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郡在西汉经营西域中的战略定位——以敦煌简牍文献为中心

西汉政府设置敦煌郡,与其经营西域及打击匈奴的战略关系密切。西汉设置敦煌郡主要是为了经营西域与隔绝羌胡通道,以此实现压缩匈奴生存空间的战略目的。敦煌郡设置后,在西汉经营西域的过程中至少发挥着三种作用,即：物资存储与转运、驻军及将卒中转、迎送接待往来使者。敦煌郡仓库设施与水陆交通设施的建设,为物资的存储与转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物资的存储与转运又成为敦煌郡供给驻军、迎送接待等工作顺利展开的前提,而这些都巩固了西汉在西域的统治。作为汉朝西陲重要战略基地的敦煌郡,在西汉政府经略西域过程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敦煌出土汉简,尤其是悬泉汉简的记载,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西汉敦煌郡的设置和敦煌城的修筑

敦煌郡的设置时间,《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记载是汉武帝后元年间(前89-88),《汉书·武帝纪》记载是元鼎六年(前111),二者自相矛盾;根据敦煌文献记载,元鼎六年在赵破奴的主持下修筑敦煌城,同时还修筑了敦煌郡的防御体系——塞城和土河,并修筑了敦煌郡水利灌溉体系,特别是马圈口堤堰,通过这些记载可以了解敦煌郡初置时期的管辖范围.     

两汉时期河西四郡自然灾害探析——以悬泉汉简为中心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多发时期,从传世典籍和出土简牍记载来看,主要有蝗灾、沙尘暴、地震、风灾、干旱五种自然灾害。本文通过以分析上灾害,得到一些启示,以期对今天的防灾、减灾有所借鉴。     

西汉敦煌郡移民研究

汉武帝攘匈奴取得河西,相继设置河西四郡,作为河西四郡之一的敦煌郡,从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投降汉,西汉就开始向敦煌地区移民实边,最初是军队戍卒屯田移民,继之是迁徙中原贫民到敦煌,更为持续的是将犯罪的高官和文士迁徙到敦煌,实现了从贫民移民到文化移民的转变,奠定了敦煌文化发展的基础.     

西汉后期河务与清河郡行政变迁——兼论汉郡职能与郡都尉职掌之关系

居延汉简揭示了贝丘、厝、鄃等沿河诸县曾由魏郡划入清河郡的事实。此事实以及汉元帝改清河国为郡、贝丘成为清河都尉治所等现象,都与西汉后期治河形势变化引起的清河郡河务职能的强化有关。汉代部分内郡承担有国家赋予的专有职能。郡都尉虽以"将兵"为责,但并非总以军事为主要职任。郡都尉的职责,乃至治所,都与其所将之兵从事的主要活动、与国家赋予该郡的专有职能密切相关。西汉后期清河郡承担治河职能,清河都尉也以治河为主要职责。     

尹湾汉墓简牍与西汉官制探析

本文根据尹湾汉墓所出简牍探讨西汉官制问题。第一部分是对《尹湾汉墓简牍》一书中文字考释的订补。第二部分是根据简牍有关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部分的内容 ,列表呈现了他们的姓名、籍贯、原任官职 ,及任现职的原因 ,并分项进行统计与分析。第三部分探讨《集簿》和《东海郡吏员簿》中有关行政区划名称、东海郡吏员统计数的差异以及部分官吏的秩级、职能、统属关系 ,并对郡太守属下少府机构的设置 ,作了重点探讨。     

西汉敦煌郡长城的修筑——兼论酒泉都尉、酒泉候官的设置

汉武帝反击匈奴、拓地西北,促使长城逐步向河西地区延伸。经过研究得知:敦煌郡长城作为河西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修筑时间应在元封三年(前108)至太初四年(前101)间。在长城修筑完成之前,敦煌郡主要依靠天田工事与酒泉候官、鱼泽都尉等屯田机构防御匈奴。至太初四年敦煌郡长城修筑完成后,西汉又开始修筑敦煌西至罗布泊的亭燧,而同年设置的酒泉都尉应负责对这段亭燧与敦煌郡长城西端进行管理。酒泉都尉应以酒泉候官为基础进行设置,而酒泉候官应是敦煌郡西北部设置最早的候官,其可考的存在时段为太初元年(前104)至神爵元年(前61)间,后至迟到五凤元年(前57)为新置的大煎都候官取代。因酒泉候官曾长期作为西汉边疆西北极,故疑扬雄所谓“西北一候”即指此也。     

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骑置"简

本文以悬泉汉简中出土的“骑置”简为中心,探讨其作为汉代邮驿系统的一级机构,考察其功能和作用,对于认识与了解汉代邮驿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西汉,骑置是以传递重要和紧急文书为主的邮驿机构,介于置与亭之间,一般情况下有吏一人、马三匹、驿骑三人。     

西汉存在“太常郡”吗?——西汉政区研究视野下与太常相关的几个问题

西汉时代的太常因一度管辖陵邑而兼具民政的职能,以往学界认为太常已具备行政区划的某些特征.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重新解读,集中探讨西汉政区研究领域中,与“太常”相关的三个问题,指出西汉并不存在“太常郡”的称谓;太常管辖陵邑始于高帝时期,长陵邑的设置约在高帝九年;西汉的太常既不具有明确的辖域,也不具有管理地方政务的完备官员建制,只是一个具有部分民政职能的中央官署,不应视为郡级政区而加以讨论.     

