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宋代造船技术

煌煌巨作《清明上河图》,以三分之一的篇幅,精心描绘了汴河上紧张、繁忙的航运景象:造型优美的客、货船,或停泊装卸货物,或接客待发,一艘驶近虹桥的大船,出现了紧张的场面……。宋人周邦颜在《汴都赋》中描写道:“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越舱吴艚,官艘贾舶,闽讴楚语,风帆雨楫,联翩方载,钲鼓镗铃”。廖廖数语,展现了北宋最大内河港口——汴京的繁华气派。汴河是北宋首都汴京的交通大动脉。《宋史·河渠志》:“汴河,自隋大业初,疏通济渠,引黄河通淮。……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宋人张方平在论及汴河时也说道:“辅漕运而兼师旅,依重师而为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可见这百万     

北宋时期的汴河建设

北宋建都东京(今开封)。整个朝廷,主要仰赖江南财赋以维持其庞大的军政开支和奢侈用度。而江南财赋全靠漕运入京,漕运又以汴河为主。正如北宋张洎所说:“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又如张方平所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漕为主,……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宋太祖曾对进贡宝带的钱椒说过:“朕有三条带,与此不同……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     

大运河“开封段”考古发现记

<正>汴河兴废隋代开凿的大运河分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四段。通济渠西起洛阳,引谷水、洛水入黄河,利用黄河的一段达板渚(今河南汜水东),在板渚引黄河水东南流,途经中牟、开封、陈留等地而进淮河。当时,通济渠由于紧邻汴州(开封),故又名汴水、汴河。唐代,汴河成为输送江淮财赋的主干,为汴州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保证;宋代,汴河更是与东京城(开封)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汴河通,开封兴;汴河废,开封     

论金元之后黄淮关系的发展演变

金天会六年（公元1128年）,黄河决口,拉开了长期夺淮的序幕,。金代黄河下游尚未形成固定流路,但河道逐渐南摆。入元以后,开始经由涡、颍、濉等河而全面夺淮。明代,由于“保漕”、“护陵”等因素,从而使得黄淮关系变得日趋复杂化。清代,保证运道通畅依然是处理河、淮关系的前提,而此时黄河已南行700余年,下游河道淤积严重,终于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再次改道。流向东北,离开了淮河流域。     

清代中后期河工流人略谈

清代中后期河工流人略谈周轩由于清代南粮北运，＂漕之通塞视乎河，河安则漕安，河变则漕危，重漕故重河＂（《皇朝文献通考·经籍考》卷２２３），所以把治河与漕运视为国家要务。明代常以都御史总督河道，但不是常设之官。清代始设河道总督专官，掌管黄河、运河和永定河...     

老汴河的记忆

正古老的汴河,历史悠久,自开挖距今已有1400余年。"西有黄河东接淮,绿影一千三百里"。这是隋代利用人工整修挖掘的一条规模宏大的河流—通济渠,史称"大运河",亦称古运河,因其主干道在汴水一段,故也称之为汴河。它沟通了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水系,成为隋、唐时期南北运送漕粮的主要通道。然而,岁月的沧桑巨变,古老的汴河如今已失去了当年"官舻客艑满淮汴"的繁忙景象。淹没在历史烟云中的汴河,只留下了断断续续的千里故道。至今泗洪县境内仍然保存着一段最为完好,隋、唐时期的     

元代黄河漕运考

元代的黄河漕运贯穿始终。本文通过论述黄河漕运的开辟,考证黄河水站名目与地望,探讨屯田、贮存与漕运的关系,梳理辨析漕运量,进一步明确了元代黄河漕运的各个环节。纵向审视,元代黄河漕运规模超越了元魏、李唐,发展空前。横向比较,它是元代北方粮食调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向甘青藏区延伸的企图和输粮漠北的作用反映了元代一统国家充分利用技术手段促进内地、边地联系,巩固边防的积极性。     

