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晚清一只凶狠的鹰

说到晚清的历史,不能不说到慈禧太后;而说到慈禧太后,又不能不说到荣禄。荣禄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一生追随慈禧太后,阴险狡诈,心狠手辣,是慈禧太后的一条忠实走狗,也是晚清一只凶狠的鹰。     

晚清遗臣梁鼎芬

清王朝被推翻后,留下了一大批旧臣遗老。这些旧臣遗老,一部分投靠民国另谋出路．一部分逍遥津沪充当“寓公”,但也有少数几个,身在民国,心却始终生活在满清时代,日夜思谋着恢复旧朝故业,恋旧朝故主,继续扮演大清“忠臣”角色,梁鼎芬,便是其中最为奇特的一个。     

晚清重用“洋雇员”

在工商、军事、外交上向西方的求援,固然无法挽救清朝于将倾,但路径是明智的,这在中国长期封建统治的“道统”中,是迟来的觉悟。     

论晚清国粹派与国粹思潮

在20世纪初的晚清时代,由于西化大潮的进逼和民族危机的严峻,中国文化舞台上出现了国粹派,继而形成了国摔思潮。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黄侃、邓实等人,他们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表述了深刻的、具有文化保守思想倾向的文化观,主张弘扬国学,批判君学,强调国学兴则国兴,认为中西文化各有所长,应调和互补,并持抑西扬中的文化取向。该思潮达到了晚清各种文化思潮的最高水平,影响了近代学术的新陈代谢,导发了延续数十年之久的“国学热”的出现,其关于文化建设的一些设想则影响至今。     

晚清官员出洋记

鸦片战争之前,自视甚高的清王朝以为天下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天下,所有外邦夷人只有来朝觐的份儿。然而,好梦终被惊醒,西方列强用军舰大炮与清政府建立了“平等的”外交关系,1861年清政府不得不“允许”外国列强在北京建立使馆。逐渐重视与洋人打交道,并且以自强为标榜学洋务办洋务,向国外派遣考察官员、派遣公使、派遣留学生,等等。回眸百年之前,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无论是官员还是学生,漂游海外,如飞鸿踏过雪泥。     

治理“妨害”:晚清上海工部局市政管理的演进

19世纪中叶,英国政府为了处理各类城市环境污染,借用普通法传统中的"妨害"概念制订了《妨害消除法》,以解决公共卫生问题。工部局在管理上海租界时,借鉴了英国的《妨害消除法》修订《土地章程》及其附律,并根据上海华洋杂处的特殊情况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工部局通过妨害治理立法、行政制度设计和司法惩诫,基本满足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对维护公共卫生和公共秩序的需要。在妨害治理的实践过程中,工部局的行政制度逐步完善,最终在19世纪末分化出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机构。妨害治理为了维护西方"文明观"和公共行为规范,对租界华人居民进行规训,强迫其改变生活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租界中华洋居民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张之洞缘何成为晚清宦海长青树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年又自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人,生于贵筑县（今贵阳市）,出身于官宦之家。张之洞自幼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其父张瑛礼聘远近名儒,教子甚严。张之洞4岁人塾学习,异常勤奋,到8岁时已经读完了四书五经,15岁中举．26岁中探花,赐进士点翰林,这些都为他日后40余年的漫漫官宦生涯奠定了基石。     

晚清夕照话“贵潘”

咸丰九年(1859)腊月,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的吴中人潘祖荫向咸丰帝写了一道奏疏,坚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这道奏疏救了左宗棠一命,并使他从独领一军起家,逐渐收拾起清王朝残破山河,成就了一段落日辉煌,也将清王朝覆灭的时刻表往后推迟了数年。一个半世纪过去了,2005年,又逢潘祖荫后人潘达于老人百岁华诞,当年3月初,《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先后刊登了这条消息,并以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潘氏后人向国家捐赠国宝盂鼎克鼎的事迹。家族血脉天予祖荫苏州“朱户千家室,丹楹百处楼”,在这里,潘氏家族称得上是著名的煊赫…     

晚清官场的“五子登科”

“五子登科”这个成语出自《宋史·窦仪传》：宋代窦禹钧的五个儿子仪、俨、侃、俑、僖相继及第,敝称“五子登科”,描述一种梦想成真的状态。后来,不同时代的人用它来指代理想的事物,颇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比如旧官僚时期的“五子登科”：说话卖关子,开会摆架子,玩乐有点子,做事没法子,每天混日子;二十一世纪最新版：妻子、孩子、房子...     

