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京字第一号”铁证留存始末

今年,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的提案表,正式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正式受理中方申请。此次《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是由中央档案馆、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七家单位联合申报的,     

难以抹去的记忆——从“牛棚”到田野

1969年初．我们在“群专”的人员统统被打发到“五七”干校。大同市有两个“五七”干校．党群系统在离城6公里的同家湾猪场，叫“一干校”；政府系统在离城10多公里的奶牛场。叫“二干校”。     

“首博”的首都气质

为什么它不叫“北京”博物馆而叫“首都”博物馆？首都，它就应该有包容万象的大气，只要是好东西，就应该让它们在最好的地方亮出来。     

难以抹去的记忆——从“牛棚”到田野

1965年秋天,我在创作上遇到了一点麻烦。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初稿完成后,交给了上海一家出版社。他们审读后发来电报,邀我立即去上海谈意见。编辑,编辑部的主任、副主任一起和我谈,肯定了初稿,又提出三条意见,要我尽快把稿子改出来。这部长篇,后来出版时的内容说明是这样写的：“描写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塞上古城某动力机厂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等技术人员,     

从南京静海寺到南京“陆总”受降礼堂——读经盛鸿新著《南京沦陷八年史》的历史启示

2007年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与南京大屠杀的70周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永志不忘的一页惨痛历史.在这时我读到了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南京沦陷八年史》这部近百万字的著作.     

她们的中共“一大”:社会性别化的记忆

已有对中共一大的研究基本是清一色的男性历史,中国女性在中共早期建党史中被完全隐形,这与当时各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团体中女性成员所占比例与活跃程度明显不符,主要依靠回忆和口述建构起来的中共早期建党史充满着社会性别化的记忆,这些记忆需要被重新发掘和重新解读。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通过对相关回忆录、口述访谈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借用社会性别理论和叙事分析方法,利用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左翼妇女的记忆和叙事来对党史展开微观的研究,期望能够填补党史研究中的一块空白。     

南京沦陷时期金陵大学的“两地办学”体制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的金陵大学内迁成都,不过出于维护校产的考虑,该校一部分中、美籍教师留守南京。南京沦陷时期,金陵大学分别在成都和南京办学,致其治理结构发生调整。在校董会无法召集的情况下,校方进行了制度修补,虽然战前的治理架构未发生本质性改变,但是南京校园的办学及其校务机构的相对独立,使金陵大学形成“两地办学”的体制。“两地办学”体制维系并强化了南京各校的政治底线,使留守南京的教职员开办中小学教育与社会教育,坚持不向日伪当局立案,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     

“三年困难时期”的点滴记忆

1956～1959年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只是1959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果，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闻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南京将建以“胜利”为主题的抗战纪念馆

今年南京市将加快推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三期扩容工程,由建筑设计大师何镜堂院士组织设计。此次扩容工程的总体定位是在该馆现有的“历史”、“和平”的两大主题上,扩展“胜利”的主题和内容,新建的纪念馆、广场占地2．5公顷,建成后将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平广场连成一片。     

从“海天”到“佛国”一个人的普陀

黄昏人少时,坐在“观音跳”望海,天地人融为一体,内心会莫名安静了下来。睡梦中,潮音洞那激越涛声一下一下,或远或近,或急或缓,人,一下子被拽去很远很远,心思也随之越来越干净。终于,普陀于我是“海天佛国”了。     

《心城:南京城墙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古代城墙

所谓“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是区别于“个体记忆”(individual memory)的一个社会学概念。社会学家认为,绝对私人的回忆,往往因缺乏逻辑和系统而显得校糊混乱,并且通常会因为时间消逝而变得零碎、散乱、淡化,相较而言,社会化的集体记忆,却能通过特定群体中存在一定联系的人所共享、传承以及共同建构,将最美好、神圣的事或物贮存在另一个维度里,形成可追溯的、增强社会认同感的“历史”。     

王力山:从“001号反革命”到“四五英雄”

<正>"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1976年,在那个载入史册的4月5日,这则小诗被张贴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北面,直指"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作者王力山当时被列为"001号反革命案件"的主角遭到     

《虔台倭纂》的形成:从“地方经验”到“共有记忆”

