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人自称“北朝”考论

辽人自从五代后晋时期开始,就遵循历史上称南北并立政权为“南北朝”的习惯而自称“北朝”,那时,辽人还没有形成“北朝”高于“南朝”的理念。宋朝建立以后,辽人积极主张与宋朝互称“南北朝”,具有意欲提高自己政治地位以取得和北宋对等往来的意图。到了辽圣宗后期,随着辽人“正统”意识增强,辽人意欲凌驾于北宋之上的欲望大增,辽重熙二十一年（1052）“其国书始去国号,而称南、北朝”,就有了“意以自尊大”之倾向。辽人自称“北朝”,具有强调“南朝”和“北朝”是“一家”之用意,“一家”就是“中国”,辽人承认五代和宋朝是“中国”,同时也自称“中国”,他们强调“南朝”“北朝”是一家人,就是“南朝”“北朝”都是“中国”的意思。     

闽西古代野人“山都木客”

在我国早有“野人”之说。而在闽西山区,唐宋之时,也生存着一种似人非人的“山都木客”,同被称作“野人”,这是鲜为人知的事。     

血腥镇压——国民党对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六次大规模军事“清剿”

“七七事变”后,中共领导的闽浙赣三省边区根据地的革命武装,按照“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战线。根据地设立留守处,留下少数保卫人员,宣传抗日,支持前线。     

农村合作与金融“下乡”——1934—1937年赣闽边区农村经济复苏考察

1934年底,赣闽边区国共大规模争战的尘埃徐徐落定。如何尽快恢复因战乱而几近崩溃的“收复区”农村经济,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政府面临的紧迫问题。1935年初,赣闽两省政府（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先后派员分赴边区各县成立办事处,用“快干手段”“组社贷款”和“恢复春耕”,构建了以利用合作预备社为基干的现代农村金融网络,政府的“扶农”资金因此得以迅速而有效地“下乡”;当年底,江西第8行政区（原中央苏区中心瑞金、兴国等7县）30万户居民中的约15万农户,获得农业、农仓和特种救济贷款共约70万元。正是由于执政政府指导农民创办农村合作的“主动”,从而使得农村合作在边区“战后救灾”这一特殊环境和历史时段中,能够充分发挥它的金融“下乡”与资本扶助功能,并启动与刺激了赣闽边区农村经济的复苏进程。     

“檃栝”考论

先秦秦汉时期曾广泛使用的箭杆整直器叫做“檃栝”.本文以文献资料为依据,探讨汉墓中出土的一种小型青铜构件的用途,认为它们应是仿照当时的“檃栝”,将其缩小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专为随葬制作的明器.     

“奈河”考论

在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中,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种视"河""山"为人间世界与神灵或鬼魂世界之间的"间隔地带"的观念。也就是说,古人很早就形成了一种以"河""山"来间隔人间世界与神灵或鬼魂世界的观念。梳理这一观念,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从"不到黄泉不相见"的"黄泉",到泰山脚下的"奈河"和汉墓中的"冥河",一直到"送瘟船"祭祀活动中的"地河",可见一脉相承的痕迹。它主要代表的是由空间和时间组成的"地下他界",其中"奈河"是重要一环,其与现世界存在着一种"连续性",与活人世界保持着一种"间隔性",是古人冥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上古幽冥观和佛教地狱观的"扬弃"。     

“倒喇”考论

“倒喇”是汉语中的蒙语借词。本文搜求元明清中有关“倒喇”的记述,指出它们是不同时期的多种演唱技艺:蒙汉语夹杂的歌曲“倒喇”,“倒喇小厮”、“倒喇班”表演的敲水盏和杂技,撂地说唱的曲艺“倒喇”,技艺精湛的“倒喇”歌舞,并介绍了它们的流变和形式的特点。认为这些演唱技艺是金元以来各民族民间文艺交流和融合的产物。     

“云尔”流变考论

"云尔"最早出现于《论语》中,为"动词+代词"组合,出现的语境为框式结构"曰……云尔",其中"尔"复指前文所说话语,"云尔"带有总括意味。随着"云"和"尔"逐渐语气词化,"云尔"也慢慢词汇化,最后演变为语气词,表总括和提示语气。魏晋以降,主要出现于史书、序文和铭记中,语气义弱化,成为结束语标记。     

宋朝“寄籴”考论

本文经过考析纠正了以往研究者关于寄籴的错误观点,并论述了寄籴制度的演变过程、出现背景和实施情况。所谓寄籴,就是某地方官府(或中央派出机构)为完成自己的粮食收购任务,到本辖区以外的其他地区或委托其他官府开展的粮食收购活动。宋朝长期且普遍实行寄籴这种粮食收购办法,旨在通过扩大粮食收购的空间范围,缓解因经济条件较差或自然灾害造成的供求矛盾,用地区差价抵消年景差价,以较小的财政开支满足粮食需求。寄籴的出现,与粮食收购的定额管理等制度环节有关,是政府的粮食收购活动与市场供求形势相适应的产物。但遏籴之弊的盛行,也导致了寄籴制度实施效果的有限性。     

