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陈寅恪

胡适与陈寅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两座巍峨山峰。他们之间建立联系,从陈寅恪一面,经历了一个从反到正的过程。而一旦从精神上形成沟通,两人便在学术上互相切磋,人生上互相支持,结下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不渝友谊,演绎了现代文化史上段段学术往还砥砺的佳话。     

陈寅恪与陈述的学术交往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陈述(1911—1992)与陈寅恪(1890—1969)两位学者的交往是不容忽视的一页。在1936—1942年期间,陈述与陈寅恪二人历家国之难、流离之苦,而交往不辍,严谨治学不改,确实难能可贵。二人的学术交流有着牢固的基础。     

一部客观真实的陈寅恪传记

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了吴定宇教授的新著《守望:陈寅恪往事》。该书除自序、结语之外,分五章,总50多万字。陈寅恪是20世纪中国学人的杰出代表,为中国学术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读懂了陈寅恪,就读懂了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但是,要读懂陈寅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该书叙述了陈寅恪曲折坎坷的人生,展现了他不同寻常的求学经历、治学生涯、治学方法以及终身守望     

教授们对陈寅恪的敬重

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诗人、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陈寅恪其学问之大,不但从其学术成果上可以看出来,从别的教授对他的敬重上也可见一斑。     

钱穆的学术史方法与史识——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

钱穆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是最核心和基本的。他从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出发,吸收继承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相关思想成果,从学(科)术分类和研究方法论两个层面对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作了许多新的阐释。他的这些思想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既有重要价值,也有不少局限。     

两位文化巨人陈寅恪与吴宓的晚年交

管鲍故事是中国人友朋相交的最高境界,向为人们所称道,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两位巨子──陈寅恪与吴宓之间的友谊,是可以比之管鲍而不愧疚的。陈寅恪生于1890年,比吴宓大四岁,两个人相识是1919年初在哈佛大学留学时期,经陈寅恪的表弟俞大维的介绍,开始订交。以后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论是顺利也好,挫折也好,他们总是真诚不欺,相濡以沫,共事于清华国学研究院。1944年年底,吴宓从昆明西南联大去成都看望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当时寅恪先生右眼已失明,住进了医院。吴学昭女士的《吴宓与陈寅恪》一书所…     

浅析陈寅恪与费正清对中西文化的态度

虽然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有许多争议,文中选取两位学贯中西的史学家陈寅恪和费正清,从他们身上我们或许有新的答案。学术界最近注意到陈寅恪其人其学,但是人们对这位大史学家的了解还有限,陈寅恪的基本文化态度,就是是不忘记本来民族之地位认为。同时对于费正清的坚持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来研究现代中国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也是他可贵之处。     

百年学府纪闻(三)

史学家陈寅恪,学识渊博,精通10余种文字,曾游学日、欧,在巴黎、柏林的各大学研究讲学10多年,西洋不少汉学家曾从其学。陈寅恪壮年即驰名中外,堪称史学泰斗,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编》、《元白诗笺论稿》、《唐代政治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疏证

陈寅恪1931年发表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责任》一文,尽管常被学界引用,但此文言简意赅,实值得仔细研究。其产生的历史时代背景是国民政府北伐之后将清华从一所民国初年成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改制为一所国立大学,学校的制度和学科发展经历了深刻的变革。陈寅恪此文正反映了这一变革过程中对中国学术的反思和对清华发展的总结与期待。一方面,陈寅恪在到清华任教多年之后,其背负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使得他非常看重民族与学术的独立;另一方面,他又不忘以他在海外游学多年的观察来评判中国学术过去从旧学到新学的转变中所存在的得失,对中国学术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一些反思性看法。     

文史殊途——从梁启超、陈寅恪的陶渊明论谈起

本文尝试通过对梁启超与陈寅恪的有关陶渊明论述的梳理,说明在现代的文学史研究中,有些研究结论的差异乃至于学术争鸣,实际上是由于研究者的关怀所在以及他们接受的学术训练不同造成的。梁启超的由文入史和陈寅恪的由史入文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径。     

