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政工人事与军队中央化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设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大力发展军队政治工作,期望以此提振军队战斗力.独立于部队的政工体系,一向是国民党推进军队中央化的重要工具之一.抗战期间,通过人事安排及干部的培养与调训,蒋介石利用黄埔系进一步巩固拓展了其对全国军队政工体系的控制.这一系列政工人事运作,无疑推进了政工人员专业化及军队中央化,然...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当局的民众动员和舆论宣传

战争不仅是双方军事、经济上的竞争,而且也是政治上,特别是民众动员和舆论宣传的竞争。全国抗战爆发,由于大敌当前,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胁,国民党当局对其在十年内战时期施行的镇压人民、禁锢人民抗日要求的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转变。 一、民众动员 全国抗战之始,本省为适应战时工作的需要,     

梁寒操钟情粥文化

民国政要梁寒操是广东省高要县人,少小即有"高要才子"之称。1923年他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后加入国民党。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中央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部长、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1949年去台后,任"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关于他的一些政治生涯,都已广为     

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的党务整顿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蒋介石命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加强了对国民党的党务整顿.朱家骅通过组织与人事的调整,试图控制各省市党部,加强基层党部的督察,树立党部形象；提高县市书记长地位,推进基层党政融合.朱家骅的党务整顿受战时政治环境之限制,党内派系严重.在平衡派系政治的需要下,党务整顿被蒋介石所废止,但开启了战后党务革新与改造的先河.     

略论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与民众的关系

军队与民众的关系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条件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一段时间中,国民党抗战路线比较正确,作战也努力,这时军队与民众的关系也较融洽。但由于国民党没有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后方勤务设施不健全与执行群众纪律不严厉,使一部分军队既不抗战,还祸害民众,军民关系恶化,矛盾的性质起了变化,老百姓对军队彻底绝望,便自发起来抗战与反抗军队的祸害。抗战的实践表明,只有政党实行了政治改革,采取了维护军队与民众关系的有效措施与纪律,军民关系才能融洽、有民众支援的作战就能取得胜利,反之就失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演变

中国国民党及其前身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坚持暴力革命立场,因此在党务机构里设置军事机关。1924年7月,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成立,其决议案之一是设置军事委员会,“此时的军事委员会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一个机构。”     

白俄妇人强赖车资

昨国立中山大学委员会,国民党特别党部,教职员,全体学生会,致电南京党政府及各机关云：南京中央党部政治会议国民政府蒋总司令钧鉴,各省市党部省政府各农工学商团钧鉴．近闻有人建议将东南大学改名国立中央中山大学,闻者皆骇其不通。按国民党党部政府有中央,     

中央训练团

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于1939年3月1日在抗日战争时期陪都——重庆浮图关成立。其前身为“武汉珞珈山训练团”、“庐山军官训练团”、“峨眉山军官训练团”。该团名义上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委员会领导,实际上一切人事、训练、组织等项工作,均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负责人陈果夫负责主办。以开办党务政治人员训练班为主体。专门对国民党党、政、军及其他团体中的中级以上人员施以短期训练,每期一个月至半年,毕业     

试析抗战时期国民党民众动员能力不足的主耍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充分调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制定并实施了民众动员政策.但是由于其阶级局限性,经济上实行统制政策,政治上坚持个人独裁和国民党一党专政,文化上禁锢抗日言论、摧残进步文化,且不断制造国共摩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其史治的腐败等原因,造成其民众动员能力严重不足,致使国民政府形成了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     

李汉魂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粤省党务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迅速占领中国大片领土,华南沿海地区亦相继沦陷。作为华南地区的中心,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广东省地缘优势显著,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也始终没有放弃在广东的党务活动,不断作出党务机构和人事的调整,协调军政相关力量,为抗战工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努力。李汉魂作为战时广东省政府主席,长期担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以其为中心考察粤省党务,可以管窥"党政联系"下国民党的党务开展及其党权虚弱和派系纷争,从而认识到标榜"以党治国"的国民党,显然无法通过地方党务的运作在华南担当起领导抗战的重任。     

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期间一件批签手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开始了同国民党的正式谈判。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进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接触和高级会谈。1937年,周恩来在延安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后,于12月18日抵武汉,参加了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代表团的领导工作。周恩来主要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个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政治部部长,并要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同意出任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参谋教育体系初探

战时国民党军事教育为抗战中的中国培养了大量军事人才,参谋教育因其专业性,显得更为重要。一般认为军令系统是军队大脑,参谋教育无异于为大脑提供脑细胞。军令部主管战时参谋业务,兼及参谋教育。在军令部主持下,形成了陆军大学、参谋补习班、特训班为主轴的高中低三个层次的战时参谋教育体系,军令部在参谋教育体系规范的建立、参谋教育部门的监管、毕业人员管理以及战时战术思想统一方面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从而为各级参谋部门培养了大量人才。当然,军令部战时参谋教育也存在自身的缺憾。战时参谋教育可谓战时军事教育的缩影,能够展示烽火年代军事人才培养的点滴侧影,体现中国国民党军事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     

