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青年作家群

《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一书,共收录文化名人115人,其中30岁以下的有44人,一般都在25岁左右,最年轻的当年还不到20岁。本文着重介绍几位年轻作家在桂的创作活动及其对桂林抗战文化的贡献。     

陈迩冬与桂林文化城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各地许多化界人士纷纷聚集桂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化运动,并很快普遍展开,为全民抗战做出了卓越贡献,也使桂林成了名的“化城”。[第一段]     

团结就是力量--记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一次大型联合公演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重温桂林抗战文化历史,那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一派欣欣向荣、云蒸霞蔚的壮丽景象依然使人心潮澎湃.革命文化前辈的爱国主义精神可歌可泣,他们创造的英雄业绩让人敬仰.这里所记述的仅是那汹涌澎湃、滚滚向前的戏剧运动大潮中的一朵奇丽、壮观的浪花.然而,这朵浪花“打破了当时桂林、广西过去话剧演出水平,揭开以后桂林文化城的剧运（话剧）繁荣的序幕”.其重要意义可见一斑.     

李任仁与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国共双方达成协议,正式向全国公布实行第二次合作。     

文化人论桂林文化城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桂林,由于蒋、桂之间存在矛盾这一特殊的政治环境,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统一战线）,在一段时间内,文化名人云集,书店、出版社林立,报刊琳琅满目,文化活动高潮迭起,被誉为“文化城”。这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它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辑录并重温抗战时期文化人、也是这一文化现象的见证人对桂林文化城的论述,对于我们了解那一段历史,认识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是有益的。     

抗战时期的八路军驻甘办事处

1937年5月29日,中共在兰州设立了红军联络办事机构。7月29日,谢觉哉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抵达兰州。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原兰州红军“联络处”先后被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简称“八办”),负责甘肃、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电影检查

抗战时期,日本扶植的沦陷区伪政权实行了不同形式的电影检查。从沦陷初期各地各自为政的电影检查,到沦陷中后期分别集中于汪伪、华北和东北三个伪政权统治地域内的统一电影检查;从汪伪政权表面上沿袭国民政府的电影检查制度,到华北伪政权另行自己的电影检查,再到东北伪政权基本上照搬日本电影检查制度。但万变不离其宗,沦陷区电影检查的实质是为日本侵略中国服务的,是为了禁止可能出现的反映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独立精神和民族感情的影片。沦陷区伪政权既为日本占领军当局所扶植,也就不能不听从日本人的号令,由沦陷区电影检查的实施法规和实施情况,人们可以认识到伪政权的“自主”可以达到的限度。沦陷区的电影检查,最终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结。     

抗战时期的桂林大公书店

桂林大公书店创建于1941年10月。由中共地下党员吕东明、杨全甫、耿一民等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旨意筹组,后由新知书店负责人沈静芷以及耿一民、邵君美、邓良耜、田价人等具体筹资创建。以民间集股的股份制投资形式经营,并设立董事会,董事长耿一民,董事有吕东明、沈静芷。经理先后由沈盛天、戴汝明(旭初)担任。主要工作人员有殷舟平、之冈、沈汇、万青等人。     

国民政府对九世班禅后事的处理

七七事变发生后,英国出于染指西藏的野心,又利用中国在抗战时期有求于它的条件,对班禅回藏横加干涉,并唆使噶厦从中作梗,致使班禅回藏功亏一篑。忧愤交加的九世班禅于1937年12月1日在青海玉树圆寂。     

回忆邓颖超在桂林

1977年5月10日至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同志,陪同缅甸总统吴奈温到桂林参观访问,在桂林住了两天。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廉政建设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不断加强自身的廉政建设,其目的是努力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党员队伍的先进性。早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就先后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腐化分子的通知》和《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之后,红军经过艰苦的长征,终于在陕北有了一个“落脚点”,又经过西征,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1937年9月,随着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

抗战初期大规模的厂矿内迁运动和战时后方地区工矿建设的勃兴,都与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有密切关系.在战争状态下建立和运作的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及工矿行政机构,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总体经济方针,参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与战时工矿业相关的法规和措施,表现出若干带有时代特征的新气象,取得了比较明显成效,在一定程度体现了政府在发展后方工矿业中的积极作用和主动精神.     

