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政潮与蒋介石的因应(1937—1940)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亟须切实掌控四川,而地方势力却因既得利益受损,多次武力抗拒中央,使得四川政潮迭起。1938年1月四川省主席刘湘逝世后,蒋介石任命张群主川,引起刘湘嫡系强烈反弹,被迫收回成命,改任刘湘旧部王缵绪主川。次年8月,风潮再起,四川军人武力驱逐王缵绪。此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亲主川政。然而一年后,在四川军人多方掣肘乃至进行兵变的威胁下,蒋介石也不得不辞职,但仍坚持让张群继主川政。持续不断的川政风潮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大后方的稳定,影响了抗战大局,也呈现了战时中央与地方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与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以湘西为例

抗战之前,湘西实际上处于后土司时代,国家权力非常薄弱。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利用湘西苗民革屯抗日运动,结束了湘西后土司时代的统治。张治中治湘时期,他通过全面推行保甲制度、“试行”新县制,设置沅陵行署,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进一步强化对湘西的控制。薛岳主湘时期,清除陈渠珍势力,抢夺湘西军政大权,全面推行新县制,快速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使国民政府对湘西地区控制空前强化。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成为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     

抗战时期安徽新县制改革研究

抗战初期,新桂系参考广西经验对安徽县政进行了初步改革。1940年起,新桂系安徽省府推行国民政府新县制,内容包括行政机构调整、民意机关创建、国民兵团编整、干训体系完善等诸多方面。改革所带来的基层政权人员与机构的正规化及对地方自治的有限试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国安徽政治现代化,并为安徽省府进行社会动员、坚持敌后持久抗战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由于各种不利因素制约,改革最终未能摆脱近代中国官治吞噬自治的政治窠臼。     

地方利益博弈与国民政府的基层治理困境——战时三峡实验区改县事件研究

1940年3月四川省率先实施新县制并对省内县界进行调整,三峡实验区区长卢子英趁机提出从周边县份划出乡镇单独设县,因江北、巴县、璧山、合川等四县的反对,最终以实验区改组为北碚管理局而告终。在随后的交接过程中,江、巴、璧三县与北碚管理局之间因公学产的归属发生纠纷,璧、北之间更爆发了武装对峙的澄江争治事件。该事件虽被暂时平息,但双方对公学产的争夺一直持续至战后。地方势力固然是国民政府在四川基层推行政策的阻碍因素,但地方政权之间的利益博弈也不可忽视。川政统一后国民政府力图控制四川,但地方政权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中央政策在基层行政中难于推行,这种困境也表明在某种意义上国民政府对四川基层控制的失败。     

国民党北伐后平津的权力角逐

国民党二次北伐宣告完成后,蒋介石试图利用权力制衡和政治拉拢等手段,从整合平津地方势力入手,打造“蒋即中央,中央即蒋”的局面。此举加速了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的分化组合和离心倾向,侵蚀着国民政府刚刚在平津建立的统治基础。表面上看,这是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始终不放弃对权力与地盘的争夺所致,实际上则是由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决定的。蒋介石权术先行、厚此薄彼,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实力派的派系观念,使派系斗争逐渐发展为国民党的沉疴痼疾,造成国民政府与地方相互倾轧、交相侵逼的政治生态,对北方政局的走向影响深远。     

地方势力的国家参与:变局中边疆实力派的政治选择——抗战爆发前后龙云言行的观察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并没有完全消除地方实力派的存在,其与边疆诸省地方实力派之间多仅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西北、西南边疆成为抗战大后方,诸省实力派的政治言行,对于这一全国性的政治、军事行为及国家政治发展演进具有重要影响。民国以降,位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在边疆诸省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独特性;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后,龙云在政治言行上选择了对抗日战争的积极支持,体现了地方主义服从国家利益,是边疆地方势力参与"国家行为"的重要内容,也隐含着边疆区域与近代民族国家建设关系密切的政治涵义。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抚恤机构初探

抗战初期,随着战场伤亡的迅速扩大,国民政府陆军抚恤机构急需健全.为此,国民政府从中央、军队、地方三个层面,对抚恤机构进行了充实与组建.伴随机构的逐步健全,抚恤比例明显上升,激励了官兵和民众的抗战斗志;抚恤观念相应发生转变,带动了积极抚恤业务的开展;与地方的业务联系也得到了加强,促进了各级地方政府对抚恤事务的重视,为抗战的坚持和胜利作出了一定贡献.不过,因各种因素的交错作用,至抗战后期起,军人抚恤运行的不良征兆亦已开始显现,这表明国民政府的政权运作出现了严重问题.     

抗战初期抢运沿海存盐述论

抗战初期抢运沿海存盐述论钟春翔抗战初期,沿海各大盐场面临日军炮火威胁。为维持战时国计民生,国民政府调整了盐务政策,由盐务总局组织各种运输工具,官商并运,抢运沿海存盐。本文拟对此作论述。一明清以来,特许盐商凭借引票,控制了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食盐运销。运...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币政与政治推进

国民政府基于抗战和加强中央集权的考量,自法币改革后,在西南边疆积极推行币政,以期实现其政治意图。一方面,基于共同目标与特定利益的考量,中央与地方当局发生多元互动的有效整合,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金融管理,将一直自成体系的西南金融圈纳入到中央金融体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其政治意图推进和边疆治理;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西南边疆币政推行过程中,地方当局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呈现博弈之另态,反映其经济整合之另一侧影。     