明代常镇运河的利用和整治

明代漕河因地为号,分为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和浙漕共七段。江南运河即浙漕,起自京口闸,终于杭州北郭务,全长近七百里。明代国家财赋主要仰赖东南,每年有二百余万石粮通过运河北运。因此运河是明代经济的重要命脉, 常镇运河是江南运河的西北部分,是明代东南漕运的关键地段。“三吴之粟,必由常镇”,它可以说明常镇运河在明代漕运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主要分析明代常镇运河的利用和整治,以恢复明代常镇运河通航的历史,从中了解运河利用中的得失,以指导我们现在的运河利用和整治工作。     

《淮安文献丛刻》编辑说明

淮安,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位于京杭运河的中段、大运河与古淮河的交汇处,历史上,这里是重要的漕运枢纽,是著名的“南船北马,辕楫交替”之所,同时,也是享有盛誉的人文荟萃之地。特别在明清时期,这里是全国最高的理漕长官漕运总督驻节之地,其间,这里还设有江南河道总督署、淮北盐运分司署和淮关监督署,漕、河、盐、榷、驿,成为明清五百余年淮安城市的经济支柱、兴衰要素和基本文化特征。     

明代漕运总督述论

明朝自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军国之需仰给于东南地区,漕河遂为明王朝国家经济之命脉,漕运成为国家大计。景泰初年,明廷特设漕运总督统筹漕务,自此沿至明末,并为清朝所继承。明代漕运总督职责重大,拥有治漕、治吏、治民及治军的广泛权力:催督税粮,疏浚运河;修举漕政,革除漕弊;巡抚地方,赈济灾民;考察官员,整肃吏治;提督军务,维护社会稳定等。漕运总督群体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近半数漕运总督由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籍官员担任。同时,漕运总督的每届任期不长,"非久任"迁转不常"现象突出。明代漕运总督对于确保漕粮按时、足量地运送到京师,发挥了重要作用。漕运总督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漕运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对明清两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漕运对天津的影响

清代,天津处于漕运枢纽地位,是漕粮进入京师、通州以及边防粮仓的必经之地。每年数万名漕运人员驾驶上万只漕船运载着数百万石漕粮从天津经过,或者在此停留,对天津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漕船带运的大量南方货物涌入天津,促进了天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起;二是漕运带动的商业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寓居天津,从而对天津人口和社会秩序产生影响;三是受南方漕运人员的影响,天津人不仅能听懂而且学会了多种南方语言;四是随着漕船北来,南方沿海地区信仰的妈祖被传到北方,并得到发展和演变,备受尊崇。     

囚禁大院君之后

1882年7月23日（阴历壬午年五月）,朝鲜京城（汉城）爆发了一场“米”骚动。守卫京城的卫戍部队,已经连续十三个月没有领到作为军饷的漕米。这一天,朝鲜王国负责运输漕粮的宣惠厅,终于把久盼未到的漕米发放下去。但是,     

宋代运河的水情与航行

现有研究从漕运体制的角度对宋代运河多有关注,而对运河水情和航行的研究还有不足,且对运河通船能力有过高判断。推进宋代运河研究,应着眼于考察运河的具体水情、通航能力和航行方式。汴河、淮南、浙西和浙东四运河水情不一,水深较好时为五尺,一般为三四尺,且常出现枯水和浅阻。汴河适航漕船一般为四五百料,最大为六百料,座船(客船)一千料已甚困难,其他运河适航漕船一般为二三百料。除北宋汴河可全线通流外,其他运河都设置有堰闸以解决不同地势河段间通航和保水问题,基本趋势是改堰为闸。运河航行中用帆不是稳定的航行方式,最稳定有效的方式是拉纤。运河两岸修有纤路,并制定了维护纤路的制度。     

清江十文铜元版式演化初探

<正>清江浦,又叫清江,为今江苏省淮安市主城区。清江浦原为河名,即今淮阴区码头镇至淮安区淮城镇之间的里运河。清江浦在海运及陆路交通兴盛之前曾是南北交通动脉大运河的枢纽,长江以北的繁华重镇。自古漕船由此北上,行人在此弃舟骑马,清朝还在此设立漕运总督,一体节制漕运事宜。在清末各省纷纷设立铜元厂牟利之际,漕运总督陆元鼎于光绪三十年(1907)三月以江北清淮一带制钱缺乏,银价日减,官民交困为由请求在清     