论汉代边地传食的供给——以敦煌悬泉置汉简为考察中心

汉代边地传食的供给主要包括置传马的饲料供应与人的传食供应两大类,置传马的饲料包括茭、粟、麦、穬麦等,人的传食供应主要是粟、米、酱等,地位较高的客人还供给肉、羊、鸡、鱼、酒等,其供给量大多呈现一定的规律性.传食主要来自县、郡、亭及其他置,供给对象一方面是传马,一方面是地方、中央官属、出征将领及随行人员、外国客人、少数民族头领等人.     

西汉早期放铸政策下的钱币铸造

西汉早期铸钱主要实行令民放铸的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当时国内各地的铸钱生产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征。通过文献梳理,理清了西汉早期铸钱管理的三个阶段;进而结合考古材料,对各地铸钱生产的工艺特点和社会背景进行了考察,探讨了西汉早期政府逐步控制铸币权的过程。     

说河西的墼——以敦煌吐鲁番出土材料为中心

本文以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为中心,通过考察认为:墼不仅在西汉时期的河西地区被广泛使用,东汉时期墼仍有土坯之意,墼并不完全为砖的同义语。"墼"概念在魏晋以后并未消失。河西一带的墼也并非专门用来烧制成砖,其本身就是非常实用的建筑材料。     

敦煌汉简与简牍学的产生及新发展

敦煌汉简出土时间早、数量庞大,直接促成了近代简牍学的产生。其内容包罗万象、语言文字资料丰富,又为二十世纪简牍学的发展提供了资料支撑。进入新世纪后,在“融通汉唐”的史学潮流中,作为连接简牍学、敦煌学桥梁的敦煌汉简,将成为简牍学甚至整个出土文献学研究思路、方法创新的突破口,值得重视。     

西汉至六朝时期丹阳郡政区变迁与区域发展

丹阳郡在西汉至六朝之间的历史时期,逐步成为南方区域发展的中心地区。本文分两汉、六朝两个时期,从郡治迁移、辖县分布、郡县析置、户口增减、侨州郡县分布与设置等方面进行考察、辨析,基本釐清了丹阳郡的政区变迁与区域发展的主要情况。研究表明:(1)自汉武帝时改置丹阳郡以来,郡治先徙宛陵、东汉末年再迁建业,从此历六朝不改,丹阳郡成为六朝时期的"京邑首郡";(2)六朝时期是丹阳郡区域发展的重要时期,辖区变动也最为剧烈;一方面,人口增多,新县、新郡的析置频繁,辖区面积逐步缩小;另一方面,北方侨民的两次大规模南迁,特别是东晋南朝以降,辖区内增置大量的侨州(郡、县),进一步促进了本区的区域开发与繁荣,丹阳郡的区域中心地位也进一步增强。     

以简牍为视角看西汉寡妻的生活情态

人们对于中国古代妇女地位的认知往往定位于男性附庸。近年来,随着出土简牍对于相关史料的补充,向我们更多地展示了普通基层女性的生活情貌,尤其是生活于西汉时期的寡妻这一社会弱势群体当时具体的生活状态。在当时意识形态、社会背景之下,寡妻拥有财产的继承权和分配权,有较大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受国家和政府的关注及保护。从西汉中后期开始,寡妻的特权逐渐丧失,慢慢从属于传统礼教评价体系。     

从纸的一般性能看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麻纸

对于我国造纸术的起源和技术传承问题,学术界历来争论不休。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境内考古工作的开展,考古工作者相继在一些墓葬和遗迹中发现了若干纸状残片或类纸物,为这些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也引起了更多的争论。1990年,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汉代麻纸460余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在分析纸张一般性能的基础上,对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麻纸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唐末宋初僧职判官考——以敦煌文献为中心

敦煌寺院文书和世俗文书中多见有僧职判官,此职务是佛教资料中绝无仅有的。僧职判官是吐蕃占领敦煌后,效仿世俗政权中的判官新设立的僧团释吏,并延续至归义军时期。判官由僧众选举而生,任命权则掌握在世俗政权手中。代表都僧统司监督寺院经济和法师活动是判官的职责所在,部分判官为僧中富户与其家庭背景有极大关系。研究敦煌僧团判官一职,无论对于认识敦煌僧官体系特色还是全面认识中古僧官制度均具有重要意义。     

秦及西汉前期私人畜养未成年奴婢之风探析——以简牍材料为中心

秦及西汉前期私人畜养未成年奴婢的风气颇盛,上至权贵,下到平民,均存在畜养未成年奴婢的现象,只是在数量上有所差异。这一现象得到直观体现的重要基础之一,是秦汉时期户籍登记制度的严格执行。小农经济难以克服的脆弱性、买卖奴婢的市场广泛存在、秦汉律令对奴婢所有者权利的保护、未成年奴婢的平均售价明显低于成年奴婢、未成年奴婢可分担成年奴婢的部分工作,是造成私人畜养未成年奴婢之风盛行的主要原因。在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支配下,未成年奴婢难以得到应有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