宋代“封赠”制度考论

封赠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体系中一项重要内容,但在今天的史学研究领域却处于边缘的位置,与之相关的种种问题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就概念的基本内涵而言,封、赠间不同的区分方法,昭示了不同层面封赠概念的存在。对制度起点的追寻与认知,反映并影响着人们对于封赠制度的看待方式;时人说法与作法之间的错位,则导致了后人对于封赠制度理解的偏差。     

西夏“辅主”考论

西夏军队的基层组织为"抄","抄"有"正军"和"辅主"。正军大致相当于军抄的首领,辅主相当于军抄的副首领。在军抄中辅主的地位要远远低于正军。     

穴居日本山洞13年的“中国野人”

1958年2月8日,一位叫夸田清治的日本猎人来到北海道石守郡的荒山中狩猎,他偶然发现厚厚的积雪下面有一个洞穴,当时夸田清治不知道里面藏着何物,便向里挖,挖着挖着,洞里突然伸出一只手……就这样,一个在此穴居了13年的“中国野人”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米仓道“韩溪”考论

四川南江有“韩溪”,传说得名于萧何追韩信故事.传“韩溪”谷口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的2012年米仓道考察中发现密集的栈道、桥梁和砅石遗存,可知这里确实是古代交通道路经由的重要地点.通过“韩溪”发现并结合文献记载探讨米仓道的走向和作用,是有意义的工作.讨论韩信脱离刘邦军是否有南行的可能,对于理解秦巴山地古代交通结构的特征,也会有所推进.或许米仓道和金牛道的关系,也可以由此得到进一步说明的条件.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辽朝“入閤礼”考论

入閤礼在契丹传统礼仪生活和宗教信仰中找不到任何痕迹,其作为朝谒礼仪的一种起源于唐朝,与当时的内朝制度关系密切。唐末因乱礼阙,皇帝渐废正衙视朝,而入閤日重。五代之后皇帝于每月朔望日御正衙入閤成为定制,入閤礼遂成五代盛礼。辽太宗时期两次行入閤礼的实践,既体现了在辽初礼制建设中对中原五代礼制的继承,也是契丹国家性质转变的外在表现。辽朝中后期,在国家礼制建设日趋完善的同时,由于受北宋及契丹国家二元政治体制的影响,入閤礼废置不行。但是中央官系统中的东西上閤门司却得以保留,成为职掌辽朝礼仪的主要部门之一,在辽朝中后期国家礼仪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李淳风“军气占”考论

军气占属于中国古代天象占中的气占,起源甚早。唐朝李淳风的《乙巳占》是古代军气占集大成之作,《旧唐书》本传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理的观点与《乙巳占》的主体思想存在矛盾,但在这种矛盾背后潜伏着用天象干预人事、制约皇权的人文关怀。中国古代天文学除包含自然科学内容外,其中还蕴涵着丰富的人文诉求,这恰恰正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一大特点。     

古代“绿酒”酒色考论

在古代描写酒的诗词中,经常会遇到"绿酒"一词,有论者认为绿色的酒并不存在,其"绿"只是指酒的无色透明。事实上,如果查阅一下相关古代典籍,从酿酒的制作过程进行考察,会发现,无论从原料、酒麹,还是泉水,这三个方面如果使用适当,都有可能酿造出绿色的美酒。     

粤剧“江湖十八本”考论

粤剧“江湖十八本”是皮簧声腔入粤之初的一批优秀传统剧目,它保留了粤剧作为“外江戏”阶段的许多遗存,是研究粤剧现有声腔源流的重要依据。经考证,粤剧的“江湖十八本”最初只有十大本,它来自陕西的汉调二簧,汉二簧实即历史上的秦腔,它是所有皮簧剧种的鼻祖,早在清康熙年问即已风行大江南北,粤剧是秦腔在两广的本土化。     

宋代乡村“团”制考论

作为宋代乡村区划的"团",其渊源有二,其一为晚唐五代的土团,其二为两宋之际的团教乡兵单位,两者皆根植于南方地区的地方武力传统。步入南宋以后,为应对严峻的地方军政形势,重塑基层统治体系,宋廷大力推行保伍法,使得"团"在保伍编制中的层级地位逐渐凸显。另一方面,随着地方上土豪势力的崛起,以土豪任隅官,统领保伍也渐趋普遍。而南宋中叶后,隅官制和"团"制正是以保伍制为基础逐渐结合,形成了"隅团"这一新的乡治体系。     

南浔近代“第三域”考论

近代时期,以"四象八牛"为代表的浙江南浔之浔商集团,在地方权力关系的运行中处于无可争辩的突出地位。他们在桑梓之地和事业发展之地与地方官吏、地方政府机构在第三领域的合作、矛盾与冲突,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市镇绅商参与解决地方社会问题的公共功能以及在转折时期对国家变局走向的介入和影响,尽管这种影响随时势变化导致政权力量的时强时弱而表现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