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央回归治黄的序幕:南京国民政府初步介入治黄问题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在1933年9月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以前已经在治理黄河问题上有所谋划和举措。国民政府介入治黄的背景与其导淮政策密不可分。国民政府在黄河与淮河治理次序上先后经历了"淮黄同治"与"先淮后黄",而后迫于各方压力又不得不对"先淮后黄"的政策做出修正。国民政府介入治黄是宣示其对于孙中山政治遗愿的继承,也是彰显其政权合法性的一种标志,一定意义上还是整合黄河流域各军阀势力的一个恰当借口。黄河对淮河的影响关系也使得国民政府在导淮的同时不得不顾及治黄。国民政府各部会介入治黄,则怀有政治企图或有所束缚。受以上因素的影响,国民政府在治黄问题上表现目标不一,政令多变,协调乏力,效果不彰。国民政府初步介入治黄的表现与特点,预示日后黄河水利委员会亦难有作为。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

抗战初期大规模的厂矿内迁运动和战时后方地区工矿建设的勃兴,都与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有密切关系.在战争状态下建立和运作的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及工矿行政机构,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总体经济方针,参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与战时工矿业相关的法规和措施,表现出若干带有时代特征的新气象,取得了比较明显成效,在一定程度体现了政府在发展后方工矿业中的积极作用和主动精神.     

蒋介石与战时外交体制探析——以宋子文使美为中心

国民政府战时外交体制的功用,体现在重大外交决策以及人事安排上,其特征就是高度集权于蒋介石个人。自1940年6月起,宋子文以蒋介石个人代表的身份长驻美国期间,直接对蒋介石本人负责,与蒋介石之间的重要联系力求绕开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外交部,也绕开驻美大使胡适,对美交涉成就显著,是战时外交体制灵活、高效、保密且成功运作的范例。蒋介石的最高决策地位,既是战时外交体制的基本特征,也是这一体制得以维系运作的重要因素。战时外交体制的确立,固然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集体抉择,但对战时外交体制的认同却是非常复杂和难以掌控的,其运作过程的稳定性也就难以保证,这也是战时外交体制的主要局限性所在。     

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决策机制初探

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决策机制初探张连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演变是政局走向的关键。近年来,学术界对国民政府战时外交政策和战时中外关系的研究正逐渐深入,但对战时外交决策的权力结构、决策中枢的地位与作用及决策程序与模式却少有文章涉猎。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     

抗战时期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述论

抗战时期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述论张瑾成立于战时重庆的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以下简称学审会）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改革高等教育,促进学术研究的重要举措,也是民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学术审议制度的创始。从学审会的酝酿、成立到实际运作,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对战时科...     

四联总处与抗战初期上海金融市场变动

抗战爆发前,中国整体金融经济发展势头表现良好,已形成上海金融中心。金融实力侧重于华东地区,表现出银行存款过多、资金流动不灵活、实业建设投资较少等特点。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意图实行工业地理格局大迁移以及相应的金融机构布局调整。为调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等金融力量应对战时金融所需,国民政府在上海初创四联总处,借此提升中央金融管制权力。四联总处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稳定金融市场的目的,央行获得管控中行外汇的主动权,统筹四行资金贴放工商业建设,铺设四行金融网将金融力量转移到内地。国家金融中心顺利从战前上海整体转移到内地大后方重庆,开展抗战金融的特殊运作模式。金融力量与战时中国共同进退。     

论三青团对浙江地方基层政治的影响

三民主义青年团是战时国民党成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团体,其存在时间极为短暂,却对国民党的政治、党派关系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强对基层政权的渗透与控制是战时国民政府加强中央集权,实施战时动员的一个重要措施,同时也是民国时期中央政权进行社会基层改革的一个重要手段。本文选取浙江三青团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浙江档案馆、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以及杭州市档案馆等所存的有关档案与资料,重点阐述三青团渗透与控制浙江地方基层政治,从中折射出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基层政权的运作,以及中央政权向基层政治渗透的途径及效果。     

袁隆:向毛泽东汇报“治黄”

1948年6月16日,华北、华东、中原解放区历经半年多的筹备,在山东济南联合召开了统一的治黄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成立会议。三大区各推举三名委员,组成由九人组成的委员会。华北区为王化云、张方、袁隆,但袁因故未能成行。华东区为江衍坤、钱正英、周保琪;中原区为彭笑千、赵明甫、张慧僧。会议由山东省政府副主席郭子化主持,中央财政部黄剑拓、山东省政府主席康生、华北人民政府邢肇棠、中原人民政府彭笑千相继发言。嗣后召开黄委会第一次全委会,报告了各解放区治黄工作,讨论了治黄方针、任务和黄委会组织章程及驻地事宜,历时五天。7…     

战时川康烟类专卖与战时财政（1942-1945）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大规模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全面抗战开始,中国举国进入战争状态。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正式宣布迁都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的规模,从事更持久的战斗”。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为了支持战争,积极致力于建立战时经济体制,在金融、财政、经济政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战时措施,战时专卖政策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拟从战时烟类专卖政策切人,对国民政府的战时特殊财政政策做一浅略评述。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出版

由崔国华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近日已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共计36万字,13章,内容涉及战时财政和战前国民政府财政概况,战时财政收支系统及一系列政策,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政策及战时专卖、税制等多项政策演变、完善,稳定战时金融诸项办法等等,这些     

当面顶撞皇帝的治黄总督靳辅

数千年来,中华儿女为治理自己的母亲河殚精竭虑、前赴后继,令人感叹.而敢于当面顶撞皇帝,始终坚持自己的治黄正确意见并成就了一代治黄伟业的大清河道总督靳辅,则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河下游泛滥,苏北黄、淮、运河等决口百余处,海口淤塞,运河断航,南北漕运受阻.康熙帝下决心治河,于十六年谕旨靳辅任河道总督,实心河务,"辨其水势,疏其故道",拿出"一劳永逸"的方案.     

