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四时期两个重要问题的认识

这里我想对大家比较关心的两个问题讲一点意见。一、关于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及其历史演进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提出了民主与科学口号。近代以来,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     

打倒孔家店与打倒秦家店孰轻孰重——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重新解读

秦家店是我仿造的一个新名词,仿照新文化运动时提出“打倒孔家店”而来的。秦家店是以秦王朝为蓝本的一种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它有至高无上的皇帝坐在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以终身制度、集权制度、宗法制度、等级制度和官员的委任制度作为皇权的支柱,以君权神授作为整个专制制度的意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但并没有立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五四运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局面,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途径由一条变为多条,全国各地出版的大量刊物都介绍马克思主义,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也更加丰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与五四运动本身有重要关系。作为五四运动导火线的巴黎和会进一步暴露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本性,五四运动期间苏俄发表的对华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五四运动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登上历史舞台,使一些知识分子坚定了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念,五四运动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形成。     

五四运动再回首

五四运动是历史大趋势的产物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20世纪到来后不久,在中国大地上会发生这样一场以爱国救亡和思想解放为主要内容的规模空前的群众性运动?它不是突然发生的,更不是任何人都能制造出来的,可以说:这以前的全部历史,已为这场运动的到来作了充分的准备。     

沿着五四运动的道路,实现民族复兴

我出生于五四运动发生后两年多,自从20世纪30年代我开始知道五四运动以来,至今也有70多年了。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否赞成五四运动的精神,它的影响都是无法回避的,而且是深刻而持久的。特别是我作为一个在北大生活和工作了60多年的人,它的影响更是刻骨铭心的。     

五四运动及民族主义的走向

五四时期,即1919年前后的几年,是中国社会异常活跃的年代。广义五四运动,是指五四时期的多种国民运动,既包括“对外的”新外交运动（梁启超所谓“作为外交的国民运动”）,也包括“对内的”新文化运动、新社会运动和新政治运动。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前后

新民学会成立会 新民学会是五四运动以前毛泽东在长沙建立的一个革命团体。它是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前身,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领导五四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湖南能成为国内革命运动的策源地之一,是与新民学会的活动分不开的。     

论五四运动与清华

清华在五四运动爆发后次日加入运动,之后迅速成为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运动中清华学生受到了研究系和英美势力的影响,同时表现出独特的团体精神和组织能力。五四运动之后,清华学生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清华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五四运动与山西青年的醒觉

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太原后,山西成为响应五四运动较早的省份之一。山西青年学子作为这场行动的主体,受到疾风骤雨般冲击、震荡和洗礼后,逐步打破保守、依附、工具型的价值体系,促进了社会主体意识、人格意识与文化意识的觉醒,为山西社会变革奠定了思想启蒙和舆论基础。     

日本社会对五四运动的态度简析

五四运动发生后,日本社会内部不同的阶级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运动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以日本政府为代表的一派,从军国主义立场出发,对运动进行了歪曲;日本部分有识之士,则对运动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     

重构五四记忆:从林纾方面进行探讨

新文化运动被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是整个民族精神的重新整理。在这个运动中,即或有不同意见,但在重新振兴民族精神、重建文化体系方面,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换言之,在新文化运动中虽有左中右的区别,但大体上说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个分子,只是在某些问题上偏于激进或偏于保守,偏于守成或坚守中立。新文化运动中新旧冲突是存在的,但其性质可能并不像过去所估计的那样严重,新旧人物在某些观点上的对立、冲突和交锋,很可能只是朋友间的交锋与交集,其程度也不像后人所感觉所想象的那样严重。他们的交锋与交集,其实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没有绝对新,也没有绝对旧。本文重新解读的林纾,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传统评价将他推到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显然是一种政治考量,并不是历史本真。真实的林纾,不仅在新文化运动的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甚或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之一,他并没有刻意站在新文化的对立面。     

