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立和完善环境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思考

环境污染纠纷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对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环境行政调解弥补了法律诉讼的缺陷,节约了司法资源,容易让民众接受,对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需要大胆创新,不断完善环境纠纷的行政调解制度。     

黄土高原民众生存状态的历史考察国际学术研讨会

黄土高原是地球上面积最大的黄土区,在中国以至东亚的人类文明进程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区域民众赖以生存、生产、生活的家园,黄土高原承载着芸芸众生数千年来的得失、悲欢、成败。基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崭新视角,对黄土高原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历史值得进一步探索。     

论行政裁决之法律救济

行政裁决制度是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着我国依法行政的实现进程。对行政裁决的法律救济应以行政裁决的价值目标为基点,根据行政裁决范围、种类、行使方式及当事人的诉讼标的的不同,灵活确定不同的法律救济模式。     

衙门八字开

“官司”一词,本意为“让官员掌管、判定”,后来引申为诉讼。封建官场中,能秉公执法的“清官”固然有之,但是许多贪官污吏多有混淆黑白、指鹿为马的秽行。许多民众求告无门,于是就有了一种请求、委托他人帮助或者代理进行诉讼的社会需求,“律师”便应运而生。（画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识字运动浅论

自1929到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识字运动持续了近二十年,把清末以来的简易识字教育发展为一项以基础识字教育为核心,涵盖教育、政治、社会多层面内容的系统教育工程。识字运动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参与配合,以民众教育馆为社会管理机关,民众学校为基本组织形式,民众图书馆为"活的教育中心",学校式和社会式两种教育方式同时进行,在提高国民素质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成为民国教育领域中的一大亮点。其成败得失,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文本、话语与现实——元代江南“好讼”考论

在元代文献中,江南地区普遍呈现出"好讼"现象,但相关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主观建构的话语,而非对诉讼状况完全"客观"的记录。在这种话语中,现实司法压力几乎完全转为对民众"好讼"之风的批判,诉讼的合理性以及造成司法压力的根本原因皆被排除在话语之外。这一话语之所以在元代盛行,既根植于元人的"贱讼"观念以及对江南风俗的负面印象,亦是元代国家和江南地方官员应对"滞讼"困境的一种策略。从现实情况来看,元代江南民众的确有以诉讼解决纠纷的倾向和惯习,但诉讼的可能代价又使其不能不有所顾虑。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诉讼通常是两难下的权衡。     

《河川的归属——人与环境的民俗学》

正河川是自然环境,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共有资源(commons)。民众作为现实生活中的能动者,具有需求、利用、争夺和占有资源的实践意识,其行动所引发的冲突、摩擦、仇视与斗争等人际纠纷都亟待解决。因此,为了实现人际关系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个人(家族)、聚落、地域(流域)和国家分别从各自的层面对社会纷争展开协商、调解、诉讼和裁决,也介入共有资源的使用、管理、运营和其他活动。日本东京大学菅丰教授所著《河川的归属——人与环境的民俗学》一书,以日本新潟县山北町大川乡的鲑鱼捕捞为个案,探讨了地方共有资源在内外部机构相互牵制与博弈的过程中延续至今的历史脉络。     

水利秩序与蒙旗社会——以清代以来黄河河套万家沟小流域变迁史为例

黄河河套万家沟小流域的变迁史呈现了水利秩序构建与蒙旗社会演变之间的关系.清代以来,在"走西口"的历史进程中,河套地区逐渐从游牧社会向农耕社会过渡,农田水利渐次开发,定居村落大量形成.在共同的地域空间中,围绕着万家沟清洪水的开发和利用,蒙汉民众交往愈加频繁.地方社会自发地形成了以"村落"为中心的用水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灭蝗动员——以抗战前的江苏省为例

社会动员是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又是灾害救治的必要手段。抗战前,作为国民党统治核心地区的江苏省发生了严重的蝗灾。为了动员民众扑灭蝗灾,江苏省进行了组织动员、宣传动员、奖励动员和情感动员,建立了一个多维立体式的社会动员网络,有利于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捕蝗行动,增强其捕蝗意识,此对治理蝗灾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由于灭蝗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区域协作机制,动员对象又更多依赖行政力量与乡村精英,动员模式存在强制性和脆弱性,故其治理成效相当有限。考察抗战前江苏省的灭蝗动员,有助于理解国民党政权的救灾模式及其社会动员能力。     

隔阂与对立:战后初期上海社会中的“重庆人”与“上海人”

持久的抗日战争,从空间上将中国界分为沦陷区、大后方和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战争对沦陷区和大后方两区域民众的社会地位、自我认识,以及看待彼此的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抗战结束后,在复员与接收背景下,伴随着国民政府在关涉收复区人切身利益的政策上的失位和举措不公的惩奸运动,复员人员与收复区民众之间发生普遍冲突,并泛化到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的对立。本应是举国欢庆胜利,收复区民众却发现自身因曾被敌伪统治,成为不具备享受胜利资格的“他者”,身份认同处于一种缺失状态。战后在上海社会中盛行的有关“上海人”与“重庆人”的讨论,即反映了这一现状。     

