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吴王者彶■■剑的两点考证

无锡博物院新征集到一把青铜剑,据铭文系春秋晚期吴王僚剑,这也是目前仅见的一把吴王僚即位后自铭剑。此剑的器形到底是剑还是铍,铭文到底是铸铭还是刻铭?本文研究后认为该剑就型制而言,确系剑而非铍;剑上铭文当系原铸,而非当时或后添刻铭。     

吴宏聪 师道的传承

“面对死亡，父亲看得很淡然。”儿子吴嘉乐说。早在几年前，吴宏聪就要学生把自己的铭文刻在妻子的墓碑上。当时学生十分犯难，吴宏聪却始终泰然处之。     

茂陵从葬坑出土铜器度量衡刻铭试析

1981年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对陕西兴平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进行发掘,发现了许多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发掘简报已在《文物》1982年第9期发表。出土铜器中有十六件刻有记重、记容铭文,为研究西汉度量衡制度提供了新资料。铜器上刻记重、记容铭文,大概始于战国,也见于秦统一之后,而在西汉时风气尤盛。零星出土的器物不计算在内,就目前所见,成批出土的铜器上刻记重、记容铭文     

殷墟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

殷墟出土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可分为铸铭和刻铭两大类。铸铭占绝大多数,刻铭极少。铸铭的制作方法有模作铭、芯作铭和范作铭等三种形式,以模作铭为主。刻铭出现于殷墟四期,目前虽然只发现4件刻铭铜器,但其意义重大,不仅把中国青铜器刻铭的历史追溯到商代晚期,而且为研究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技术,尤其是刻铭技术,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铜器辨伪浅说(下)

(四)从铭文辨别真伪青铜器铭文和铸造技术水平的提高与文字的发展有直接关系。商至春秋时期锏器铭文一般是铸字,就是将铭文刻在范块上,再把范块嵌入主体范中。范块上的铭文一般为阳文,笔道底窄面宽。铭文铸成后,由于系翻铸,表现在器物上阳文就成了阴文,且底宽面窄。战国时期的铭文是錾刻的,铭文字体细长。     

宋代浙江的刻书业（下）

民间刻书主要指私宅、家塾刻书与书坊刻书。宋代,浙江私宅刻书不及书坊刻书之盛,但亦有几家在我国刻书史上颇具声名。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中提到北宋淳化年间(990-994)杭州陆氏万卷堂尝刻《史记》,宝元二年(1029),临安进士孟淇刊刻姚铉《唐粹》一百卷。     

武周时期石塔铭考释

2006年,河北省博物馆入藏了一件武周时期的石塔门,其出土于河北平乡县大理村,原为佛塔的一部分,系由一块完整的石灰岩凿刻而成,塔门右壁面有铭文218字,文辞华美,字体清秀。此石塔门及其刻铭不仅具有宗教和历史研究价值,在书法艺术上也值得重视和研究。     

《戒石铭》及其流传考

宋代以来,在地方官署里或署衙前,往往立有石碑或石壁,上面刻有警戒官吏的铭文,这就是《戒石铭》.广义地说,地方官署中刻在石碑或石壁上的警戒性的铭文,都可以称为"戒石铭".但在过去,地方官署中刻在戒石上的文字,大都是由后蜀孟昶所撰、后来经宋太宗节录的"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殷墟出土的玉璋朱书文字

研究我国古代文字的起源和发展,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资料最为丰富。除此之外,殷墟出土的朱、墨书文字资料,其研究价值也是不可低估的。商代用朱、墨书写的简单文辞是1936年6月12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第13次发掘中于YH127坑中最早发现的"。从那时候起,便知道殷代已有书写的颜料和毛笔,还有不少涂朱涂墨的刻辞。1928一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发现了数万片有字甲骨,在一些甲骨上除了刻辞外,还发现了朱、墨书文字。197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殷墟小屯南地出土的卜骨上也发…     

三年垣上官鼎校量的计算

传洛阳西工区一带出土的三年垣上官鼎[1],形制、字体均与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垣上官鼎相似[2],只是略小一些。其铭文“垣”字和“上官”等字方向差90°,两器全同,无疑是同时的制作。蔡运章、赵晓军两先生已对这件鼎做了很好的研究,现在其基础上略加补充,和大家商榷。凡两先生已论到的,这里不再重复。鼎上第一处铭文是器的藏用者所刻,其文字是:我在小文《荥阳上官皿与安邑下官锺》中计算过两器的校量铭文[9],均属韩人所刻,铭文记的“大”、“少”是实测容积比预定的容积大或小。三年垣上官鼎的校量铭文,当系魏人所刻,所记的“大”则是预定容积比…     