陈寅恪与牛津大学

陈寅恪曾被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 ,却终未到任。中国中英文化协会和英国利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大学中国委员会在聘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陈寅恪赴英受阻是由于战争令交通中断的说法并不准确 ;令陈滞留香港的很可能是当时一些中国外交官掺杂了政治和外交因素的做法。英国汉学家修中诚与陈寅恪商定在牛津大学开展中国历史研究的计划和有关信件 ,展示了陈寅恪的学术抱负。     

陈寅恪史学个性的再探讨

陈寅恪治学,素以坚守"学术独立"的个性为人们所钦佩,然其中饱含的忧世淑世精神及理性处置求实与"取鉴"关系的守则,同样值得关注。观其历史研究的种种实践和中年以后一再倡导的"新宋学",除了旨在从方法上建构一种考据与义理兼修的现代学术理想境界外,实际也与此种关注世运,希冀民族文化复兴和国家富强的情结深切相关。探讨和进一步厘清这些问题,显然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陈寅恪史学的个性及其时代特征。     

敦煌学与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思潮

敦煌学从产生到繁荣发展的百年历史兴衰,与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思潮密切相关。本文从现代学术、新文化运动、爱国主义、中国文化复兴四个方面论述了敦煌学与现代学术文化思潮的关系。     

吴宓与陈寅恪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上,吴宓与陈寅恪是两座傲然挺立的连峰。他们的交往始于1919年哈佛读书而止于1969年陈寅恪辞世,期间正好是50年。在这50年里,他们惺惺相惜,扶助前行,特别是身处人生坎坷网境时,二人更是同气相求,濡沫以共,其友谊在学人中堪称典范。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中,     

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史学系的学术关系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是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两个极重要的学术阵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两者建立起紧密的学术关系。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研究人员不仅纷纷到北大史学系兼课,而且通过对北大史学系课程进行改造,使两者在学术精神上达到一致。其结果是,一批深受史语所学术精神影响的“尖子生”被培养出来,并被选入史语所工作。北大史学系某种程度上成了史语所的人才库。另一方面,史语所的学术精神,也通过北大史学系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发生着持久性的影响。     

闻一多与李小缘往来尺牍九通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以下简称"文研所")是教会大学系统内一个比较有名的学术机构,与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所和华西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有密切的关系.     

陈寅恪的“晚清情结”与他同胡适的关系

陈寅恪和胡适都是对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影响甚大的一代宗师,但他们不仅在文化观念、治学方法和治学领域上颇不相同,而且在与政治当局的关系上也迥然有别。胡适始终与政治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而陈寅恪一向疏淡于政治,甚至不屑于与政治人物交往。即便如此,他们之间却一直保持着非同一般的信赖与推重。特别是始终坚守“独立之精神”的陈寅恪,在蔡元培去世后居然不顾国民党当局的用心,有意力荐胡适继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并在1948年12月“出人意料”地随胡适     

西学方法、考据传统与中国现代学术典范之转移——以胡适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为中心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经典著作对新学术的建立有着突出的示范意义。西学东渐背景下,借鉴与融会西方学术方法成为中国现代学科创建的前提条件,而清代考据学方法对新学术经典的创立也起到了十分突出的作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这两部现代学科的经典著作,亦均凸显了西学方法与考据传统在新学术典范转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现代学术奖励制度的创建

中国现代意叉上的学术奖励制度,是民国时期效仿西方学术体制逐渐创建的.尽管新式学术社团及学术研究机构最早创设了各种名目的学术奖金,最先移植并尝试建立现代学术奖励制度,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现代学术奖励制度却是在政府主导下真正创建起来的.国民政府对学术成果奖励标准的拟定、修改及方法,乃至在付诸实践中不断完善的事实表明,中国现代学术奖励制度实由政府主导.教育部颁布的<著作发明及美术奖励规则>.堪称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采用量化标准来奖励学术成果之集大成者,也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奖励制度建立的重要标志.     

试论滕固现代绘画史学中的“德国模式”

民国时期的学者滕固曾留学德国 ,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中 ,作为德语国家文化与学术模式在中国的重要代表人物 ,吸收德国的现代艺术史学方法 ,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第一次把西方“风格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国绘画史研究 ,成为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第一位具有现代艺术史学意识的专业的艺术史家。其“德国模式”的绘画史学方法在中国现代绘画史学的发展过程中 ,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