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伦理思想与明清徽州商业伦理观的转换和建构

朱子以理欲之辨为核心,在公私、义利和诚信及四民职业伦理问题上承继传统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观,对之做了系统的新阐发。它要求每个人践行儒家伦理道德,正确处理各层面的公私关系,实现儒家的理想人格,以建立一个儒家的理想社会。在秉承朱子之学和家礼的明清徽州,为了适应新的商业社会发展需要,人们以朱子伦理观为基础,同时吸收明清思想家重视个人主体精神、个人治生及"新四民观"等职业伦理思想,建构起一种新的商业伦理观。明清徽州以天理为旨归和价值目标,崇尚"勤俭治家"和"崇俭黜奢"的原则。在处理与家族、乡里、社会和国家等不同层面的公私关系时,践行朱子的公私之辨,以奉公和利公为原则与理想追求。秉承朱子义利观,将以义取利、以义制利和化利为义落实到经营和生活的诸多方面。徽商在经营中崇奉朱子的诚信观,以契约理性来规范商业经营。在看待士商(儒贾)关系及其职业伦理价值时,对朱子的职业伦理观既有突破,更有持守。     

晋国和三晋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治国思想的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第18次集体学习会议上提出:"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如鸟之双翼"的治国理政思想理论。其意是说,1.礼治(德治,或称儒家学说,)和法治(法治,或称法家学说)就像鸟的两个翅膀,把"礼"治和"法"治的施政两手共同应用才能治理好国家。2.德治(儒家学说)为主,法治为辅。综合起来,就是把礼治(儒家学说)和法治(法家学说)结合起来使用的学说,当然就是治国思想的主体了。只纯强调礼治(儒家学说)或者只纯强调法治(法家学说)是不对的。二者共同应用中,又要以德治教育为主,以法治为辅。     

孔子的礼乐美学思想

"礼乐之治"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学者陈昭瑛认为"礼乐之治"是孔子的理想政治,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徐复观认为"礼乐之治"是"儒家在政治上永恒的乡愁".①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对孔子的礼乐美学思想提出一些个人见解.概括而言,孔子以"中和"为原则,以"德义"为灵魂,以"尽善尽美""天人合一"为最高审美境界,形成了他的一系列礼乐美学思想.     

从儒家文化看明朝对琉球的外交政策

儒家传统天下观认为：中原是文明的中心．华夏文化处于独尊之位,华夏民族优于周边蛮夷之族。持有此种观点的封建士大夫们坚信：“自古帝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治天下者。”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封建王朝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关系,     

孙甫与范祖禹史论比较研究

在撰述旨趣方面,孙甫与范祖禹都希望宋朝的统治集团能以唐为鉴,探讨治乱兴废的原因。但在价值取向方面,孙甫重事功而范祖禹则偏重于儒家伦理道德。对于唐朝致治之本的讨论,孙甫主要是以具体的历史经验予以说明,范祖禹则总结为"治由君子,乱由小人"之说。二人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但是孙甫以防微杜渐为主,范祖禹则以防患未然为主。在评论人事方面,孙甫是从人情人性的角度出发,而范祖禹则以"义"、"礼"、"名"、"正"等儒家伦理和纲常秩序为标准。对于君臣关系的讨论,孙甫服膺法家的理念,要求君主对臣下保持威严,而范祖禹则要求君主对臣下应"御以至诚"。二人的史论还分别存在着持论偏颇和割裂史料强为史论等缺点。     

论谭嗣同批判荀子的成因

甲午中日战争后,在维新派中出现了一股批判荀子的思潮。其中谭嗣同的批判论调最为激烈。他这样做的原因有三:一,受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的强烈刺激,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从一名中国传统士人转变为一名积极学习西方的维新志士,开始清算造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君主专制体制,谭嗣同批判荀子正是出于反对君主专制主义的需要。二,受康有为维新思想的影响,谭嗣同把孔子孟子的思想作为中国民主平等思想的来源,他要在孔孟之后的儒家体系中寻找篡改孔孟思想、尊崇君主专制的元凶。三,荀子思想本身存在缺陷,其儒学思想是以君主专制主义为取向,推崇礼治。这成为谭嗣同批判荀子的学理依据。     