论国民政府的法币价值稳定政策及其在抗战中的作用

法币制度是国民政府为了应对日军试图摧毁中国抗战能力而制定的,所以评价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时不能忽略其对抗战的作用。国民政府应对日本货币攻势的措施之一是稳定法币的信用,其二是防止日方的外汇夺取。本试图通过考察战时体制下国民政府的法币稳定政策、日本攻击法币的状况和法币作用的变化以及英美法币援助政策,汪精卫政权的储备银行券和法币的对立等,探讨国民政府战时法币政策的意义和局限性。以及战时货币政策遗留的影响和战后通货膨胀的原因。     

四联总处对战时银行机构的法律监管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最高金融机构——“四联总处”通过一系列立法活动加紧对银行机构设置、业务范围及业务检查等工作实施监管。监管目的在于维持战时金融经济运行的稳定,保障战时国家财政经济的金融需求,有意强化中央银行职能,以建立国民政府的金融垄断体制,对战时中国金融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受国民政府实行的多元化银行监理体制的影响,机构设置重叠,事权未能统一,四联总处对银行的监管力度与监管实效明显不足,致使战时通货膨胀日益加剧。     

日本侵华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之考察

日本侵华时期,国民政府对陆军武器装备建设较为重视,其可划分为两个阶段.1931.9-1937.7为第一阶段,属平时建设时期,国民政府为了适应对日备战与陆军整编的现实需要,在其成立初期陆军武器装备建设的基础上,一边大量引进德造装备,一边积极谋求兵器自给,使国民政府陆军的装备水平有了一定改观;1937.7-1945.9为第二阶段,是战时建设时期,国民政府以保证军队对武器装备的需求为目标,凭借外购以及战时的兵工生产与外国军火援助,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了国民政府陆军的装备水平,支撑了国民党陆军的抗日作战.但从历史的纵向角度看,国民政府的陆军武器装备建设,无论战前还是战时,均存在着严重缺陷.     

试析战时贸易统制实施的阶段及其特点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即转入战时体制,并对战前所执行的种种措施加以变革,以适应战时局势的变化。在这些重大变革中,对外贸易政策上的演变极为显著,而且这些政策还随着战局的变化不断加以修正与变更。本文即主要依据原始档案资料,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及其属下国营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有关资源委员会及特矿产品出口统制不在讨论范围之内）,深入分析战时国民政府各个阶段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内容及其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于战时统制贸易政策的作用予以客观的评价。     

试论抗战时期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 ,随着日军的疯狂进攻 ,我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被迫西移。为保证后方货币资金的融通 ,支持战时财政 ,扶植战时经济 ,在建立战时金融管制体制的同时 ,大力发展西部地区金融业 ,已是国民政府实行战时财经政策的一个重要措施。研究抗战时期西部地区的金融业 ,对于了解战时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评价国民政府战时金融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抗战前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抗战以前 ,我国金融机构因东南、东北经济交通事业发达 ,大多云集沿海地区。至于西南西北各省 ,除少数重要城市设有分支行处外 ,其较偏僻之地尚少设立。 1 9…     

抗战前国防危机加深与国民政府整顿军备——以马政建设为中心进行考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出于整军备战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筹设中央马政机构、制订计划、整顿军牧场、筹建种马牧场和培养人才等措施推进马政建设,这是中国借鉴国外模式长远规划马政的开始。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马政设施已略具雏形,建设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就。但外敌入侵和国内政治环境,致使国民政府马政推进受到严重干扰,战时军马补充困难。     

抗战时期四川手工棉纺织业的暂时繁荣

抗战爆发前,四川手工棉纺织业已经衰微,手工纺纱因无利可图被生产者所弃,同时部分手工织布因技术有所改进而得以继续存在。抗战爆发特别是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后,四川成为其"抗战建国"的重要基地,军需民用浩繁使棉纺织品需求激增。但是,四川原有的棉纺织生产能力无法满足战时需求,其中棉纱短缺尤为严重,国民政府希望通过提倡手工棉纺织业满足战时所需的同时稳定市场与社会秩序。在政府政策措施的刺激下,四川手工棉纺织业不仅起死回生且部分技术较之战前还有所改进,在战时棉纺织品的供应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这只是战时机器棉纺织特别是机纱生产能力不足情况下的暂时繁荣,其技术进步不具有可持续性,并非战前四川半工业化现象的延续,更未如战前中东部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一样形成半工业化模式。     

关于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

关于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李学通目前对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问题,特别是国民政府在战时经济中的作用的研究,虽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这一专题在整个抗战史中的研究地位还很不相称,因此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我们对大后方经济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认识。我就几个问...     

边疆·卫生·抗战:全面抗战时期西北地区医疗卫生建设述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北地区的国防地位日显突出,国民政府为了保证抗战的顺利进行,开始推行战时西北卫生计划。为此,国民政府设立了西北卫生专员办事处,统筹西北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协助各省建立地方卫生行政体系。在此基础上,西北各省开展了一系列的医疗卫生建设,以满足发展地方卫生、应对战时需求和服务国家抗战的需要。但由于中央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