜欢人们叫他“蒋校长…‘校长”。正是出于对黄埔军校时期“光荣历史”的亲身感受,蒋介石对“校长”之名终身受用,最喜欢在各个大学兼任校长。     

张季鸾与蒋介石的恩恩怨怨

在民国时期的新闻舆论方面,蒋介石极为重视在天津办起的《大公报》和它的总编辑张季鸾。蒋与张在十几年交往中有恩有怨。有分歧有共识。蒋介石特别看得起张季鸾忠言直谏的人品,视其为“国士”,甚至不计较对自己的责难顶撞;而张季鸾对蒋介石则感恩图报,善始善终。士逢知己１９２８年６月,北伐军已攻至京津。张季鸾于２２日到河南辉县百泉采访民国宿将冯玉祥,得知蒋介石沿京汉路专车北上,便和冯于７月１日凌晨赶到郑州迎接。在这里,张又意外地遇见了与蒋同行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秘书陈布雷和总参议张群。邵、张是张在…     

俞国华：蒋氏家族的“两朝重臣”

他是蒋介石的义侄,被蒋精心培养,曾任侍从秘书长达8年;蒋经国时代,他被依为肱股,担任过“行政院长”,称得上是蒋家的“两朝重臣”。     

杜聿明与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

1924年,陕西米脂人杜聿明与陕籍青年阎揆要、关麟征等11人,千里迢迢奔赴广州,经陕籍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推荐,考入黄埔军校。同年12月,杜聿明从军校毕业,开始了他20多年的军事生涯。 1927年“四·一二”反共事变之后,宁汉对立,杜聿明在武汉因为拥蒋被关押,他冒死扮成商人逃到南京,投奔蒋介石,从此逐渐得到蒋的信任。1929年,蒋介石成立教导第二师,张治中任师长。杜聿明被委任为该师中校营长。1930年冬,教导二师改为陆军第四师,徐庭瑶任师长,杜聿明任第二十四团团长。徐庭瑶见多数团队都松松垮垮,只有杜聿明     

蒋百里的爱国人生

蒋百里,有“中国军事奇才”、“民国时期的军事学家”、“民国军界元老”等诸多耀眼的头衔,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风口浪湖面上的人物,遗憾的是,他虽深受蒋介石的器重,却从未被蒋介石授予过兵权。     

杨森说：“属下身体很好”

川系军阀出身的杨森,因配合蒋介石“围剿”红军有功,颇受蒋赏识,铁定了跟随蒋的决心。经多次考验,于1944年,被派往贵州主政,当上了一省之长,其“政绩”亦为蒋赞许,以至使蒋介石1946年和1947年又两度到黔视察。     

王芸生三碰蒋介石

在蒋介石所阅读的报刊中。《大公报》是必不可少的,他的办公室、公馆内和餐厅里,各放一份《大公报》,以备随时翻阅。《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曾向王芸生交底:“你在报上骂谁都行,就是不要碰蒋先生。”开始王芸生对这一劝告视若神明,加之1934年夏,王芸生应蒋介石之邀,到庐山为其讲课,蒋虔诚地称王为“老师”,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因此王芸生对蒋有过幻想,亦有为蒋开脱的言论。后来通过事实,王芸生对蒋介石的真面目有了些认识,那么在报上碰碰蒋先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香港随之沦陷,《大公报》香港馆被毁,总经理胡政之等人困在香港。这时已任总编辑的王芸生在重庆找到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请他设法营救。陈很     

张季鸾与抗战时期的中日和谈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到一个月,国民政府各种形式的对日和谈便开始了。这些和谈贯穿八年抗战的始终。其中以蒋介石、张群为背景,张季鸾本人及委托胡霖与日本在香港进行的和谈,便是上述和谈的重要部分。 张季鸾介入中日和谈是从“陶德曼工作”开始的。1937年11月5日,日本的“和平条件”经陶德曼转给了蒋介石。此后,蒋、陶开始接触。张季鸾作为蒋介石的特邀人物参加了会谈。经过讨价还价,蒋介石准备有条件地和日本达成和议。但由于日军逼近南京后增加了条件和日本政府缺乏议和诚意等因,和谈告吹。 蒋日议和之事传出后,舆论对蒋十分不利。张季鸾利用《大公报》于1937年12月5日、12月8日发表《德国调停之声》、《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文为蒋介石善后。文章中关于战与和的言论完全符合国民党、蒋介石在此事上的方针。1938年初,张季鸾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去香港。关于此行的目的,他在出发前向王芸生交代工作时说:“我这次到香港去,是受蒋先生之托,去向敌人撒一把迷眼的沙子。”以此为起点,他往来于香港和汉口     