试论1937年的川康整军会议

发生于1937年抗战前夕的川康整军会议,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有着深刻的原因。它本是蒋介石在"两广事变"之后,进一步削略地方军阀势力和加强控制四川的一次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但由于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权与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政权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尖锐矛盾,以及后来的全面抗战的爆发,蒋的计划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整军会议之后,四川军阀刘湘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巩固和壮大,这不仅加剧了刘、蒋业已存在的矛盾,而且引起了蒋对刘的进一步忌恨,这也可能是后来,蒋介石乘刘湘在汉口生病之机派人置他于死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民党西康地方党部建立考论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将西康建省提上议事日程,但由于尚未完全控制四川,只能试图在川边地区建立国民党组织,将势力渗透到边疆地区。刘成勋建立了地方党部,但因其战败而流产;格桑泽仁的建党努力,遭地方势力抵制而中辍;直到抗战爆发后中央政府入川。西康省、地方党部才得以建立。建立西康党组织的历程,表明国民党统一边疆的意图,在中央政府尚无足够军事、文化影响力统一边疆的情况下,利用其党组织来辅助、促进统一进程,不失为一种相对积极的措施。     

大学校园与政治控制:山西大学的党派组织与国共阎斗争(1939—1949)

大学是近代中国政治革命发展和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舞台,对大学的有效控制是实现社会管理的主要环节之一。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大学校园成为国共争夺的重要对象,同时亦是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势力夺取区域控制权的主要场地之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山西大学复校,校内国民党中央党团势力一度风生水起;但由于阎锡山在山西的多年经营,势力盘根错节,他掌控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在战时山西大学的中央与地方势力之争中暂居优势;抗战末期,中共势力开始介入山西大学,并呈燎原之势。战后,随着时局的发展,中共和国民党中央党团势力逐渐发展强大,而"民族革命同志会"势力受到挤压,一蹶不振;此后,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山西大学的各派势力博弈以中共的圆满胜利为结局,山西大学也被改造成为新时代的新学府。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四川汽车燃料管理考略

国民政府迁川后,四川一省的汽车燃料消耗顿时大增,而在日军的封锁下,汽油难以进口,油荒日益严重。为了应对这种困难局面,国民政府逐渐放开对汽油的进口,鼓励官商运送汽油到川云贵腹地。同时,国民政府还严格控制汽油的消耗,努力寻求汽油的代用品,比如酒精、木炭和桐油。在这一系列的努力下,四川公路运输终于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抗战后期国统区的盐政改制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在盐政方面的改制与战时大后方的经济情况有密切关系,但这方面的研究尚有待深入。本在参阅原始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这次盐政改制的背景、经过、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客观评论,认为抗战后期国统区的盐政改制虽有历史局限性,但它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国民政府还是努力做到兼顾国计民生,且基本上符合历史发展潮流。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政策之转变:以抗战时期动员西康彝族修筑乐西公路为中心的讨论

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维护"五族"的民族政治结构,对西南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代表争取民族权利和民族地位的运动未予以积极回应。1939年后,国民政府积极建设以西昌为中心的西康宁属地区,组织兴修乐西公路。为与西康省政当局进行政治竞争,国民政府积极介入西康彝务,利用宁属地方上层人物和有着中央受训经历的彝族精英,动员彝胞参与筑路,积极培养彝族干部。筑路和通车前后,国民政府积极宣传彝工对于筑路的贡献,正面呈现彝族的民族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位的政治承认。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政策的研究,有助于反思海内外学界长期以来对于国民政府推行"同化"政策、否认民族差异的既有看法。     

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与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政策的调整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统区粮食奇缺,物价飞涨,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地方政府的战时财政也窘态尽现,苛捐杂税因此死灰复燃,中央政府统率地方出现困难。为谋对策,国民政府于1941年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其主要议题有二：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全国财政分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大系统;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国统区财政收支系统的重新划分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加强了国民政府的中央集权。田赋征实政策则基本解决了抗战后期的粮食问题。上述政策的显特点是配合军事性,即都是当时战争环境下的特殊措施,从财政在平时自身所固有的独立性来观察,具有一定的消极性。     

边疆·卫生·抗战:全面抗战时期西北地区医疗卫生建设述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北地区的国防地位日显突出,国民政府为了保证抗战的顺利进行,开始推行战时西北卫生计划。为此,国民政府设立了西北卫生专员办事处,统筹西北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协助各省建立地方卫生行政体系。在此基础上,西北各省开展了一系列的医疗卫生建设,以满足发展地方卫生、应对战时需求和服务国家抗战的需要。但由于中央和地...     

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地方实力派是国民政府时期存在于中国社会的特殊的政治、军事集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各地方实力派的特点对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争取工作,使地方实力派在抗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抗战的胜利做出很大贡献。     

谭克敏与抗战时期贵州的新县制改革

国民政府于1935年结束地方军绅势力长期控制贵州的局面,随后在县以下推行保甲制,加大国家权力向地方社会渗透的力度,希望将基层社会全面纳入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中,但收效甚微。1940年,谭克敏就任贵州省政府民政厅长后,开始大力推行新县制,内容包括整理行政区域、调整行政机构、创建民意机关、训练基层干部等诸多方面。谭克敏作为贵州出生的本土官员,其主持的民政厅成为贯彻中央意志和协调地方利益的关键机构。在人才缺乏、经费拮据的情况下,通过新县制的实施,国家权力在贵州基层社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下渗透。     

“热振事件”与战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曾制定了支持热振活佛恢复西藏摄政职务的政策,并采取一些措施来壮大西藏的亲汉力量,而热振在代理摄政达札拒绝交权的情况下,也试图寻求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与政治支持,向达札施加压力,夺回政教大权,实现其在西藏的政治抱负。但达札在英印政府的支持下,打压热振及其亲汉势力,使热振处境艰难。国民政府内部在支持热振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分歧,使其对热振支持不力,结果导致热振被害。“热振事件”发生以后,受到国共内战爆发的影响,国民政府又无法采取果断措施来支援西藏的亲汉力量,而最终采取“暂维现状”的软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