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日谍刺蒋案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最高军政当局曾出现过一系列重大泄密事件,不仅使国民党军队在作战上陷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就连身为国民党最高军事统帅的蒋介石也险些被日本间谍刺杀。经过紧张调查,国民党当局在其内部破获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组织。更令人震     

关于抗战“速胜论”的几点辨析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中共党内的王明以及《大公报》等新闻媒体是抗战“速胜论”的代表,这或许与历史事实有一定出入。实际上,蒋介石始终坚持持久抗战的战略,并非“速胜论”者。王明对抗战形势的困难和持久性估计得亦相当充分,同时也没有完全寄希望于国民党,因此将之视为“速胜论”的党内代表并不妥当。至于《大公报》,虽曾一度流露出某种急躁情绪,但只是一闪即逝,很快便重归冷静。就当时舆论界的主导倾向而言,“速胜论”并非主流。时过境迁后,它更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抗战期间国民党组织建设与组织发展的几个问题

抗战初期,国民党有过一段重振革命精神的短暂时刻。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汉口召开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等重要文件,对推动全国人民一致抗战,反对投降主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蒋介石对国民党执政十年     

国民党一二期抗战比较研究

国民党一二期抗战比较研究高平平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开幕词中,把抗战分为两个阶段,＂自从广州失守武汉退出以前,是第一期;武汉退出以后是第二期＂①。这种阶段划分是否科学,我们姑且不论,借用这种划分法对正面战场的抗战作一个系统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风腐败及有关问题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风腐败迅速蔓延发展,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正如蒋介石1948年在“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所说：“自抗战胜利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已经一落千丈……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的。     

抗战期间白崇禧与中共的秘密交往

白崇禧原国民党陆军一级 上将,素有“小诸葛”之称。历任过国民党参谋总长、国防部长、华中“剿总”总司令等职。就是这位“小诸葛”,在抗战期间曾与中共有过一些交往。 1934年5月,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白热化,蒋令湖     

抗战前后的韩复榘

韩复榘是民国时期威振一方的大军阀,他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因其作战英勇,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故深得冯玉祥的信任。后投靠蒋介石,官至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并担任山东省政府主席达八年之久。1938年初因违抗军令、抗战不力并密谋反因违抗军令、抗战不力并密谋反蒋而为蒋介石所杀。由于他的性格、作派和经历特殊,有关他的传说和趣闻一直很多,但多属于演义之类的故事,其真实性颇值得怀疑。     

朱培德与抗战准备(1931-1937)

朱培德作为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蒋介石的幕僚长,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淞沪抗战,对日态度经历了由避战到迎战的转变,促成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日本侵略野心的彰显,另一方面则是他有着基本的民族主义思想。朱培德积极参与了多项国防规划与建设,筹划军队整理与加强训练,他的努力成为抗战准备的一部分。朱培德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思想变化与行为相当典型,可为部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代表。     

从蒋介石日记看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

以日记做史料,不能以记者的是非为是非;要进得去,出得来,特别是要充分了解所记之事存在的语境及前后历史之变化。以此来看蒋介石日记关于中共抗战的记载,则可发现一些无法遮蔽的历史事实。其中所记"山西平型关击退敌军""第八路军亦能听命也""共党之反响与瑞兆""中共对抗战之态度表示积极"等语,充分说明了中共与国民党协力抗战的地位和作用。而在蒋介石看来,"后方共匪无几,其力全在战区",尤可谓中共全力抗战的典型写照!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蒋介石一度试图与日"谋和"的时候,其最大的顾虑就是"共党扰乱不从命令",充分说明了中共对抗战的支撑性作用。日记中,蒋介石越是对中共"愤激"和扬言"制裁",越是反映中共的发展之快之大。而在"沦陷区"中共愈是发展,则显然愈是对日本统治的打击和消解。     

抗战初期孙科赴法求援经过

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急需得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除通过正规的外交途径努力外,蒋介石还派出一批由政府要人、国民党元老等担任的特使,游说列国,争取援助、立法院院长孙科率高级代表团两度访苏就是蒋介石抗战初期开展高层外交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此史学界已有较多论述.而孙科在访苏过程中.数度赴法开展抗战外交活动,在发展中法关系,争取法国外交、物资援助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史学界却较少论及.现根据掌握的资料,对此作一介绍.     