邓演达与军队政治工作的创建

军队政治工作在中国的出现,源于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年,孙中山效仿苏联红军,首先在黄埔军校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后来,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积极主持下,广东政府又在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军队中普遍地建立起党代表和政治部,并成立了政治训练部     

军事冲击下的政治改革--1944年国民党对政治改革的考量和内部决策

以外媒的批评为契机,从1944年初开始,蒋介石曾打算刷新抗战七年来国民政府在行政和人事上积累的弊端,但后来由于日军发起一号作战,此计划终止。然而随着战局的不断发展,其内部要求政治革新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并逐渐发展为一场要求改革人事的革新运动。面对内外各种压力,蒋介石有一个观望的过程,最后在时局的逼迫下,蒋不得不调整行政院以及中央党部等各机关部门人事,成为抗战爆发以来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中央机关最大的一次人事调整。1944年的人事调整和改革,是国民党为应对日军一号作战引发的军事以及政治危机,而进行的一次体制内的自省,改革政局的走向,完全取决于战局的发展。面对1944年国民党的危机,蒋介石作了一个通盘的战略布局,即以改革人事、建立战时内阁以及计划访问英美等三项措施,来分别应对国民党内呼吁刷新政治、中共要求建立联合政府以及英美督促加强军事等内政和外交上的各方压力。改革的过程和决策心理,充分体现了蒋在处理政治危机中的思维特征和政治手腕。     

中国国民党早期军队政工制度的演变:1924-1928

在孙中山的“党治”理念及苏联“党军”体制影响下,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改组后积极倡行“党在国上”、“党在军上”的政治制度,在黄埔军校教导团时代,即仿效苏联红军实施以党代表为中心、以政治部为具体实践单位、辅以自上而下建立党部的三位一体的政工制度。1925年7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这一体制在黄埔军校生为主体的军队内基本保留。因国共间的猜忌,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随着“清党”运动而产生重大变异,党代表制废除,政治训练部地位下降,军队党部更是形同虚设。试图控制军队的国民党,却被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人反控,形成了事实上的“以军干政”、“军强党弱”现象,成为此后影响民国政治走向的一大因素。     

周恩来的“迟到”与“早退”

抗战期间,周恩来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部长是陈诚。我在政治部看到周恩来,大半是在做“总理纪念周”的时候。陈诚常在前线,回渝时必主持总理纪念周,而周恩来也在此时必定到会。那时的常规,讲台上无座位,仅是主持人站在台上讲话,与会的人一律     

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名流内阁”第三厅

1938年4月1日,在武汉三镇熊熊燃烧的抗日烽火中,主管抗战文化宣传的机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1938年3月,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出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直接分管第三厅。这是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的唯一要职,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中的一件大事。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由中共长江局和周恩来直接领导,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抗日宣传活动。本文资料来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七七二(军委会政治部)全宗档案。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记大后方抗战文艺界的募捐活动

抗战期间, 大后方的募捐活 动轰轰烈烈如火 如荼——或是支 — 摇前方将士,或 是救助受难同 胞,真正体现出 了“有钱出钱,有 抗战时期的郭沫若 力出力”的爱国主义精神。其中进步文艺界的成绩尤为显著,在周恩来同志和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它成为了唤醒民众、团结战斗的有力武器,并且积极地推动了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 唤醒民众一曲爱国主义的颂歌 : 1938 年初,国民党曾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名义于武汉召开了一个“抗敌运动大会”,由于他们只相信“有钱的人不会捐,愿捐…     

俄制东输:国民党军队党军体制的起源(1917-1923)

苏俄开创的以党领军的军事体制,高度重视军队政治工作,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驭军模式。共同的革命利益,使苏俄和国民党逐渐走到了一起。苏俄顾问诊断出国民党军事运动和党务建设的多重弊病,努力劝说孙中山改组政党,加强军队政治工作,以党领军。苏俄及其在华顾问为党军体制的东输做出了贡献,助推了中国军事、政治的现代化。党军体制的东输,对国共两党的政党与军事建设,影响深远。     

九一八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

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全体同胞共同奋斗的结果,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结果,其中国民党及其军队主要负责正面战场作战,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主要负责敌后战场作战。绝大多数学者能够客观、理性、准确地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但也有人片面强调正面战场的抗战功绩,贬低甚至否认敌后战场的作用。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率先擎起抗日大旗,直接对日宣战,领导并坚持敌后抗战。更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对国民党予以必要的让步,提出并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建立,成为局部抗战时期最大的政治成果,也是全面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政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