《虔台倭纂》是基于对嘉靖 "倭患"的深刻记忆,面对万历时期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现实危机,编纂而成的一部以 "防倭御倭"为主要目的的私人著述。通过对该书编撰群体及成书过程的分析,不难发现早在 "壬辰之役"之前,江西地区就已形成了较为深厚的关于 "日本"与 "倭寇"的地方知识储备。这部分来源于嘉靖年间曾任职于 "倭患"猖獗的东南沿海地区的大量江西籍官员,对"倭寇"相关问题的介绍与传播。江西籍官员对东南沿海地区平倭御寇斗争的参与,极大强化了两个地域间的内在精神联系,也成为其塑造、强化自身地方荣誉的一种重要方式。于是,本为 "倭患"地区自身的历史经验,也日渐成为某些"非倭患"地区予以认可、接受的一种共有的历史记忆。     

从期望到失望:1948年北平“七五”事件再探讨

1948年之北平"七五事件",是中国近代学生运动史上独特的一页。它深刻反映了学生对国民党政府从期望到失望的心理变化。1948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节节败退,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混乱,大量东北学生迁往平、津两地,国民党政府也宣称在平津成立了临时大学、临时中学。然而,由于经费、校址等原因,国民党政府所宣称成立的临大、临中不过是空中楼阁,学生入关"要读书,要生存"的期望落空,由此引发了北平"七五"事件。然而,国民党政府把该事件当做学生政潮来处理,措置失当。经过北平"七五"事件,最后那些尚对国民党政府抱有期望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对其失望,政治态度转向共产党一方,投入到解放事业中去。     

从成年礼到同辈共同体:上海农村“庆号”习俗的社会学考察

上海农村地区的男性青年在弱冠之年举行"庆号"仪式,实现幼年向成年的身份和角色转换,为个体真正步入社会做准备。"庆号"作为古代冠礼的变异,在长期演进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地方性色彩逐渐浓厚,原本个体化的成年礼仪成为一种集体性的共同仪式;起先的象征表意功能不断向组织功能过渡,村庄中一起"庆号"的青年结为"庆号弟兄",形成同辈共同体。"庆号"习俗的变异深嵌于地方的经济社会结构之中,是适应性变迁的结果。探究上海农村社会性质,有利于我们揭示"庆号"习俗的社会机制。     

从“围剿”到反“围剿”——一名苏区红军的传奇经历

刘琦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长征时主要从事情报侦察等工作。1943年春从新疆回到延安。解放战争期间,任职于东北、华南,此后任职于交通部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和不公正待遇。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被增补为委员,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五至七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组长。     

从“北方谈话”到“‘三中全会’主题报告”——邓小平与中国改革开放决策的酝酿

从1978年9月访朝归来到12月举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北方谈话"到"‘三中全会’主题报告",邓小平不仅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课题,而且多方面地阐明了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开放、要在哪些方面改革开放和如何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问题,实际完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决策的酝酿,为"三中全会"最终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决策的酝酿过程,重温邓小平当时关于改革开放的论述,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从狂热到怀疑——我的“串联”经历

1966年,我在北大经济系读书。当时全国“革命”热情高涨,各地“大串联”热火朝天。这种情势下,我们经济系的几个要好的同学和物理系的几个朋友也响应党中央“步行串联”的号召,组成“新北大井冈山长征队”,激情澎湃地策划步行去井冈山这个革命圣地“朝圣”。     

从“大跃进”到庐山会议——李先念的心路历程

尽快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早日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梦寐以求的强烈愿望。1957年末,毛泽东开始发动“大跃进”运动,很快得到广泛的响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也头脑发热,在财贸战线提出一系列紧跟措施,造成严重损失。但他始终存有疑虑,发现问题早,在毛泽东提出纠“左”后,     

尊严与道德:从康德的“目的王国”看人的尊严

在康德的"目的王国"里,尊严是最高价值的存在。人的尊严既是一种合目的性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道德的存在。道德是人的尊严存在的价值依据,这种价值依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尊严以独立性为前提;二、尊严以责任为载体;三、尊严通过权利体现出来;四、尊严导向的是道德与幸福的统一。而尊严最终只有在道德王国与自然王国的统一中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