从就任到辞任——抗战初期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之经纬

1937年7月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为了因应战争的需要,国民政府行政领导架构有所调整,孔祥熙于1938年1月出任行政院长。然不旋踵间,1939年11月,孔祥熙又辞任行政院长,在这个岗位待了不到2年的时间。孔祥熙的就任和辞任,反映出抗战初期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领袖蒋介石对于这场战争的因应得失,并暴露出国民党施政的诸般问题。虽然蒋介石明知孔祥熙为政的弱点及外界的反应,但因为孔之听话和个人情感等因素,对孔长期信任和重用,结果引致不少负面影响,对国民党长期稳固执政非但没有助益,反而逐渐成为负担。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的政治弊端丛生,社会纷扰不已,以至而有战后的迅速失败,追根寻源,与蒋介石的施政不当,任用亲近私人,不能严控下属,都有这样那样的关联。     

上海市纪念一二八抗战6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为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60周年,弘扬中华民族正气,1992年1月中旬,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上海市历史学会联合举行一二八淞沪抗战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论文35篇,与会40余位学者围绕蒋介石、国民党与一二八抗战,一二八抗战期间的民众抗日爱国斗争及一二八抗战的意义与启迪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上发表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

随着抗战进入尾声,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由消极变为积极,而战后的新形势和日益临近的宪政对其政治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政协会议上,蒋对中共和中间势力做出重大让步。政协决议对国民党宪政设计的更改,在国民党内激起轩然大波,蒋发觉事态发展已出乎自己预料之外。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对宪政的态度暗中转变。在蒋的默许下,国民党虽未公开撕毁政协决议,但政协决议事实上已不能为国民党所执行。会后,蒋介石受党内强硬势力影响,对宪政的态度从温和的积极一变而为强硬的积极。中共态度也随之强硬,最终国共两党在宪政问题上分道扬镳。     

蒋介石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以名人日记为中心的比较研究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约半年时间里,国民党高层人士之中一度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情绪弥漫,议和甚至乞和的主张若暗若明。蒋介石本人在和战问题上也不无踌躇,在作出抗战决策之前有过犹豫,对国际调解、大国介入有过不切合实际的期望。但在这一期间的重大关头,蒋介石最终克服了动摇和干扰,抵制了"低调"妥协的主张,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表明了严正立场,确立了战时体制,主导、引领国民党作出抗战决策并予以实施。     

国民党消极抗战起始于何时?

国民党消极抗战起始于何时？张设华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国民党在八年抗战中经历了一个由积极抗战到消极抗战的变化过程。但是,国民党消极抗战究竟起于何时,却有不同的说法。本文拟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并就教于同行学者。一两种难以成立的说法国民党消极抗战到底从何时...     

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国防联席会议记录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向驻扎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进攻,中国全面抗战爆发。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8月7日,国民党中央最高决策阶层和一些地方高级将领在南京励志社召开国防联席会议,决定了对日抗战的大计。该次会议的记录,对研究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的抗战态度及其当时的战略方针、军事部署,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现予选编公布。本组资料选自本馆档案,卷号七八七22431。     

抗战后期国民党为何彻底贪腐

抗战中后期,国民党统治日趋腐败。人才选拔道路壅塞,各级机关人浮于事,大小官员竞相聚敛。国民党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缺乏一个鼓励人才发展、监督官员行为的有效监督机制,是国民政府政治构架的致命伤。蒋介石个人擅权局面又在地方各大小"诸侯"身上层层上演,权力监督和行政效率成为空中楼阁。基层组织的状况也加剧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权力的滥用和社会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     

中国抗战文艺活动纪事〔连载〕

中国抗战文艺活动纪事〔连载〕□石雅娟吴京波１９４１年夏阳翰笙向周恩来提出利用戏剧反击蒋介石法西斯专政的计划。周恩来赞同,并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组会议上提出：重庆这个城市中,人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必须想个办法冲破国民党的严禁和封锁。在文艺形式中,话...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日械部队研究

日械部队在国民党军制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抗战胜利时,受外援减少和自给能力不足等因素影响,蒋介石在抗战末期确定的美械、国械列装计划实施受阻。为摆脱部队整体装备水平不高的局面,国民党军将利用重点转向收缴的日军装备,日械部队由此出现。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时,日械部队已占国民党军的半数以上,规模和数量远超同期的美械、国械部队,形成了包含主力军、师部队,要塞炮兵和特种兵部队,宪警和地方保安部队在内的完整结构体系,成为国民党军在战争期间的绝对主力。但由于国民政府工业基础薄弱和组织能力低下,日械部队显露出筹划管理不善、装备整修缓慢、军畜配备不足、物资分配不均衡等诸多问题,最终在消耗巨大而难以补充的困境中走向消亡,成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编制和装备体系改革失败的一个缩影。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改革述论（1945—1949）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试图完成从训政到宪政的过渡,通过行政改革完成“建国”任务。各党派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达成改革共识,国民党六大及六届二中、三中全会成为改革的重要标志。行政改革由国民党权威人物蒋介石发动,采取从中央到省市的行政体制机制的调整、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并等多种改革举措,树立新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率。这其中既有围绕“和平建国”的相关努力,也有借改革之名而务内战之实的偏离。1947年的政府改组欲使改革进一步深化,却成为改革的转折点。随着内战局势的急转直下,改革愈发偏离既定轨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仓促推进行政改革,不仅未能完成“建国”任务,反而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崩溃,值得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