晚清官员口中的“国情”

<正>关于官员对社会变革的态度,鲁迅先生有个非常精辟的论断:搬一把椅子都会流血。鲁迅经历过晚清和民国,他的沉重总结里饱含着对现实的深刻体察。     

晚清社会灾荒救治功能的演变──以“丁戊奇荒”的两种赈济方式为例

在中国救荒史上,荒政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自古以来,我国的灾荒救治即是一种政府性行为,主要由政府组织实施。到晚清,政府的荒政功能减弱,社会的剧变引起社会结构的错动,新型商人开始活跃于近代历史舞台,由他们发起组织的义赈活动,逐渐发展成为晚清社会主要的灾荒救济形式,是历史进步的表现。由荒政到义赈,展示了近代灾荒救治功能发展演变的脉络。     

芳嘉园旧事——纪念“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先生

市井中的“桃花源” 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内的一条胡同——芳嘉园,早在晚清时,因这里居住过慈禧太后的弟弟,即光绪皇帝的岳父桂祥公爵而声名显赫。至于今天芳嘉园的盛名,则完全因为王世襄成就。     

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各省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地方性新政事业的开展,一种立足于一定地域经济文化认同和自身利益的“省”意识开始形成,“本省”成为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封疆大吏乃至部分群众的流行语。“省”意识变化的直接后果,造就了20世纪初的收回路矿利权运动,它兴起的基础就是“本省”这种群体心理和省的利权观念。“省”意识的变化,推动了各省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促使地方主义抬头和地方利益的扩大。晚清地方主义既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中出现的政治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思潮。清政府只注意在政治层面上收仔抚之权,加强中央集权,却在“铁路国有”政策的雉行过程中侵犯了各省利益和群众的个人利益,从而造成矛盾激化,加快了自身灭亡。     

晚清上海休闲空间的变革:基于茶馆的考察

在晚清上海都市化的进程中,各类传统休闲空间发生了相应的变革。作为有着悠久历史且已日常化的休闲场所,茶馆同样发生了改变,在城市空间拓展主要是商业区域的转移和拓展之时,茶馆亦步亦趋、迅速发展,并以精致、富丽和娱乐多样化成为晚清上海重要的游艺场所之一。以茶馆为研究对象,可以反映晚清上海休闲娱乐空间在都市化进程中的变革,进而审视都市文化和休闲空间之间的互动交织。     

晚清爵士张荫桓的“独门功夫”

新年前,我到广州出差,顺便去了趟佛山。近代佛山有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民间英雄黄飞鸿,一个是朝廷要员张荫桓。在晚清历史上,张荫桓的作用要比那个因为港片而家喻户晓的黄师傅更大也更神奇。     

晚清“买办”的形象演变与身份认同研究

买办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职业群体,尽管其经济地位在从事买办的过程中迅速提高,但其身份和社会形象始终没有得到传统社会的普遍认可。本文的研究重心旨在对买办的形成及形象演变进行系统梳理,并置于具体历史脉络中审视其身份认同。     

晚清湘、淮系集团势力“两个结合”的构成要素

晚清湘、淮系集团势力的构成要素,最关键的可以归纳为"两个结合":一是"政缘性"与"地缘性"的有机结合;二是"军"与"政"的有机结合。在这两大方面的具体表现上,湘、淮两者既在基本面上类同,也有程度不同的若干差异之处。对此予以论说和解析,便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日货称雄中国市场的先声:晚清上海煤炭贸易初探

近代以来,中外通商,欧美印度的产品随即大量涌入中国市场;相比之下,日货畅销的局面似乎出现得很晚,一直要到甲午战争之后、乃至20世纪以后日货仿佛才在不平等条约庇护之下突然间铺天盖地到来,进而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但实际情况并非转变得如此突然,早在甲午战争前的三十余年间,以煤炭为代表的一部分日货已经打入上海等沿海口岸城市的燃料市场,进而逐渐将其他产地的煤炭挤压至一种微不足道的地位。日本煤炭输华贸易经历的市场竞争活动和采用的营销手段,为日后其他类日本工业品称雄中国市场摸索了经验。此后其他类日货基本上都遵循了煤炭贸易的营销模式,从而在中国市场上开拓出广阔的销路。这种为学界所忽视的现象对若干约定俗成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     

试析晚清时期香港在上海口岸外贸领域发挥的中转功能

晚清时期,沪港两埠虽权属性质有别,但同为中国沿海地区仅有的两个航运枢纽港,也是头等重要的贸易型城市,两埠之间的贸易联系十分密切。在上海口岸洋货进口贸易领域,香港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中转功能,成为上海口岸第三大或第二大洋货进口间接中转地或直接供货地。在上海口岸土货出口贸易领域,香港所发挥的中转功能则稍逊一筹,只是上海口岸第四大或第五大土货直接出口地或间接中转地。此外,经沪港两埠接力转运的小宗特产品贸易非常兴盛。沪港两埠贸易联系的增强,促使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格局从早期的“三角贸易形态”向以三角贸易为主体构成的“多边贸易形态”转变,进而有助于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实现收支滚动平衡。     

“同道堂”、“御赏”玺与晚清政局

清代同道堂、御赏玺,原咸丰所用闲章,后作为宫廷斗争的重要工具,是晚晴政治的实物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