全面抗战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走私活动

全面抗战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走私活动最为猖獗。这一地区海岸线绵长,湾港纷歧,在地理上有利于与海外进行走私;沿海渔民因战争而破产,不得已而从事走私活动;战时大后方与沦陷区之间物价差距过大,走私有利可图;更为重要的是,日方将走私作为经济战的手段加以利用,一直是走私的策动者,而大后方政治不上轨道,致使走私得不到有效遏制。这一地区投入到走私中的人物是形形色色的,但大私枭是走私的主力,他们多以设立公司的形式集股从事走私活动。走私出口的物品多是各地的工农业特产品,尤以钨砂和桐油为多。走私入口的物品多为日用品、奢侈品甚至毒品。越到战争后期,日方对输入物资的控制越严,有利于民生军用的物资越少。走私的方法大致分公开走私与秘密走私两种,而秘密走私的方法更为繁复。走私的路线极为复杂,据点多在沿海,小据点因战场形势变化旋起旋灭。出口走私规模大于入口走私,利润往往很高。战时走私给大后方带来复杂的影响,但弊大于利。     

殷鉴不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腐败惩治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爱国人士的大力倡导下,为“抗战”、“建国”及国民党的自身形象与统治地位,国民政府着力惩治腐败、整肃纲纪。但由于其官僚机构恶习成风,积重难返,惩治腐败的努力与举措不免付诸东流,且陷于“越反越腐败”的怪圈之中。这一特定历史,为我们今天反腐败斗争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抗战时期日本潜伏在中国的间谍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在中国的每一次重大军事行动,都是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一条战线是公开的军事战线,另一条则是隐蔽的情报战线。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供应与配给

抗战时期,为了支持抗战,维持军心民心,确保国统区人民生活的基本稳定,国民政府在实施田赋征实的基础上对全国军公民粮实行定量供应和配给。这一战时特殊粮食统制措施的实施,保障了抗战后期军粮民食的供应,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成效较为明显,为坚持抗战作出了一定贡献。     

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优抚评析——以四川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军事优抚给予了高度重视,尤其在军事优抚的制度化建设方面取得了相当成绩,不仅成立了专门的优抚行政机构,制定了系统化的优抚法规条例及实施细则,还动员社会各阶层赞助优抚支持长期抗战,使军队旧有优抚的落后面貌得到改观.在激励军队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保障大后方战时兵役的开展等方面都起到积极作用.然而,由于社会条件的制约,当时的军队优抚在根上未脱旧有优抚模式的窠臼.     

抗战时期迁桂的北平专科学校办学简况及原因分析

新桂系对迁桂学校采取比较开明、欢迎的态度;广西在抗日期间有许多教育改革家担任教育行政要职,积极推行进步教育,使得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北平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幼稚师范学校、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等学校在广西桂林的教育活动获得短暂的发展,为广西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历史的贡献。     

蔡堡与抗战时期的中国蚕桑研究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了华东,随着该地区部分大学和蚕业学校的内迁,国内不少从事蚕桑研究的科研人员也纷纷来到贵州遵义,我国生物、动物学家,动物学会创始人之一的蔡堡（1897—1986,字作屏,余杭高桥头人）就是其中一员。到了遵义,蔡堡和一些科技人员分析了遵义的地理、气候和中国蚕桑发展的需要,决定筹办中国蚕桑研究所。经多方呼吁,他的设想得到了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即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和海外爱国华侨的帮助。1939年秋,中国蚕桑研究所在贵州省宣布成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儿童福利政策述评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和社会慈善机构采取一系列措施急救难童,重视难童的教养工作。尽管在整个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儿童福利政策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但其制定的“善种、善生、善养、善保、善教”的儿童福利政策,还是初步显现了现代儿童福利观念的某些特征。应该说,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难童救济与教养方面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