论五四运动前后欧美同学会的反帝爱国活动

五四运动前后,欧美同学会及会员通过不同的方式踊跃参加反帝爱国活动。在国际上,巴黎和会期间,欧美同学会会员顾维钧、施肇基等千方百计地维护中国权益。在国内,欧美同学会发电支持中国代表团提出的"七条希望条件"、归还中国山东权益和废除"二十一条"等要求;开会决议并到各使馆请愿,游说欧美各国公平、公正对待中国,帮助中国驳斥日本的无理要求,维护山东权益;联合其他团体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开展"提倡国货"活动。这一系列的反帝爱国活动,表现了欧美同学会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试论五四运动与安徽妇女解放运动的关系

五四运动中,安徽女学生积极响应,成为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并使之成为安徽妇女自身的解放运动,呈现出起点高、定位高,从一开始就受到社会各方面尤其是男性社会的关注等特点。五四运动对安徽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开创了安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纪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安徽的传播,推动了安徽妇女深入持久地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使安徽妇女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军。     

巴黎和会、谣言与五四运动的发生

巴黎和会期间,中日之间的外交冲突和中国南北政府及各种力量围绕和会展开的争斗催生出众多谣言.它们所制造出来的紧张和压力,既把亲日派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又与真实的外交危机信息一道把国人的心理推向崩溃的边缘.在此信息环境下,梁启超一封平常的电报激起了五四运动的发生.     

谁主沉浮——浅论五四运动的领导权

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因此,对它的研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而五四运动是由谁领导的?怎样定性?这是研究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文章通过分析各阶级领导领导革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最终得出:五四运动是一场由先进知识分子领导的,无产阶级起主导作用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90周年。在这种历史巧合的背后,实际上昭示着一种历史的必然联系。五四运动的发生,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停滞状     

一段情缘 两部著述——我与五四运动研究

从1955年到1960年,我曾做了一些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一些成果,而这一工作是在以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为主要任务的中央编译局完成的,为此有些人感到奇怪。实际上这是几个因素凑在一起造成的。此后几十年我一直从事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研究,但是我一生的研究工作的坚实基础是在这最初的几年里打下的,因此我有时称这是我与五四运动研究工作的一段情缘。     

大众传媒与五四运动“内除国贼”目标的确立

巴黎和会期间,梁启超受北京政府委派,以个人身份在巴黎进行民间外交。但梁启超的外交活动被许多人误解,国内一些报纸刊发章,抨击梁启超亲日卖国,从而激发了大众传媒声讨“卖国贼”的高潮。巴黎和会以前,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虽然卖国,但由于他们的行为不被人们知晓,人们没有视之为“卖国贼”,到和会召开时,三人的卖国行为渐为人知,他们也成为五四群众运动中声讨的直接对象。     

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从傅斯年致袁同礼的信谈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傅斯年是躬与其事并发挥青年领袖作用的精英分子。尤应注意的是 ,他在运动高潮刚刚过后 ,于1 91 9年 8月 2 6日写给袁同礼的一封信中 ,对五四运动作了深刻反思。其中提出 ,中国社会“新动机大见发露” ;但必须注意“厚蓄实力 ,不轻发泄” ,以免“结个不熟的果子 ,登时落了”。他强调 ,改造中国 ,先要改造中国的社会 ,要改造社会 ,还要从改造自己做起。而与社会的结合 ,是改造社会的好元素。傅氏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涉及中国社会改造的一系列带根本性意义的问题 ,值得深入探讨。     

回眸五四运动九十年——访北京大学萧超然教授

记者: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您作为五四运动史研究的专家.发表、出版过很多这方面的成果.值此之际,想请您对五四运动作一回顾,并就其中的几个问题谈谈看法. 萧超然:过去我主要是从北京大学和五四运动的关系的角度,对五四运动作过一些研究,但谈不上作过系统的专门的研究.尤其是近年来身体不好,很少参加学术活动,对五四运动史研究的现状不太了解.既然你们要我谈谈,我就从宏观的角度,对五四运动及其相关的问题谈谈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