论"五四"时期儒家道统之接续

接续是指对儒家道统在承继基础上予以新时期之创发,是接与续的统一.在承继先秦儒家道统论、宋明儒家道统论基础上,现代新儒家吸纳新鲜元素而充实之,以重构现代儒家道统论.异构是接续传统儒家道统,构建现代道统的一种方式.通过对佛学、西学的批判、比较,以求其异,以此来彰显和重构儒家道统."五四"时期,在国内思想界人文主义回归的背景下,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通过反省传统儒学,以宋明儒家道统论为其理论渊源,通过中、印、西之比较而进行批判,分明壁垒,吸纳佛学的思辨体系或西学某些概念,以中西比较的方式凸显儒学特质之优长及其现代价值,现代新儒家试图以异构来接续儒家道统,复古有余而创发不足.     

论孙中山伦理思想的特征

孙中山的伦理思想涉及的范围较广泛,但主要之点在于四个方面,即一、关于“要恢复民族精神”的论断;二、关于“天下为公”的理论;三、关于反对贫富两极分化的思想;四、革命的人生价值观和生死观。前三方面是与其三民主义政治纲领相结合的,即第一方面为民族主义之伦理思想;第二方面为民权主义之伦理思想;第三方面为民生主义之伦理思想;第四方面为全方位地反映其人生价值观。以上四方面所具特征有以下三点:其一、传统性;其二、兼容性;其三、革命性。其中以革命性为核心。     

论高校教育在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对策

新形式下,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的形式趋向多元化,出现了许多不良倾向,而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是高校教育的重要任务。搞好新时期下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是当前高校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高校教育存在的不足直接影响了高校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正确认识目前高校教育在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发挥高校教育对,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引导作用。     

“鬼主”与圣权制——西南地区历史上的治理文化刍议

从唐宋至明代帝国对西南一些地域或族群联盟首领给予"鬼主"称谓,对此进行辨析和思考,可以理解西南地区历史上的国家化过程,并可探讨西南地域的"圣权制"及其治理文化。圣权制是一种有别于王权制的治理形态,关注人们与自然共处的观念体系、社会和谐的知识与认知体系,以及治理民俗知识体系,包括宇宙观、伦理价值观、神判制度、仪式信仰等等。历史上西南地区的治理文化偏向"圣治"与"理治",有别于三王之治以来儒家的"礼治"与"文治"。西南地区"治事之俗曰理"的理俗与儒家礼俗亦有不同,更多包含了民间的治理智慧,而非国家推崇的制度。从政治人类学来看,圣权制是一种人类早期重要的治理制度,从酋邦(国家)一直贯通到基层社会,由于历史上长期为帝国蔑用"鬼主"等概念定位,因而容易忽略其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和文化逻辑。     

一战华工的归国境遇及其影响——基于对山东华工后裔（或知情者）口述资料的分析

山东淄博周村是当年英法招募华工的重要站点。论文根据对＂周村华工＂后裔或知情者采访整理出来的65份口述资料,从华工归国所带物品、节余工薪的使用状况、归国后从事的行业、思想观念与自身素质的转变等方面进行了考察研究。比照当时知识界和政界对于归国华工影响力的乐观预期,得出结论：华工归国后的总体境遇不够理想,归国华工对中国社会所能发挥的积极影响极为有限,甚至其中不乏悲剧性的一面。     

试论美国奴隶制时期的黑人家庭

生活在美国奴隶制下的黑人奴隶被看作主人的财产,其婚姻和家庭没有法律保障,但黑人在特殊的生存环境中并未放弃这种最基本的权利,他们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家庭生活并形成了奴隶制度下特有的家庭观念。黑人在家庭中找到一种群体归宿感和个体身份,家庭生活是黑人奴隶在奴役和剥削下得以生存的重要策略。     

