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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提篮桥监狱始建于1901年,启用于1903年5月。最初主要有两幢监楼,占地面积10亩左右,后来陆续进行过扩建、改建,直到30年代中期才形成如今规模。由于其建筑精良,规模宏大,又大于日本的巢鸭监狱和印度的孟买监狱,所以又号称为“远东第一监狱”。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提篮桥监狱的部分监舍曾辟为上海军事法庭和战犯拘留所,对日本战犯进行关押和审判。当时的典狱长叫江公亮(安徽旌德人,南京法政学校、北京中华大学毕业)曾兼任过一个时期的战犯拘留所所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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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汪伪政府监察院院长的梁鸿志,是民国时期较有影响的汉奸。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3月被捕,同年11月9日,被枪决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上。我看到一些有关梁鸿志的书籍文章,引用了《江苏文史资料》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一版)上陈器伯先生所写的《梁鸿志与维新政府》一文的说法:梁鸿志1946年3月2日被捕,押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狱中与群奸犹互相唱和,狱外也送诗给他。5月21日上海高等法院判决梁鸿志死刑,梁不服,上诉于最高法院。至11月9日,司法行政部密令高院,在上海监狱内秘密执行。临刑前,他写了两封遗书,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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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媒体上对提篮桥监狱的去留非常关注,对监狱的历史及其曾经囚禁过的人物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笔者在提篮桥监狱及其同一大院内的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机关工作了近40年,这里,对旧提篮桥监狱女监的情况作一简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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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美国军舰上举行。11月6日当时的中国政府依据有关规定,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从12月中旬起,陆续在北平、上海、太原、济南、沈阳、徐州、武汉、南京、广州、台北等10个城市设立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和战犯拘留所,对各地拘捕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由于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交通便捷,通讯完备,当时不少日本战犯曾在上海关押和审判。建筑精良的提篮桥监狱是上海地区最早关押日本战犯的一个重要场所,那里曾先后关押过几百名将、佐、尉级的战犯。那里不仅是上海地区,而且是中国境内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地方。据现有资料看,抗战胜利后至少有13名战犯被处决于提篮桥狱中,其中处绞刑的有5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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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 16日,日本侵略者统治下 的吉林省城(今吉林市)发生一起要案:伪满吉林模范监狱两名共产党要犯大白天在看守眼皮底下大摇大摆脱逃,而策划这起越狱案件的竟是一名年轻有为的看守部长。伪满洲国朝野大为震惊,派出大批日伪警察四处搜捕,(大同报)等伪满报刊立即对此进行连篇累牍的跟踪报道。但上上下下忙乱一个多月,却一无所获。 受人之托,结识“要犯” 1937年初,伪满吉林模范监狱要招一名懂医的看守,在吉林希天医院做练习生的赵绍先经医院孙院长推荐被聘录用。孙院长是一位颇有正义感的进步人士,曾经多方奔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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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上海公共租界。日本人营井喜三郎、本田清一先后出任提篮桥监狱的典狱长(当时称刑务所长;日本称监狱为刑务所),不久,他们还从日本调来十余人充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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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世桢在出任公共租界临时法院院长期间,还成功地办理过一件轰动朝野的“茄西亚赌博案”,把一个为非作歹、开轮盘赌的洋恶棍告上法庭,并打入“西牢”(提篮桥监狱)。这是上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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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1日。一辆军用吉普车悄然拐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押车的解放军拉开车门:“到了,下来吧。”
车上下来一个老年女犯.穿戴得整整齐齐,疲惫的脸上不失几分矜持。望着高大围墙中城堡式的牢房,她喟然一声长叹,摇头苦笑:“想不到,真想不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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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军用吉普车悄然拐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押车的解放军拉开车门:“到了,下来吧。”车上下来一个老年女犯.穿戴得整整齐齐,疲惫的脸上不失几分矜持。望着高大围墙中城堡式的牢房.她喟然一声叹.摇头苦笑:“想不到,真想不到,”时为1949年7月1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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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军用吉普悄然拐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押车的解放军拉开车门:“到了,下来吧。”车上下来一个老年女犯,穿戴得整整齐齐,疲惫的脸上不失几分矜持。望着高大围墙中城堡式的牢房,她喟然一声叹,摇头哂笑:“想不到,真想不到。”时为1949年7月1日。她是谁?汪伪第一夫人陈璧君。受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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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2月,我进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大约年底期间,我与同学陈思和兄聊到巴金,提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研究巴金,他当场说,好呀!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对巴金的系统研究。走进中文系资料室,见到了贾植芳先生。1955年贾先生被打成“胡风分子”,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多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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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1949年7月1日,一辆吉普车从苏州驶往上海提篮桥监狱,车上移押了两名重要的女犯,一名是大汉奸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一名是日本女犯中岛成子。中岛成子是民国时期很有影响的曾与川岛芳子、南造云子齐名的三个日本女间谍之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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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8日,仅仅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两个月,日本帝国主义在天津纠集一伙乌合之众,制造了一起武装暴乱事件,史称“天津事变”.这伙人不穿军装,没有番号,所以习惯上又称之为“便衣队暴乱”.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杨大辛先生那一年刚刚6岁,那段日子的记忆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1931年11月的那几天,日本人的炮弹就在我家的房子上面飞来飞去,可以听到数不清的爆炸声和枪声,我当时十分害怕,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就是日本人组织的一群汉奸在袭击天津警察和保安队.”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