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专家与中国军校的创办——对军事工程学院档案的考析

<正>20世纪50年代,苏联通过派遣大批顾问专家的方式,在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教育等领域,全方位地援助新中国。在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的大政方针下,苏联教育模式成为中国高等院校办学的唯一样板。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高校学习苏联教育模式的试点,"1950年到1957年间,人民大学先后共聘请苏联专家98人,为全国聘请专家最多的高等学     

加伦与北伐的胜利进军

加伦,是苏联将军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在中国的化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受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派遣,来华任广州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至今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为了尊重历史,有益于探讨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大革命的关系,研究苏联顾问对中国大革命的影响,我们有责任全面、正确地研究和评价加伦在华的活动,恢复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地位。笔者就能力所及,搜集材料,撰兹拙文,仅就加伦与北伐战争问题,作一点初步的探讨。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尚祈前辈和同人不吝指教,俾便进步。     

“职务标志”与“军衔”的区别

正20世纪20年代,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安排下,中国有许多革命者到苏联学习和工作。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常出现对自己或苏联教官、其他领导的职务标志误以为军衔的现象。一位老同志回忆1925年到莫斯科后:"苏联一位少校"来接他们并送他们到基辅,在基辅军校"我的军衔是少尉","工程兵科的总顾问西蒙诺夫上将……工程兵科的主任教官加耶夫斯基中将",他们的教官德国人施拉木"已是苏联上校军官","1928年春,苏联红     

在中国的外国专家

正说起外国专家,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最多的是苏联专家,他们对新中国的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苏联专家总人数有几万人,当时北京比较大的单位都有苏联专家,在全国各地分布也较广,重要建设项目中都有他们的身影。苏联专家的角色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更是全面的指导者,是"顾问"。他们自成体系,跟别国的专家不相往来。苏联专家无疑享有崇高权威,受到最高礼遇,但另一方面,他们并不能像在东欧那样深     

近代军阀盛世才的崛起与谢幕

盛世才,曾经被人称为"新疆王"。他是如何借助苏联、中共的力量扫灭"群雄",登上新疆权力宝座的?在西安事变中,面临选择的关头,他是如何玩弄权术的?自称信仰马列主义的他,为何突然举起屠刀,杀害中共著名领导人陈潭秋和毛泽民?又是出于何种目的,身为国民政府"封疆大吏"的他,迟迟不加入国民党,却将国民党势力长期拒之于星星峡之外?在文中,作者将为您解答这些问题。     

鲍罗廷在广东的几个问题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驻中国的苏联顾问。他在中国渡过近四年期间,正好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由于他在中国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国外研究他的人很多,国内研究他的人反而不多,对一些与鲍罗廷有关的重要问题,多取回避态度;对他的评价也历来有     

没有忘却的记忆——回忆我的父亲胡风

胡风(1902-1985)本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出身贫寒。1921年考入武昌启黄中学,开始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1925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次年入清华大学英文系。1929年东渡日本,入庆应大学英文科学习。1931年参加日本共产党及反战同盟,加入中国左冀作家联盟东京支部。1933年春被日本"驱逐"回上海,任"左联"宣传部长,不久继茅盾任书记。抗日战争开始后,胡风历任"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常委、研究主任及由郭沫若主持的军委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专职委员等职。先后创办大型文学刊物《七月》、《七月诗丛》、《七月文丛》、《希望》等,同时撰写了大量文艺评论文章。艾青、田间、邹荻帆、阿垅、路翎等一批青年作家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崛起于文坛,在他的带动下形成了著名的文学流派"七月派"。1949年,胡风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并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开国大典。1954年7月,胡风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约30万字,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久,发生"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定为"首犯",判无期徒刑。1980年,中央为胡风平反后,先后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委员,后任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给后世留下了440万字的《胡风全集》。     

方法的内外互补:“中国史”学界的中国与西方

正近代以来,中国几乎任何领域都笼罩着中西关系的问题。近些年,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愈益激烈起来。以学术界而言,主要就是中国大陆学者如何面对西方的"中国学"以及与中国本土的"中国学",在史学领域则是如何看待和认识西方的"中国史"学和中国本土的"中国史"学。所谓"中国史"学界,并非专指中国史学界,而是整个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界,其中也包括西方学者。所谓西方,指欧美国家和地区,但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国家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西方学术是一个包     

论冷战时期美国苏联学与政府决策的关系

冷战时期,学者往来于政界是一个显著的美国政治文化现象,其中苏联学家群体由于学术政治化而面临学术与政治双重职业选择的可能性,从而建立了美国苏联学与政府决策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担任最高决策层的顾问、参与国会的各项活动以及在涉及外交与国防的联邦行政机构从事具体工作或提供咨询服务等方面。美国苏联学家的"学术-政治"双重职业角色在美国苏联学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和学科自身的政治化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来信

奥巴马向华人学"知己知彼"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对《环球人物》杂志说他"和中国很有缘",还有一层含义值得琢磨:在奥巴马的竞选团队中,有一位重要的亚裔事务顾问。他叫薛海培,现任"美国     

亚纳耶夫的“最后一搏”