开封城下城摞城现象探析

经过20年的考古勘探发掘,初步证实在今开封市区及其周围,上下叠压有从战国到清代的6座古代城池。本文从自然环境、经济、军事和社会诸因素上探讨开封"城摞城"现象形成的原因;分析考证汴河(鸿沟)、黄河这两大河流对开封古都的诞生、发展、鼎蛊乃至走向衰落历程的影响。     

改折与海运:胡林翼改革与19世纪后半期的湖北漕务

咸丰七年,胡林翼在湖北推行漕务改革,将漕粮一律改折征收,以漕折银解部。这改变了漕粮征收本色之定制,调整了不合时宜的收支结构。咸同年间,各省纷纷效仿湖北,重订钱漕章程,此为"第二次耗羡归公"。同治末年起,湖北在漕粮折征基础上,每岁由招商局采买海运米三万石。甲午战后,漕折银转用于外债、赔款之急需。19世纪后半期的漕运制度之剧变,反映出漕务运作中核定成本、依赖市场的程度大为加深,不计成本的"贡赋逻辑"逐渐被取代。     

汴河今昔

汴河,起源于战国时代的鸿沟。《汉书·地理志》称汴水,《后汉书》作汴渠。汉魏时期鸿沟的下段淤塞,其上段（即荥阳河口至今开封）与它的支流氵反水结合,因汴氵反音通,于是改氵反为汴以避反字,汴河就由此而得名。隋大业元年（公元６０５年）,隋炀帝征民百万开通济渠...     

从“包漕”到“告漕”——道光初年“漕弊”整顿进程中苏松士绅力量的演化

从嘉庆时期开始,以生员为主体的漕运诉讼案件在苏松地区频繁发生,即所谓告漕案。道光六年起江苏巡抚陶澍开始对告漕案予以严厉惩处,这一措施遭到学政辛从益的质疑,但得到了道光帝的支持。本文认为,在陶澍清理措施展开前,苏松地区生员一直参与当地漕项征收包揽,并同州县官、漕运运丁共同分享漕项征收浮收的收益。这一时期漕项征收中浮收比率达到1.1:1,其中70%收益由州县官所得,包揽生员所分得的收益不足20%。嘉道年间运河运输成本的增大、旱灾以及道光六年漕粮海运等一系列事件,都对原有的收益分配框架造成了冲击。嘉道年间苏松地区频繁发生的告漕案件,应当理解为生员群体既得利益遭到侵蚀后所作出的反应。在陶澍等的严厉打压下,此后的漕项征收浮收利益分配中,生员的地位逐渐下降。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的漕运利益链中,州县官对生员拥有了支配地位。     

民初“南粮北运”中的政府参与及其局限——以漕运局的设废为分析中心

1914年漕运局的设立是北京政府为应对纯粹商运下米粮运京的缺陷,并为借助"漕米"名义以减少米粮转运的阻力而采取的一项举措。1919年为接济京津民食,北京政府复设漕运局,但江苏省官民因此举可能妨碍本省民食而强烈反对,漕运局的运米计划始终难以进行,于1920年被迫裁撤。漕运局的设立表明民初时期国家权力并未完全退出或放弃对北京地区粮食供应的参与,而该局由设立到裁撤的过程及其实际作用亦反映出政府在这一参与中的乏力与局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京政府权威的弱化。     

安徽泗县刘圩汴河故道遗址发掘简报

2011年3～4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安徽泗县刘圩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揭示一批汉至唐宋遗迹。其中,唐宋汴河北堤的发现,在隋唐大运河泗县段尚属首次;宋代踩踏面及相关遗迹的发现反映了汴河漕运的繁华;北宋末至南宋初土坑墓的发现印证了相关文献记载的汴河废弃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