地域文化的悲情叙事——以汕尾陆丰地区鬼节为例

进入农历七月,陆丰大部分地区便进入了“鬼月”,整个“鬼月”,各地会举行一系列普遍而盛大的仪式,以普度孤魂野鬼。在长期而反复的仪式展演中,鬼节成为区域民众的一种集体记忆,表达着他们的悲悯情感和地域认同观念,并在整体上形塑了他们的地域性格,进而对地域社会的发展和民众日常生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民间信仰氛围浓厚的陆丰地区的一种“标志性文化”。鬼节之盛,固然与民间信仰神秘的“后台”有着莫大的关联,但节El本身所蕴含的区域历史与民众情感却应该是其更深层次的原因。     

毛乌素沙地全新世孢粉组合与气候变迁

<正> 毛乌素沙地位于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的过渡地带,气候由半干旱向干旱、植被由草原向荒漠草原过渡。生态环境脆弱,敏感易变。最近一万年以来的地层记录表明,植被景观和气候的干湿冷暖变化是多旋回性的。本文通过对全新世地层的解剖分析,试图     

明清道教神仙功能的民众化探析

明清时期道教的发展呈现出较为突出的民众化趋势。在神仙功能上,唐宋以来道教的救世度人的群体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明清道教所崇祀的神灵,均与民众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能够帮助人们解脱现实苦难,诸如关帝、送子娘娘、八仙等等。这一民众化过程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民众的功利性心理需求,从而为神仙信仰赢得了更深层的民众心理基础。神仙功能的民众化既是对明清时期社会动荡的积极应对,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同时又有利于中国文化的统一与融合。     

从写经题记看北朝敦煌民众的崇佛心理

北朝时期敦煌地区的写经活动是当时民众奉佛的一种重要方式。约在北魏宣武帝年间,该地佛事发展兴盛,社会写经需求大量增加,并有了商业化的倾向。其写经的主要用途是为了读诵受持和流通供养。整个北朝民众写经题记和发愿文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不同形式与内容,反映着民众相应的奉佛心理的不同变化,这些都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动员

“社会动员,是指有目的的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①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主要表现为政治动员,即通过动员帮助人们明确斗争的方向,提高民众的思想政治觉悟,以发动民众积极投身抗日,英勇奋斗。一般来说,民众的政治动员是两个过程的结果：一是在一定社会变迁基础上民众自身社会心理变迁的结果;二是某种社会政治集团或势力,尤其是随着社会发展而新兴的社会政治集团或势力动员的结果。在抗日战争时期,空前的民族危机,使国民具备了革命的政治心理,这一点我们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各阶级、阶层民众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就可窥见一斑。     

“奶奶”的庙:女神信仰的世变与势变——以鲁西区域社会为中心的研究

"奶奶"是鲁西地区对女性神灵的一种称谓。泰山奶奶、鲁姑奶奶、托山奶奶是该区域流行的奶奶信仰。明清以来,三种奶奶神灵有着各自的神缘脉络,又相互借鉴与影响,进而形成鲁西区域社会特殊的层累与融合方式。信仰人群与神灵"交流"的时代变异,导致了女神信仰的世变与势变。突破国家与社会二元信仰研究模式,将"文化符号的创造与借鉴"、"信仰观念与礼仪实践"作为区域文化发生与发展的核心,强调了人群在文化创造中的主动性和原则性。     

明清道教神仙功能的民众化探析

明清时期道教的发展呈现出较为突出的民众化趋势。在神仙功能上,唐宋以来道教的救世度人的群体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明清道教所崇祀的神灵,均与民众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能够帮助人们解脱现实苦难,诸如关帝、送子娘娘、八仙等等。这一民众化过程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民众的功利性心理需求,从而为神仙信仰赢得了更深层的民众心理基础。神仙功能的民众化既是对明清时期社会动荡的积极应对,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同时又有利于中国文化的统一与融合。     

浅议我国行政裁决程序制度设计

行政裁决因其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所具有的专业性、经济性等优势,在现代社会中表现着越来越大的优势。但由于目前我国在行政裁决制度立法方面的滞后,制约了这一制度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本文从行政裁决的程序入手,对我国的行政裁决制度的规范化提出若干建言。     

民国时期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路径与成效

民国时期,治理黄河成为改善黄河流域灾害环境的首要任务,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是该项任务的关键环节.地表植被稀疏、土壤质量退化、水旱灾害频发形成了人们对黄土高原的环境认知,触动了政府及民众改善水土环境的愿望与决心.河流水文状况,水土流失成因、动力、形式等的观测与试验提供了 土壤冲刷的理论依据,1940年"水土保持"一词的正式...     

拓荒性的耕作--读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史》

中国传统文化是由上、中、下三层文化构成的。所谓上层文化是指居于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创造的高雅文化;所谓中层文化是指知识分子创造的通俗文化;所谓下层文化是指处于社会下层的广大民众创造的民间文化。前二种文化主要是以书面的形式流传于世;后一种文化则以口传的方式流传于民众之中。民间故事就是后一种下层文化(一日民间文化)中流传广泛、生命力旺盛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