王震南拍卖其父遗物

王震南原名子沛,与蒋介石是表兄弟,因这一层关系,国民党军政界的上层人物,即使是他的顶头上司何应钦、顾祝同等,都对其另眼相看,特加敬重,称一声"沛老",其次的就称"沛公"了。     

部分去台国民党政要的结局(上)

一、蒋介石油尽灯枯遗恨台岛 危在旦夕 进入70年代后,80多岁的蒋介石已风烛残年,身体每况愈下。 1972年3月,蒋介石以87岁高龄“当选”为“行宪”以来的第五任“总统”。蒋这时的身体已是虚弱不堪,站立不稳。在5月20日“总统”就职典礼上,为了不出洋相,侍从官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们在“总统府”大客厅里摆上一张大沙发,让蒋和夫人宋美龄站在沙发前。这样,让沙发给蒋的身体以倚靠。即使是蒋支撑不住,站立不稳,也不致跌倒在地。     

世纪解密:蒋宋家庭的恩怨情仇(下)

“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子文骨子里是幸灾乐祸的,但为了蒋、宋联盟的共同利益,他还是没有袖手旁观。后人评价:能容忍对一个人的强烈不满并不遗余力地救他,这也许是宋子文的过人之处。国共和谈的失败使宋庆龄、宋子文姐弟对蒋介石再次失望。10月,宋子文到了香港。他对宋家姐妹说:他(指蒋)这个人,太好战,迟早要弄出事来。现在日本人这么疯狂,他不想法联共抗日,到时落得人、财、国几空!果然不出他所料,1936年12月12日,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日,引起人们不满,迫使部下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押后,最为紧张的是宋氏家人。…     

从“罢蒋”、“审蒋”、“诛蒋”到“放蒋”——再谈西安事变中我党处置蒋介石方针的演变

1986年12月,我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就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有关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作了一次发言,首次提出,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了“放蒋”的方针,而是经历了由“罢蒋”、“审蒋”、“诛蒋”到最后“放蒋”的思考、转变过程。嗣后我在《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西安事变后我党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一文,对上述观点作了系统论述。     

宋子文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张学良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宋子文起初试图说服蒋介石对张学良不予任何处分,继而在张学良受到军法会审和判决之后,为争取落实对张的特赦而在各方之间折冲,待到张学良虽被特赦但仍被管束之后,宋子文曾与蒋多次交涉,但均无果。宋子文与西安事变解决之后张学良的关系,除了体现宋本人的待人处世之道之外,更反映了当时在国民党政权的党统、法统以及蒋介石个人威权之下,宋子文单凭一己努力是无法冲破体制、人事及情势的重重阻力,而改变蒋介石对于西安事变善后的既定决策的。     

何成濬与杨永泰、黄绍竑主鄂之争

何成溶(湖北省随县人)在历史上的历次军阀反蒋内战中,多为蒋介石奔走,分化收买对方的军队,每每使蒋转危为安,战胜对方。由于何有一套拉拢非蒋杂牌军队的手段,每自誉为“杂牌军的领袖”。何在这方面确实为蒋介石立功不小。但在当时,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中,总是勾心斗角互为防范的。     

周佛海与伪中央储备银行

周佛海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在京都帝国大学学习经济学。周后来投靠蒋介石,长期负责宣传工作,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但他并不安于宣传这类“清水衙门”的职务,极想得到财政金融方面的肥缺。然而,蒋政府的这类职务,非宋即孔,或是孔、宋的亲信,周佛海无法问津,他后来在日记中抱怨蒋介石从未以“国士”待他,就是指这些事。     

徐永昌与阎锡山(十)

卅一、阎日勾结谍报频传,蒋介石派徐永昌实地视察,却一无所获“十二月事变”,标志着阎锡山联共抗日路线的终结。之后,他运用“中的哲学”,重新研究他同国民党和蒋介石、共产党和八路军,以及与日本侵略军的关系,再次“在三颗鸡蛋上跳舞”,为自己营造新的“三窟”,以求存在。对国民党,他认为大敌当前,蒋介石无暇整治他,毋须顾虑,且要争取蒋的援助;蒋也怕阎联共或降日以对付自己,所以尽量满足他在扩军和增饷方面的要求。共产党和八路军为了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战,派代表与阎谈判,确定了两军活动区域和分界线,达成互不侵犯的谅解,在一定程度上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