《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一书,副标题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讲的是1991年8月19日到21日苏联发生的那一次失败了的政变。作者亚纳耶夫,戈尔巴乔夫当苏联总统的时候,他是副总统,二把手;在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时候,他下令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权",现在由他亚纳耶夫"行使苏联总统职权"(第7页),成了一把手。政变失败后被捕,1994年2月,俄罗斯国家杜马对参加政变的人实行大赦获释。这是一本为自己作辩解的书。     

苏联顾问与黄埔建军

黄埔建军,是孙中山先生在晚年作出的最重要的决策。没有一支可靠的革命军,革命不会取得成功。建军过程中,当时的苏联政府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向中国派出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军政顾问。革命军的崛起与发展,在中国的苏联顾问们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和作用。以俄为师苏联顾问纷纷来华经过了长期的、“艰难顿挫”的斗争历程,孙中山汲取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和中国革命的失败教训,决心“以俄为师”,建立革命军,去挽救中国的危亡。1921年8月,他亲自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热切表示要加强同苏俄的联系,学习苏俄革命的经验。1921…     

苏联顾问在中山舰事件上对蒋介石的妥协政策初探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南方国民政府内部,苏联顾问与蒋介石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早在1923年9月,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军事代表团到苏联进行考察时就认为“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但当时他隐藏了对苏联戒备甚至敌视的真面目,以口口声声拥护苏联、拥护共产国际的“谦恭”态度骗取了苏联顾问的信任。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真面目必     

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牵线搭桥的外国人

说起“国共合作”,人们不能忘却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牵线搭桥的外国人——鲍罗延。他是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苏联顾问,也是这一时期在中国具体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决定的主要代表,在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人工智能”曾被斥为“伪科学”

正前段时间的围棋"人机大战",引发社会对人工智能的追捧。但在20世纪的中国,"人工智能"一度被斥为"伪科学"。最初是受到苏联影响。20世纪50年代,因为"人工智能"被苏联官方斥为"资产阶级的反动伪科学",所以中国在50年代几乎无人研究"人工智能"。六七十年代,苏联放开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但因中苏交恶,中国学术界     

饶宗颐关于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思想研究

饶宗颐先生治学广博,文、艺、学皆擅,在中华文化乃至域外文化诸多领域均卓有建树,为国内外学界所共仰。他毕生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华文化,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念兹在兹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饶宗颐主张之"华学",即"知己功夫、反求诸己"的传统中华文化之学,他认为现今国人应找回中华传统文化的真义,重塑民族文化自信心。研究"华学",必须具备史学的关联主义,故首倡"三重证据法"、"五重证据法"等方法。饶宗颐更提倡"新经学",即中国古典学在新时代的复兴,希望建立一套全面而系统地代表中华民族文化和思想、感情传统的"圣经",为当代中华文化发展奠定精神基础。为此,学者可以先成专家,然后再追慕会通,以终成"通人"为目标。     

蒋介石收复新疆主权的努力（下）——蒋介石日记解读

苏联势力从新疆撤退 据盛世才自述,他在决定向内后,曾于1942年10月5日向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式庚递交备忘录。要求他转交苏联政府,内称：除外交官员,可给予在新疆居留之自由外,其他在新疆的一切苏联人,包括军事顾问人员、军事教官、财政厅及建设厅之苏联顾问、     

关于刘少奇指导援越抗法行动的情况

刘少奇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也是中国革命战争的重要指导者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与越方就战争指导和中国援助等重大问题进行沟通;越方军委的要求和决定通过韦国清等人报告中共中央军委,军委的答复经毛泽东和刘少奇审定后发出;刘少奇亲自主持了中国军事顾问团的组建,指派陈赓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协助越南人民军总部指挥边界战役。刘少奇的统筹掌控是中国援越工作有效、有力的关键因素,他的指导和帮助是越南抗法战争夺取胜利的重要原因。     

国共关系与日本——战争末期的“容共”纠葛

1944年下半年,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和国共力量的消长,日本政府和陆军参谋本部开始讨论拉拢中共的"容共"政策,推动这一政策的是外相重光葵,他根据对当时国际关系的观察和判断,希望以"容共"为前提调整日本与苏联的外交关系,遭到了中国派遣军特别是华北方面军的反对。重光葵的"对华新政策",军事方面以驱逐英美势力为目的,政治方面则承认存在重庆、延安、汪伪三个政权,以"中国人治理中国",意图分化国、共,维持与苏关系,因为这一政策也妨碍了华北方面军的反共宣传,和对中共华北游击队的清除,而遭到反对。1945年4月,日本政府又提出了"日中苏提携",在中国以"容共"为手段,利用苏联的影响谋求与重庆和延安达成妥协,最后因苏联反对而作罢。日本华北方面军一直宣传其驻军的目的是为了"防共",现在日本政府又打算承认中共的合法性,其战争末期的混乱可见一斑。     

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由来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毛泽东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三者紧密相连成为当时一个响遍中国大地的口号。对于前两场运动,学术界研究较深,人们了解较多;而对于曾经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学术界研究还没有广泛深入开展,人们对其深层次的问题,还知之不多。毛泽东出于怎样的目的发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号召,就是这样一个问题。