东阳崇川与建阳崇化

提起建阳崇化,从事古籍讲究者几乎无人不知,它和麻沙是我国历史上的出版中心之一。著名的建阳余氏刻书世家曾世世代代在这里辛勤地刻印书籍。关于余氏的刻书历史,肖东发同志在《建阳余氏刻书考略》一文中已有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考察,但肖文遗漏了比余仁仲更早的余氏刻书家——东阳崇川余四十三郎。其遗漏原因,疑与此“东阳崇川”的地名有关,本文故略作补正。 余四十三郎于宋绍兴十七年丁卯(1147)刻有《新雕初学记》30卷,原书现存日本宫内省书陵部。《书舶庸谈》卷3、《藏园群书经眼录》卷10均有著录。下将藏园傅氏著录迻录于后:     

“座右铭”的由来

很少有人知道,座右铭最初并非是置于座右的铭文,而是一种称为歌器的酒具,并且和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关。     

《石门石刻大全》序

本文是作者关于汉中石门石刻的集大成之作《石门石刻大全》一书的自序,述及几十年中从事石门石刻研究和成书的艰辛。本刊发表时对文中个别地方做了删节。     

从青铜弩机铭文看秦兵器生产标准化的局限性

秦俑坑青铜兵器上的刻铭为我们研究秦代青铜兵器的生产、加工以及劳动力组织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信息。弩机上的刻铭似乎与其它兵器上的铭文有所不同,不仅大部分是数字和符号,并且在同一个弩机的各部件上刻有同一数字和符号。从以上的初步分析看,这些刻铭反映着多重信息,不仅仅是秦时期"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体现,而各部件为了更好地组装在一些,浇铸后要进行打磨。工匠将打磨好并能装配在一起的部件做一标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部件或两个部件上刻有同一数字铭文或符号。     

释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器物铭文中的“(钅瓜)”和“私库”

由张守中同志撰集,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山王?器文字编》一书,著录了一九七七年在河北平山战国中山国墓葬中出土的一大批带有铭文的器物,为历史研究和古文字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新资料。这些器物上的铭文,经过撰集者和广大研究者的共同努力,目前绝大部分都已能够得到正确释读,但是其中仍有一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本文准备就铜钺铭文中的“(金瓜)”字和衡帽、泡饰铭文中的“厶”字及“厶库”合文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家口地区博物馆收藏的元代铜权

在张家口地区博物馆文物库房藏品中,共收藏有14件元代衡器——铜权。其来源大多由馆里运用征集、拣选的方式搜集起来,小部为群众献交的。为叙述方便,按权身铸造时代的刻铭先后顺序,无年代的刻铭放其后,兹介绍于下: 至元八年权 1件,拣选。权体呈亚腰园柱体、方钮,园形底座上饰五周弦纹;两侧从上至下留有一道两范合铸的实棱。权身正面阴铸铭文“至元八年”,背面阴铸的铭文因锈蚀和磨损严重,只辨清一“造”字,左侧上方阴铸一“西”字铭文,应是官方铸行时的编号。通     

北京市发现金代铜则

1978年10月,北京市复兴门外某大楼工地施工时,发现金代铜则一件。铜则呈鼓形(图一、二)。正面有一圈缘线,圈间点刻缠枝纹。圈内刻牡丹花卉,花卉中间有双线方格,格中刻双钩铭文:     

磁州窑酒坛铭文研究

磁州窑酒坛的生产主要在明代,以白地黑绘为主,部分上有墨书铭文。本文在分析这批酒坛铭文的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将其分为广告性质铭文、商标性质铭文、俗语吉祥语铭文、诗词警句铭文等四类,并简要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及社会背景。     

辽阳博物馆藏秦国有铭矛

辽宁省辽阳博物馆藏一件战国有铭文兵器,长14．5、宽3．4厘米,圆筒形銎,骸上一孔,脊隆起,有凸棱,脊两侧有血槽。狭前锋,尖锐。矛体剖面呈菱形。骸中部双面刻篆书铭文,1977年出土于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喇嘛园。《辽阳博物馆馆藏精品图集》中认为该件铭文兵器为铜矛,一面4字为“口徒杜阳”,一面为“衍”字。     

试论铭文中反书、倒书等特殊书写形式的形成原因

针对铭文中出现的反书、倒书等特殊形式的书写现象,本工作采用泥条贴范法,从铭文制作的工艺角度对反书和倒书进行了讨论,并搭建了一套以树叶刻字为基础的推论模型,通过模拟实验进一步地阐述了在此模型下反书和倒书的产生的可能性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