抗战时期旅日闽侨生存状况探析

从战争对平民伤害的角度来认识战争的本质,有助于理解国际间友好关系对于平民百姓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抗战时期,作为普通劳动者的旅日闽侨,因其“敌对国民”身份顿然成为特殊的群体,陷入极端困境,其生命、财产难以保全,身心遭受了双重伤害。他们传统的“一家两地”的生存模式因为战争而被扭曲、中断,承受了巨大的生存压力。本文运用日本警保局编撰的《外事月报》记载的战时旅日闽侨真实生活的若干史料,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考察战时旅日闽侨的生存状况,分析其特定条件下的行为与心态,从而为相关的华侨研究提供一些资讯。     

迁居对单位老年人日常生活社会网络的影响

社会网络对于老年人的日常活动与生活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系到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主观幸福感以及生活满意度等多个维度。本文以单位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观察、追踪研究、结构访谈、案例剖析等质性研究方法,对比迁居前后单位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状态,分析迁居后单位老年人应对新居住空间与原有社会交往空间分离下的日常活动与交往模式的调整与变化,重点剖析迁居老年人与原单位社区之间的互动,进而归纳迁居对单位老年人社会网络的影响机制,并从老年人迁居与社会交往的互动关系的角度提出相关的老龄政策。     

Growing up in the shadow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European perspectives

In this Special Issue, the authors explore the various ways in which the Second World War shaped children's experiences in the post-war period. They map the multifaceted interest or non-interest of states all over Europe for children in the years after the war, filter out groups of children who recall that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ir childhood, and investigate the childhood policies directed towards them, as well as their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the memories they foster about their childhood. In addition, they have included case studies from Wester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with the aim of sparking a debate as to whether it was only a similar lifecycle that war children in early post-war Europe shared, or if they also had some life experiences in common.     

百人会与美国华人社会

建立于 1 990年的“美国华裔百人委员会” ,简称“百人会” ,是美国社会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华人社团 ,该组织的成员大多是在各自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的精英。在这种背景下 ,该组织在过去的 1 3年里积极充当美国华人的代言人 ,架起中美交往的桥梁 ,为提升美国华人的社会地位、促进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该组织也深受中美两国政府关注。但遗憾的是 ,至今学术界少有人对它进行全面研究。本文从“百人会”成立的背景及其发挥的作用等方面进行分析 ,以填补美国华侨华人研究的这一小空白。     

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建立与运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央与省之间曾设立大行政区一级地方政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具体管理和处理所辖省、市的民主政权建设、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秩序等工作。大行政区政府既是比所辖省市高一级的地方政权机关,又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在当时各地区革命发展极不平衡、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省以及省以下地方政府的条件尚不具备的背景下,实行过渡性的大行政区建制,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和实行管理是符合当时政治经济形势要求的,有利于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对大学新生心理矛盾状况的分析与思考

大学新生心理矛盾的调适正确与否,可能会影响其一生的行为方式,并且与其人生观、价值观和健全人格的完善密切相关。因此了解和掌握大学新生的心理矛盾状况及其形成原因,提出相对应的可行的解决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旧金山对日和约》再研究--关于其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处理及后果

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主权本属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占领,日本战败后理应由中国收回,但1951年美国起草和主导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只表明日本放弃这些岛礁,未明确主权归属问题,为的是防止中国(大陆)从<对日和约>中得出对中国主权有利的结论来.<对日和约>如此处理主权问题为日后两群岛"主权未定"论埋下了祸根.     

CHATTING ABOUT MARRIAGE WITH FEMALE MIGRANTS TO SYRIA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women migrating to Syria from Europe has not only drawn the attention of the media and the security forces but also of researchers. Publications often either undervalue or overvalue women's agency, presenting them as victims of unscrupulous men or foregrounding their militant activism. As many authors work in the field of radicalisation and terrorism studies and use public online posts, they focus on the more radical, activist women who are keen to present themselves to the world at large. In our research project we work with a different focus and employ a different method. Our interest in how these women arrange their marriages and our use of private chatting produces other kinds of knowledge. In contrast to what labels such as ‘jihadi brides’ suggest, the women themselves desire to live under IS rule, while IS increasingly regulates these marriages. Rather than desiring to become female fighters or recruiting others, they see themselves as responsible for domestic life and attempt to normalize life under IS 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